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其人
国富兵强历来是统治者追求的目标。唐初贞观君臣就曾用“甲兵强盛”和“府库丰溢”来赞美隋朝的强盛。
天宝二年玄宗在望春楼上检阅广运潭中的宝船，看到南方物资源源运到京师，自然是很高兴的。但是由于兵制改革，仅供边兵衣赐一项，就增加了1000万匹，相当于500万课丁一年的庸调。其他用度和宫廷开支也不断增加。玄宗多子多孙，并统统由朝廷养起来。14位成年王子居住的十王院和皇孙居住的百孙院，所用宫人即达8000人。宫中专门设立了维城库，供应诸王的开销。因此，除了边防和军事外，财政一直是玄宗的注意所在。凡是理财有方的，如杨慎矜、韦坚、王鉷以及杨国忠（即杨钊）都受到特别的宠信。
按照唐朝原来的制度，财赋之事，总归户部，而国家财货粮食的出纳、贮存，则归太府寺和司农寺。户部又分四司，户部司负责户口、土地和赋税减免等有关政令，度支司负责财政收支和物资的调运等有关政令，金部司掌握全国库藏钱币绢帛出纳之事，仓部司负责全国仓储出纳的政令。
虽然由于检括户口和漕运的需要，设立了劝农使、转运使等使职，但一直到开元末年户部各司基本上还是各司其职。杨慎矜从开元二十六年至天宝五载（738—746）先后以监察御史、御史中丞知太府出纳，“于诸州纳物者有水渍伤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州县征调，不绝于岁月矣”，其职掌基本上没有超出太府寺的范围。王鉷开元二十九年（741）任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天宝二年（743）充京和市和籴使，迁户部郎中，其职权大体上也还在户部司的范围内。而到天宝四载二月加勾当户口色役使，情况就有了较大变化。他不仅处理有关赋役征敛的政令，如玄宗下令免除百姓赋税一年，王鉷即奏征其脚钱；又对戍边死亡而边将没有申牒除去贯籍的，按原来户籍追征戍边六年以外的全部租庸；而且直接负责征纳。输纳物有浸渍，折估皆下本郡征纳。正因为他直接负责征纳，因此钱帛不仅送入左藏库，而且“岁进钱宝百亿万，便贮于内库”，以供宫内宴赐。他怕玄宗不好接受，对玄宗说：“此是常年额外物，非征税物。”玄宗在位30年，用度日侈，赏赐后宫无有节度，又觉得经常从左、右藏库额外支取不大合适。王鉷每年提供的这些钱物，正是迎合了玄宗的这种需要。因此，不仅不深加究问，而且“以为有富国之术，利于王用，益厚待之”。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皇帝内库的私藏，玄宗把原来分别隶属于户部司、度支司和太府寺的职权全部交给了王鉷。但是，由于勾当户口色役的工作具有临时的性质，因此，王鉷的职权并没有固定下来。
天宝七载（748）六月，杨钊即杨国忠（天宝九年玄宗赐名国忠）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杨钊专判度支事表明理财之职进一步集于一人之身，夺本司职权也进一步制度化。
杨钊是张易之之甥，杨贵妃的从祖兄，与杨贵妃的二姐关系密切。天宝四载被剑南节度使（治今四川成都）章仇兼琼派到京师结纳杨贵妃姊妹。诸杨姊妹把他引见给玄宗，虽可出入禁中，但还只是一个正八品下阶的金吾兵曹参军，地位并不高。天宝七载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不到四年，就连升十二阶，升至正五品上阶，进入高级官吏的行列。三年后，又连升五阶，继王鉷为从三品的京兆尹，不久又加御史大夫，京畿关内采访等使，进入了三品亲贵的行列。一般人需要几十年，即使享有门荫特权的高官子弟至少也需要16年才能进入五品，25年才能进入三品。而杨国忠前后不过用了六七年时间，就从八品跃入三品。一般都认为杨钊能如此迅速地升迁，主要是借助于杨贵妃姊妹。没有杨贵妃姊妹，他根本就见不到玄宗。在几个关键性的时刻，贵妃姐妹也曾为他说过话。这都是事实。
但是，被玄宗见过的人，并没有都受到重用。大诗人李白被玄宗召见后，做了翰林供奉，得以经常亲近玄宗。虽然得到玄宗的赏识，但玄宗并没有重用他。杨贵妃的堂兄杨铦被任为殿中少监，杨锜娶了公主，做了驸马都尉，但玄宗也没有重用他们。而杨钊却很快被委以重任。这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善于理财。诸杨就曾向玄宗鼓吹他“善樗蒲”。樗蒲是古代的一种博戏，以掷骰决胜负，玄宗时也盛于宫中。杨钊侍宴宫中，每每让他掌樗蒲文籍，钩校精密，玄宗非常赏识他的精明，称赞说：“好度支郎。”但玄宗真正认识他的经济之才，他真正显示自己的理财能力，则是在他担任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之后。《旧唐书·杨国忠传》说：
骤迁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儿等使。以称职迁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领十五余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七载六月：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杨钊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聚敛骤迁，岁中领十五余使。甲辰，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
由于杨钊兼领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等十五使，因此他“专判度支事”后，就不仅掌管财政收支的政令，而且兼管粮食钱帛的保管和出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总理财政的大权。
