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对话：重访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旅|刘敦桢|古建筑|大足石刻|学社|川康|梁思成

至秦

80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的先驱梁思成、刘敦桢等人，耗时173天，跋涉于巴蜀大地，深入考察古建筑与古遗址，留下了时代的印记。80多年后，学者、作家萧易沿着先辈的足迹，历经五年的实地探访与调查，完成了《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一书，使营造学社尘封的3100多张照片及其背后的故事重见天日。通过两代人的视角，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些崖墓、汉阙、建筑——“它们，有的还在地上；有的，已在纸上”。

《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萧易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逆时代的工作

中国营造学社，这个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有着不可磨灭贡献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30年。其创办人朱启钤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梁思成和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他们分工合作，一方面研究古建筑的形制，另一方面搜集史料，开展了广泛的中国古建筑田野调查。

在营造学社的足迹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他们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调查。1932年，梁思成在河北蓟县发现了“充溢着唐风的梦幻般的观音阁”，同年6月，他又前往河北宝坻县调查广济寺；1936年5月，梁思成、林徽因抵达洛阳，一同考察了龙门石窟；1937年7月，他们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佛光寺——证实中国仍存唐代木建筑！不久，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代县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但即便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他们仍坚持将田野调查作为学社的核心工作。梁思成曾感慨地说，在当时，“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

1938年初，营造学社迁至昆明，学社的考察重心也从华北转向西南。1939年8月至次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等助手，在四川省和西康省（1939年成立，1955年撤销）进行了古建筑野外调查，被称为“川康古建筑调查”，这是学社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调查，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调查。半年时间里，他们走访了35个县，调查了730余处汉阙、崖墓、摩崖、古建等。

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野外调查工作只能在警报的间隙中进行。梁思成深知，这次调查如同与日军战火的赛跑，记录的标本越多，留存的历史资料就越丰富。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随身携带重庆政府颁发的护照，以备军警随时盘查。

四川的木构建筑在明末张献忠之乱后鲜有留存，但这里却拥有丰富的汉阙、崖墓和石窟资源。大量的石阙、崖墓展现了汉代建筑的营造法式，为建筑史中汉唐阶段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对汉代部分的描述，明显侧重于四川的考察成果。

川康古建筑调查的资料随着营造学社的流离失所而被尘封，直到2008年，央视编导胡劲草在拍摄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时，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档案馆意外发现了一个蓝布包裹，里面装有560张四川广汉的老照片。基于这些照片，萧易撰写了《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一书。

在整理广汉照片的同时，萧易还惊喜地发现了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洙女士手中保存的一批川康古建筑调查照片，共计3100多张。因为梁思成与四川的缘分深厚，林洙女士将这些照片委托给萧易整理。

在四川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萧易与各地文物局、文管所合作，于2019年春天开始了对营造学社当年考察的古建筑、古遗址重新调查。

由于营造学社并未对照片进行整理归档，萧易拿到的照片仅有编号。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古迹已经消失，萧易只能依靠前人的调查记录、村民的回忆，或是从照片的细节中寻找线索。

经过五年的重访与调查，萧易终于基本弄清了照片中古建筑、古遗址的状况，将3000多张照片拼接成一处处石窟、一座座建筑、一处处遗迹，再将它们拼接成八十多年前的四川。

失之交臂的遗憾

入川后，梁思成一直在苦寻宋元建筑，却总是与之擦肩而过。

1938年11月1日，梁思成一行来到峨眉飞来寺，寺内飞来殿隐藏着诸多古老的建筑手法——殿面宽阔有五间，前檐为四柱三间，中央两柱跨度为8.15米，这种建筑手法被称为“移柱造”，是宋元时期常用的建筑技术。飞来殿内的额枋上有“洪武二十四年”的重建题记，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年号，二十四年即1391年。经过深思熟虑，梁思成最终将飞来殿定为明代建筑。

半个世纪后的1983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对大殿进行维修时，工人们在飞来殿前檐角梁上意外发现了带有“元大德戊戌年”题记的铁钉，大德是元成宗年号，戊戌年即1298年。同样是在这次维修中，附近的香殿前檐额枋发现了“至治二年岁次壬戌十二月”题记，至治是元英宗硕德八剌年号。这些发现证实了两座大殿实际上是元代建筑。

