1941年，中国对日本宣战，触怒了阿南惟几，长沙城风云突变！|1941年|司令官|宣战|日本|薛岳|长沙城|阿南惟几

日军扩张中国宣战

1941年12月3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第575号大陆令，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任务是“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其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

11月27日，在中国派遣军的军司令官会议上，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就曾作过以下陈述：“第11 军虽应以经过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但在目前应加强粉碎敌之战斗力，与此同时，一面加强谋略宣传，一面谋求实现局部休战，目标应置于‘保境安民’的战略上。”可见，在日军的计划中，扩大占领并不是其主要目的，其目标在于消灭以黄埔系为主的中国军队。但是，日军的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坚持。

11月下旬以后，阿南惟几就听说了军中流传的“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的议论，使其产生了不满情绪。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其“南进计划”正式确立。8日上午，蒋介石召开了紧急特别会议，第2天国民政府公布了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的文告，正式对日宣战。同日，日军“中国派遣军”第23军在南方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也从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的作战，于对日宣战的当天(9日)，布告如下：

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主席林森

自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就没有停止过浴血奋战。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一旦长期开战，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然而，自“七七事变”，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竟然都没有正式宣布断交，也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不宣战、不绝交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特殊点。对中国而言：中国当时极度落后，军需品不能自给，绝大部分还需依靠进口，如果公开对日绝交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如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

在此后相当长的交战中，日本军方的一致意见也认为：“以不宣战为宜”。其理由是，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的经济往来，最大限度地切断中国军事装备的输入，但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大部分军用物资原料也要靠国外进口，如果宣战，同情中国的国家就会限制对日战略原料的出口，日本甚至还会遭到国际上的经济制裁，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弊大于利。

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英、美的介入，为中国抗战胜利增加了筹码，于是中国正式向日宣战。

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一出，阿南惟几由此也改变了先前的态度，他在12月10日第11军召集的各兵团作战参谋会议上，作出如下训示：“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时纪，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整备进攻的态势，专心于加强部队的训练。”

中国向日宣战，重庆军委会即命令各战区对当面日军发动进攻，以牵制日军；同时还命令第四战区向日军第23军进攻，以策应香港英军，并令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进入缅甸直接支援英军防守缅甸。

日军从海上进攻香港，英国守军薄弱，要求中国出兵协守港九地区。香港地处第七战区余汉谋作战地境，余以该战区兵力不够，要求调第九战区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开往港九支援。9日，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抽调第4、第74军南下，拟配合第四、第七战区进攻广州，以解日军攻取香港之围。

鉴于这一特殊情况， 12月13日，第11 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牵制中国军队的南下行动。同日，阿南惟几发布了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命令，第三次长沙会战随之爆发。

根据现存的档案来看，阿南惟几这一决定的作出，有如近似儿戏一般。木下勇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第三次长沙作战，决定的很快，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原因虽然目的在于策应香港作战，但如此仓促决定发动，竟然只是因为第二次长沙会战失败，第11军上下被11月下旬的流言弄得气晕了头，于是才急于想在战场上找回面子。

15日，日军第11 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案，其细节是“首先以第6师团、第40师团将新墙河左岸的中国第20军在新墙河东南地区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捕捉之。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将汨水左岸地区的第37 军击溃。作战于12月22 日开始，用两周左右时间结束。”

第11 军虽然制定了会战指导方案，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至22日中午，阿南惟几到达岳阳时，第11军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从纯军事角度来看，第11军的这次行动完全是漫无目的即兴发狂。木下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日记中不无忧虑地写道：“这次作战，因其动机与策应对象不确切，难以明确进行，更因后勤等无准备时间，不能勉强行事，是一次稍稍不彻底的行动。”

计划不明，任务不确，决心不定，后勤准备不足。尽管如此，第11军还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动了一场新的作战！显然其尚未开战就注定了失败，在此已注上了前因。第二天，先后视察了第6、第3、第40师团后，回到岳阳的指挥所，下达了作战命令。

兵来将挡薛岳坐镇指挥

1941 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建立。

为应对日军的再次进攻，薛岳于11月17日在长沙召开了第九战区高级军官会议，研究防御作战问题的有关细节。会上，薛岳特别指出：“战胜敌人主要是靠平时的周密准备和军民一体与旺盛的士气。”