杨钊根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而随着兵制的变化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以及皇室、贵族奢侈之风日盛，国家货币支出不断增加的实际情况，“奏请所在粜变为轻货，及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据《册府元龟》卷五二○《邦计部·希旨》，“所在粜变为轻货”是指“贱贸天下义仓，易以布帛”。自从开元中改变了义仓征收办法后，义仓所储粮食迅速增加。裴耀卿改革漕运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转运江淮义仓粟米的规模。天宝元年韦坚又用江南义仓粟转市轻货运京师。而杨钊则是把全国各地的义仓粟转市布帛，纳入左藏，并且把丁租和地税都变市布帛输京师。这样，就使得中央政府的库藏空前丰富，贮存钱币绢帛的左藏库的库房增加了数百间。
玄宗听到帑藏充盈，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报告，除了想要向群臣夸耀国家库藏财富，自己也很想亲自去看一看。于是，天宝八载（749）二月十三日，玄宗率领百官参观左藏库，看到绢帛钱币山积，玄宗十分高兴，给随同参观的百官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帛，面赐杨钊紫衣金鱼，并让他权兼太府卿事。此后，杨钊经常出入禁中，玄宗对他也日加亲幸。次年，玄宗赐其名国忠。
天宝八载初的这次参观，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心理上对玄宗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首先是解除了开元以来玄宗思想上不断承受的财政上的压力。从宇文融括户到开元二十五年前后赋税制度和财政制度上的某些变革；从重用杨慎矜、韦坚到重用王鉷，都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解决用度不足的困难。开元时的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使财政收入猛增了几近二分之一。而天宝时期虽然经过杨慎矜、韦坚、王鉷的努力，也取得了使玄宗赞赏不已的成就。但他们都只是从某个方面去解决问题，一直没有取得进一步的进展。特别是地方仓库越来越丰衍，而中央仓库的储积却增加不快。因此，玄宗在财政问题上一直还是放心不下。
其次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载春二月戊申条所说：“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皇室、贵族和官僚的豪奢之风，天宝以来即越扇越大，至此，就更加没有限制了。
再次，既然财政问题，特别是陇右、河西的衣赐绢已不再成为问题，因此，玄宗把注意力集中到边事上，要求边将采取进取的行动。
杨国忠所以能取得这样划时代的成就，固然是在前面几位理财家的基础上取得的，但是，无论是杨慎矜、韦坚，还是王鉷，都没有取得专判度支事这样一个可以全权处理全国财政收入、粜变、折纳和转输等问题的职衔。他们所采取的粜变市轻货、变市布帛等措施也都只是在局部地区施行过，而没有像杨国忠那样同时在全国推行。因此，杨国忠专判度支事，这是唐代财政制度上的又一转变，开后来度支使总理财政的先声。司马光引唐人苏冕论曰：
设官分职，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归本而难失。经远之理，舍此奚据。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刻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受厚禄而虚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杨慎矜、王鉷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
苏冕不加分析地把理财言利之臣都斥之为奸臣，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偏见。但他说多立使以后，“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许多部门的职权被使职侵夺；以及“杨国忠终成其乱”，彻底打乱了原来的理财系统，是说得很中肯的，说明杨国忠全面执掌财权的过程也就是户部和太府、少府的事权逐步为财政诸使所替代的过程。到杨国忠专判度支事，则是这种变化的完成。
天宝七八载以后，玄宗对杨国忠日加亲幸。杨国忠自从天宝四载到达长安后，虽然官运亨通，迅速上升，但始终是依附于王鉷和李林甫的。一开始，李林甫以其“微才”，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后来他对李林甫也始终表现为恭敬谨慎，并且在李林甫打击韦坚、杨慎矜、王鉷，排斥异己的斗争中都充当了打手。而且当时财权是分掌在王鉷、杨国忠二人之手，李林甫可以分而治之。所以，两人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天宝十一载（752）。其间杨国忠也搞了一些小动作，如天宝九载，杨国忠弹奏李林甫所厚御史大夫宋浑坐赃巨万，流潮阳，去掉了李林甫的一名心腹。但对李林甫没有造成很大损害。