在考察了贾公阙、杨公阙、李业阙、无名阙四座汉阙和明代建筑玛瑙寺，1939年11月28日，营造学社前往考察梓潼县的最后一站——七曲山大庙。这座古建筑群始建于晋代，历经元、明、清三代不断扩建而成。梁思成将七曲山上的天尊殿作为明代建筑实例写入《中国建筑史》中，却未能注意到山上偏僻的盘陀石殿，其内的“减柱造”是元代建筑中极为流行的手法。1937年建成的川陕公路横穿七曲山，将大庙一分为二，盘陀石殿恰好位于主建筑群之外，清代又在大殿前加盖了拜殿，从而掩盖了它的真实面貌。

萧易分析指出，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营造学社只能沿着官道、驿道进行调查。除了飞来寺在峨眉城边，四川已发现的宋元建筑大多位于荒野或田间，这些古迹才能在王朝更迭与岁月流逝中幸存下来，而营造学社匆忙的考察无法覆盖四川广阔的土地。

元代赋税沉重，杂役繁多，许多家族为了躲避赋税和徭役而兴建家庙。四川已发现的元代建筑以家庙为主，例如广元市剑阁县东南的香沉寺，寺庙大殿内保存着数十条清晰的题记，详细记录了捐建寺庙者的籍贯、部分人物的职务以及亲属关系。有趣的是，题记中竟然出现了“梁思成”这个名字。梁思成自己也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出现在他梦寐以求的宋元建筑上。

1999年，大足北山、南山、宝顶山、石门山、石篆山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作，而在民国年间，大足石刻尚寂寂无闻。大足县本不在营造学社的调查计划中，但由于听说有千手观音石刻，他们临时改了行程。1940年1月17日至22日，五天的大足石刻调查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梁思成这样描述大足北山观音：“中镌观音半伽坐像，丰神丽容，宛若少妇。其左右侍像各五尊，如暮春花发，夏柳枝低，极逸宕之美，佛像至此，可谓已入魔道矣。”他用“可谓已入魔道矣”来形容造像这种超脱而无拘束的美已经达到极致，仿佛他也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唯有此句能表达内心的震撼。

考察宝顶山那天下起了小雨，学社成员仅拍摄了二十余张照片就匆匆离开。刘敦桢将宝顶山石刻误判作明代石刻，梁思成虽认为其中部分为宋代石刻，但还是将大部分定为明代。

1945年春，杨家骆带领的大足石刻考察团认定宝顶山石刻系南宋僧人赵智凤营造，并给予大足石刻很高的评价：此次考察之成就，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石窟鼎足而三。

此时营造学社已迁往李庄，梁思成作为大足石刻最早的考察者之一，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是否会扼腕痛惜？

纸上的存在

梁思成在中国各地调查古建筑，并以保护古建筑为己任。在川康古建筑调查途中，他曾为广元千佛崖奔走，成功挽救了一批石刻的命运。

1939年12月7日，营造学社抵达千佛崖。然而，眼前的景象与30年前伊东忠太、柏石曼所拍摄的照片大相径庭。由于兴修川陕公路，拓宽路面，炸山取石，千佛崖下层的石窟遭到破坏，登崖的石梯也已不复存在，使得上层石窟难以接近。从下方仰望，可见的石窟不足四分之一。得知川陕公路计划进一步拓宽六米，梁思成深感忧虑，立即致信时任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赵祖康，请求制止炸崖拓路的行为。赵祖康致函四川省公路局局长范九吾，嘱咐在川陕公路改善工程中勿再损毁千佛崖龛窟，千佛崖最终得以保存，传承至今。

然而，更多的古迹即便处在山间田野，也难逃被损毁的命运。

在芦山县，学社成员对汉朝官员樊敏的墓碑与石阙进行了考察。他们找到石碑，在水田中挖出碑前石兽，但石阙杳无踪迹。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下地耕作的农民意外发现了已经破碎的樊敏阙。原来，樊敏墓园在清末逐渐凋敝，附近的石工为了省事，把石阙当成采石场，隔三差五就从阙身上凿下一块，最终导致樊敏阙倒塌，被遗忘在草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