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第九战区共拥有三十六个师，合计约三十万人。从质量上来说，第九战区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经历了从武汉会战起的一系列战役，某些部队(如第74军) 甚至是从淞沪抗战起打满全场的部队。在战火中，第140师从徐州会战以来愈战愈强，最终成为了第九战区的中坚力量。

第九战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整个中国战场中国军队的精华。薛岳亲自坐镇岳麓山指挥，并将守备长沙的任务交给了李玉堂的第10军，其战斗计划、部署还是运用薛岳娴熟的“天炉大阵”。

按照薛岳的部署：第37军、第20军、第58军等10个军沿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纵深布防，诱敌深入至长沙外围核心地区再予以猛击，并伺机向日军侧翼和后翼发动攻势，南北夹击；置第78、第72军和新3军于赣北地区阻击日军作策应。

薛岳的这种部署是根据湘北的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和装备情况以及战术特点，做出的战术设想，即在敌人深入湘北内地的两侧及正面时，部署重兵应对；当敌前进到浏阳河一带，兵力已经分散时，即发起正面反攻；在长沙东部山区及西部湘江沿岸的部队则进行侧击、包围。

第九战区制定的作战方针，是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为目的，敌进犯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俟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区域时，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就如薛岳所说：使敌人犹如坠入火炉，遭到烈火的焚烧而熔解。

1941年12月，日军五个多师团，十二万余兵力，在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指挥下，对长沙发动了第三次进攻。其部署是：在湖北以第3、第6、第40师为主力，从西塘、龙湾、新开塘出动，正面进攻长沙；独立混成第14旅主力和独立混成第18旅一部策应正面部队作战。

在赣北阿南惟几以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一部西犯上高、修水，牵制中国军队，配合湘北主力进攻。

12月24日，日军从四方房至荣家湾地段强渡新墙河。25日，进至关王桥、犬荆街、龙凤桥、黄沙街一线。第20军作逐次抵抗后，留一部抗击日军，主力向关王桥东南撤退，和第58军协同从西侧击日军。27日，日军右翼第3师强渡汨罗江，中国第37、第99军与其展开激战。

军情紧迫从容自如

1941 年秋第二次长沙会结束，第140师在衡阳、衡山附近休整了几天后又奉令回到金井驻地，一面加强整训演习，修固工事；一面补充装备和兵源。这时副师长张涛调陆军大学学习，原第98师少将参谋长毛定松调为第140 师副师长。

毛定松(1906-1951)，贵州省松桃县孟溪村人。历任贵州省铜仁县县长、第85师师部经理处处长、师特别党部书记长、师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第85师代理参谋长、独立第34 旅参谋长、第82师团长、第98师少将参谋长。抗战以来参加过淞沪罗店、浏河等战役和武汉会战、第一、二次长沙会战。

毛定松因作战英勇且谋略过人，在独立第34旅时期就已崭露头角，深为旅长罗启疆所器重，第82师重新组建后，他又被罗启疆师长任命为第488团团长。后来第79 军军长夏楚中为分化瓦解第82师，就有意将第82师得力之人抽空，企图以釜底抽薪的方法对其吞并，因而毛定松被提升后调入了第98 师任少将参谋长。张涛调走后，第140 师副师长出缺，毛定松又申请回到了贵州部队，以后成为第140师师长。

毛定松在第82师期间也深得继任师长欧百川的器重，所以当初特别让毛定松团担任游击任务。毛定松接受任务后，通过详细调查与周密部署，率领全团轻装急进，插入敌后，挺进至毗连通城、崇阳、岳阳三县间的药姑大山，开辟了敌后游击根据地，对敌展开了军事与政治斗争。

毛定松团在药姑大山时，因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注重保护生产，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同时切实控制沦陷区维持会投敌人员(汉奸)，不许其为非作歹，并从中获取情报，在奔袭与伏击日军中，常有斩获。其中通城维持会会长吴某态度顽固，拒不听命，毛用计邀请其家属来到团部，加以政策攻心和感化并安全送回，使吴某深受感动，痛改前非，并经常及时地透露了敌第45 联队的消息，使毛对敌人动态地掌握，更为确切，所以每有行动，必得到预期战果。