天宝十一载（752），王鉷因其弟王銲所善邢縡举兵作乱事被赐死，杨国忠接代了王鉷原任的京兆尹、御史大夫、京畿关内采访使以及王鉷所领的二十余使，掌握了朝廷的全部财经大权。这样，杨国忠对李林甫权力和地位的威胁就非同一般了。杨国忠抓紧一切机会，企图倾倒李林甫。在参与审理邢縡案件时，杨国忠令引李林甫私交王鉷兄弟及突厥阿布思事状，并让哥舒翰、陈希烈作证。但这两件事本来不是什么大秘密，故玄宗没有进一步深究。倾倒李林甫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毕竟引起了玄宗对李林甫的疏远。李林甫岂能善罢甘休，便乘南诏骚边，借口蜀人请杨国忠赴镇，奏请杨国忠赴蜀。按照李林甫的本意，是想借此把杨国忠赶出朝廷。但这时李林甫和杨国忠在玄宗心目中的分量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此，当杨国忠向玄宗辞别，谈到必为林甫所害时，玄宗对他说：“卿暂时到蜀区处军事，朕屈指待卿。”并赋诗送别，末句喻以还朝当为宰相之意。李林甫任中书令后，宰相均为二人，其中担任侍中或平章事的，不论是牛仙客、李适之还是陈希烈，李林甫都把他们视为自己的陪衬。而这几位也确无李林甫那样的威势和才能。而这时的杨国忠就不一样了，一旦入相，就取得了与李林甫分庭抗礼的地位，进一步就可以取而代之了。李林甫确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已经病得起不了床的李林甫又气又急，他不甘心一脚被人踢开。善于揣摩人意的巫者说，一见皇帝可小愈，李林甫当然也希望借此看看玄宗对自己的态度。玄宗总算没有冷落这位辅佐他十几年的老臣，亲自登上骊山降圣阁，让李林甫站在院子里遥望，玄宗挥动红巾向他示意，皇帝虽未御驾亲临，但对李林甫来说，也算得上是关怀备至了。
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十二日，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二十七日起一直以中书令或右相而专掌朝政达16年之久的李林甫死了。十七日，玄宗任命杨国忠为右相（即中书令）兼文部（即吏部）尚书并判使如故。据《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五《杨国忠右相制》，任命为宰相前杨国忠所任官职差遣有：
散官：银青光禄大夫
职事官：御史大夫
使职差遣：判度支事、权知太府卿；
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两京勾当租庸、铸钱等使；
蜀郡长史、持节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
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
勋官：上柱国
爵：弘农县开国伯
命为右相时，又兼文部尚书、集贤殿学士、修国史、崇玄馆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
李林甫临终前的头衔是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晋国公，尽管右相的权力是无所不包的，左仆射是政府首脑，但他具体负责的，只有官吏的铨选，财权仍由王鉷、杨国忠分掌。而杨国忠除了继承李林甫原来的权力外，他原来负责的和从王鉷那里接受来的财权和对关内道、京畿、剑南及山南西道的军政大权也全部保留下来。由于他还负责剑南的军事，因此，他还掌握了一部分兵权。这就是说，玄宗给予杨国忠的权力，比给李林甫的还要大，除了军权外，行政、财政、用人等大权，都集中到杨国忠手中。
玄宗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了杨国忠一人，除了对他的赏识和宠信，主要还是由于玄宗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加之年近七十，对政务感到疲倦，正如他对高力士所说的：“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
杨国忠既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力，因而在朝廷大臣中无人能与之抗衡。唯一能与之抗衡并威胁其相权的，只有握有实权的边将。出将入相，原本是唐初以来的传统。尽管在武则天掌权时中断了一个时期，但到玄宗开元年间，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就又恢复了这种做法。开元九年张说以天兵军节度大使入相，或者还可以说成是起用开元初外贬的功臣。而开元十四年（726）以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杜暹同平章事，十六年以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开元二十三年欲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为相，二十四年以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那就是玄宗一种有意识的措施了。这种做法在天宝年间虽然没有继续下去，但是，玄宗赋予边将的权力却是越来越大。因而阻止边将入相也就成为朝廷内部权力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李林甫所以“尤忌（王）忠嗣”，对他倾陷，就是怕他入相。李林甫去世后，玄宗又曾与张垍兄弟和高力士议论过让安禄山为相。禄山节度三道，权力本来就很大。这么一来，就更成为对抗杨国忠的一个抗衡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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