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一位是主持洋务运动的晚清中兴名臣，一位是推动明治维新的日本首任首相，两人相识二十年，在外交生涯中几度交手，各自国家的命运却大相径庭。
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针对朝鲜争端在天津会谈，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晤。当时，李鸿章筹办洋务已经二十多年，取得一系列成果。不久前，冯子材还在镇南关用新式后膛枪炮武装打跑了法军，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下台。因此，李鸿章在和日本谈判时还有几分傲气，声称若“因此决裂我惟有预备打仗耳”。经过谈判，双方各退一步，将中日战争推迟了九年。
然而，伊藤博文并没有被李鸿章的威胁所震慑，一向了解清朝的他，早已看出洋务运动是虚张声势。他回国后，轻蔑地说：“（清朝）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
过了十年，二人又一次见面，情形和第一次大相径庭。
1895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只能以一个纳款求和者的身份前往日本和伊藤博文谈判，换来《马关条约》的屈辱。
在谈判期间，双方谈及台湾问题，伊藤博文提出苛刻的要求，要清朝一个月内交割。
李鸿章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藤博文道：尚未下咽，饥甚。
吃到嘴里还没咽下，所以很是饥渴啊。
一副虎狼之相。
在谈判期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之间曾有过以下谈话。
伊藤博文：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李鸿章)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鸿章：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1898年9月，正值戊戌变法期间，不久前刚辞职的伊藤博文访华，顺路去拜访他一向钦佩的老对手李鸿章。马关议和的双方代表再度相见，伊藤博文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不忘讽刺李鸿章前两年出使欧洲时推行的“联俄制日”政策。
李鸿章对这位比自己小18岁的后辈则有着复杂的情绪，毕竟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给他留下奇耻大辱，李鸿章甚至发誓终身不履日地。
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晤。
三年后，李鸿章在代表清政府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后病重去世。又过了八年，伊藤博文在出国访问时遇刺身亡。
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已经提醒过他，西方之所以富强绝不是因为船坚炮利，而是因为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提出“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言外之意，就是中国必须抛弃“中国中心主义”，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
也许是李鸿章未发现洋务运动的问题所在，亦或发现了而无法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忽略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只是一味造枪炮、办实业，不过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所以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所基于的基本设想是荒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与此恰恰相反。
1868年，在长达数年的内战后，明治政府建立。16岁的明治天皇在倒幕派的安排下，率领文武百官宣读由维新志士起草的《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旧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五条誓文》是明治政府改革的基本纲领，也宣告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本质区别，这是一场彻底改变日本面貌的大变革。
1871年，由岩仓具视担任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担任副使的日本使团开始历时一年十个月的环球访问，考察美、英、法、德等十多个国家。这些人都是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
在亲眼见识欧美各国的先进文明后，日本使团顿时视野开阔，在思想上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木户孝允在游历各国时，第一印象就是中、日等东亚国家的制度落伍了。
他认为，“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赶超东洋”，应该将“开明之风”移至日本。
为了推动日本迅速发展，木户孝允呼吁：“破百年之陋习，驰封建专制拘束之政，兴郡县自由”，逐步给人民以参政权，号召全国发奋革新。
伊藤博文在访问德国期间成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忠实粉丝，积极学习普鲁士以皇帝为核心的国家体制，为日后建立“以普鲁士为第一”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做了大量调查。伊藤博文年轻时不留胡须，在访问德国后，他才学着俾斯麦的样子开始蓄须，有几分模仿偶像的意思。
甲午战争，既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胜利。
1925年，土耳其领导人凯米尔·阿塔图克热烈地赞扬了西方，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西方等于“文明”：对文明洪流的抵抗是徒然的，文明对那些忽视或违抗它的人极为冷酷无情。文明能穿通山脉，翱翔天空，能看见、照亮和研究从看不见的原子到星球的所有东西。力图以中世纪精神、靠原始迷信发挥作用的国家，在它那巨大的威力和崇高的尊严面前注定要毁灭，至少也要被奴役，受耻辱。
振聋发聩，言犹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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