因此第九战区通报游击战况时，唯第82师毛定松团捷报频传，誉满前线。而当时敌第6师团在作战指令中，也特别指出当心敌军罗师毛支队的游击。因为毛定松在第九战区算是颇有名气，所以他的到来自然引起了师长李棠的高度重视。

日军在突破我军新墙河防线后，向汨罗河南岸推进，与我第37军第60师在长乐街南岸遭遇，展开激战。敌后续部队向第60师左翼运动，意在包围该师左翼侧。第60军撤到汨罗江中游的瓮江附近山上，由东向西侧击日军，第95师在神鼎山、东影珠山附近与敌激战。第140师在金井脱甲桥附近加固工事。

第140师奉军长陈沛命令，驰赴李家塅附近，师长李棠急令420团牟龙光部于斩儿桥、李家塅之线高地，迎击当面之敌。因当时师缺参谋长，李棠便口述命令内容嘱毛定松以笔记命令下达，毛于是命卫士打开墨盒，一边以条纸置于图囊上从容记述。包括敌情、友军情况、指挥官决心、420团任务等。一笔行楷，整齐秀丽，无一漏落，为平日案上作书一般。

毛定松在阵中的镇静表现，由于为常人所不及，使众人大为叹服，李棠更为当众嘉许，称之为难得将才。

紧急受命迟滞敌人。

1941年12月22 日是农历冬至，在中国很多地方，冬至是被民间当着小年看的，贵州则以这一天吃狗肉以示过节，按照民间的说法“冬至吃狗肉，明春打老虎。”为的是进补。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37军第140师集中在长沙东北的高桥、金井夏大屋、郑家塅、铁甲桥一带整补。休整期间，师部的京剧团到各团慰问演戏。420团团长牟龙光为了本团能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冬至，特地通知各营连拷狗杀猪，准备全团大会餐。

会餐过后，牟龙光正在陪着客人观看《追韩信》。突然李棠师长来电话要他带着地图明晨拂晓前出发到师司令部开会，并命令各营连迅速准备。牟龙光只好通知剧团少演一二折戏早点回去。当时，第3 营营长刘天培，正率该营在福临铺以东地区修补工事，牟龙光立即派人去要他把部队集中到福临铺东北村庄一带隐蔽，准备待命行事。

牟龙光赶到师司令部，徐定远、郭克俄两位团长也同时到达。师长李棠要他们一道吃饭后，打开地图指示说：“日11军司令阿南惟几，调集了第3、第6、第9、第13、第33、第16五个师团，集中在汉口至岳阳铁路沿线。另外，由随县、枣阳、钟祥、京山、花园、赶水等地抽调约六个师团正向武昌、汉口集中。还有，赣北的修水、武宁、铜鼓之地约四个师团，正集中在崇阳、通山之线。看来，第三次长沙会战即将揭开战幕。你们打电话回团作好准备，以秘密演习的姿态，于明晨出发，并在出发前告知乡保长，作好防空准备，将粮食埋藏起来。”

会议刚结束，各团长准备回去，碰巧薛岳司令长官来电话说：“日军已在新墙河北岸的大荆街、新市街、黄沙街、关王桥附近，与我军发生战斗， 140师应于次晨十时前，赶到神鼎山、影珠山一带迎击敌人，并嘱要稳、准、狠地消灭来犯之敌，要比一、二次长沙会战打得更好。日军第二次长沙会战失败后，在国际上声誉一落千丈，我们要在第三次会战给他一个歼灭性的打击，使它在国际上声誉扫地。”薛长官的口气，不仅决心大，且把握十足。

阿南惟几由太原、鄂北、赣北等地抽调一部分兵力，集中在咸宁、蒲圻、贺胜桥、岳阳之线，向新墙河、汨罗河实行中央突破。企图到达汨罗南岸后，其后续部队，再由汨罗中游渡过浯口、经瓮江沿浏阳大山北麓，经上华山、交溪岭、镇头市迫近长沙，由榔林市、东屯渡配合沿武长路进攻之部队，企图一举夺取长沙。

我军原在新墙、汨罗两线之守军为欧震第4军、杨汉域第20军。由于第4军南调援应香港，此时防守新墙河南岸阵地的只有第27 集团军杨汉域第20军1个军孤悬于前沿。因为，薛岳并不准备在新墙河一线与日军大打，第20军的主要任务是阻敌，尽可能地耗损敌人的力量，疲劳敌人、顿挫敌人进攻的势头，延缓日军南下的步伐。

日军兵临城下，杨汉域早有准备，早已将阵地加固和修复，家眷也一律送往后方安置，粮秣弹药也搬到了前沿，并派人到阵前百余里搜集情报，敌人动态基本为我军掌握。

了解了敌情，第140 师各团长火速赶回驻地各自准备。子夜十一时左右，师长李棠发出正式命令。

第二天拂晓， 140师集结完毕，按照李棠的部署，行军序列为： 419团作前卫，往福临铺直向影珠山、神鼎山方向前进；师部及418团为本队，经福临铺向李家塅前进； 420团作后卫，并负责掩护师之辎重安全，经福临铺、李家塅，到斩儿桥后，进入明月大山。

各团按既定路线前进， 419 团刚抵神鼎山南麓，即发现敌之前卫部队已进到斩儿桥附近，本队正在神鼎山与影珠山方向前进。419团立即集中兵力，在神鼎山南与影珠山北之间以攻击队形前进。这是一次不预期的遭遇，日军意想不到的是一路风雨无阻，竟被第140 师截在中途，因为措手不及，而被打得遍地奔跑。

师部到达李家准备支援419团，同时派传令军官找到牟龙光通报军情。这时， 420团第1营已在斩儿桥与敌遭遇，正在激战中，第2 营跟着第1营，已逐次投入战斗力；第3 营在福临铺，还未赶到时，团部只有一个连作团预备队。

牟龙光赶到师部，请求师长在斩儿桥北端设立指挥所，阵地由420团负责。第3营到达斩儿桥阵地后， 420 团的力量得到了集中。

牟龙光亲自跑到前沿，通过敌情观察，他即果断命第1 营暂时停止进攻。牟龙光第1营孤立作战力量太过单薄，不如调整部署，把兵力布置好一齐出动，更显力量。于是，牟龙光派出第2 营由斩儿桥登上明月大山东北高地，与第99军92师取得联系后，由第2 营从山上向下压，第1 营、第3营(缺一连) 向敌猛攻。团营辎重及非战斗员人员，统归团部指挥随第2营跟进，如发生战斗，应迅速撤离，以保证后勤安全；团卫生队如闻枪声一响，即设立救护站工作，随时准备抢救和转运伤员；团通信排要确保与师通信联络畅通。

有了缜密的部署，经过四个多小时左右的激烈战斗， 420 团把第6师团的一个大队，压退到影珠山北。此时， 419团亦占领神鼎山麓，与420团向敌联合进攻。直到黄昏，敌人都没法前进一步。入夜之后，两团各派出小部队，联合展开夜袭行动。这次不期而遇的遭遇战，第140 师旗开得胜，有效迟滞了敌人的行动，提高了我军士气。因此，第九战区长官部数次来电话表彰。

随着敌情的变化，第140 师将阵地移到明月大山山麓，把敌人的进路控制在我军重火力之下。与此同时，我第60师由黄沙街方面向敌侧击，日军第6师团之一部处于腹背受敌状态，被围困在神鼎山、影珠山、明月大山之间，四天突不出去。第140 师连夜派出部队袭击均有收获， 420 团缴获手枪五枝，战地摄影机一部。

随着战势的发展，第九战区长官部指示：把敌人放进来，然后进行尾追袭扰，让其瞻前顾后，进退失据。

由于第140 师缠住敌人沿着明月大山、梓木洞，向敌第六师后面尾追而来，每天都有小接触，到了东屯渡、榔林市、侯子石战斗更趋激烈。这种不间断的日夜袭扰，使其辎重联队战马被击毙甚多，许多大行李都丢在各村落中而被缴获。日军被此不断消耗，所携带的口粮和弹药大部被缴，尽管第6师团战斗力再强劲，但一日无粮千军散的现实，就使其战力大打折扣了。

第6师团虽已进抵长沙城下，但却被第140 师缠住不放，拖住了后腿。此时，我第27集团军、30集团军所指挥的20军、72军、78军及高应槐、罗卓英两集团指挥的第58军、新3军都由江西西部直向浏阳、醴陵、长沙压来。长沙近郊东、南、北各方面每分钟都未停止过枪声，战斗已达到最激烈的阶段，守卫长沙城的第10 军正在奋力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