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品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二是执着的求学态度和不懈的创新精神；三是高度的使命意识和崇高的牺牲精神。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和品格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陈寅恪；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启示
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生通晓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腊等15种文字〔1〕，尤精于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著述精湛，在学术史上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现在要探讨中国现代学术史，要研究“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以开拓一条崭新的学术路径，那么，陈寅恪先生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
在他所从事的专题研究领域内，陈寅恪先生为后人留下了多部专著和百余篇论文，对于他的学术研究，有学者认为陈寅恪先生“使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得到整体的呈现，使人们更易于接近它的本质”〔2〕。特别是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剑桥中国隋唐史》给予了高度评价：“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在战争年代重庆出版的两部主要著作和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中，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3〕（P11）但是陈寅恪先生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他在专题研究领域所取得实效的具体成果，他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有着超出于具体成果的更值得人们思考的意义。陈寅恪先生树立了一个高峻的标杆，使人们感受到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可以说，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极其需要像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陈寅恪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之于我们民族和当代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其自由无羁的思想和独立不倚的人格。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是独特的、自由的；其人格是伟大的、极富个性的，他对中国历史所进行的整体性思考，他对中国学术所进行的深刻探究，他对中国文化的与众不同的审视，都是前无古人的。他的博大深邃的学术研究，他的特立独行的学术精神，都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所深为缺乏的。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她在创造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同时，亦积淀了过于厚重的历史文化沉疴，而专制思想便是其最为显著的表症。封建社会的专制政体及其文化传统留给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扼杀人的个性思想和独立不羁的人格，通过政治强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的奴性意识，使人丧失自我。而人一旦丧失自我，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奴性意识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政体最终在历史的渐变与演化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规范、思想体系和文化特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便成为规范和制约社会及个体思想与行为的准则，进而深刻而久远地吞噬着国人的灵魂，使国民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对于此，陈寅恪先生有着最为清醒、最为彻底、最为深刻的认识。他一生是最注重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的。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4〕（P218）在《论再生缘》一书中他又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5〕（P66）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部分中也有如下的话：“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6〕（P4）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先生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数不清的风浪，但他从不为形势所左右，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以后，“全盘西化”论独尊一时，而他却以自己的勇气坚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4〕（P252）。面对喧噪一时的政治思潮，陈寅恪先生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虽然他有时“迫于事势，噤不得发”〔5〕（P150），但却无所畏惧，依然“论学论治，迥异时流”。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坚定了自己“逆流而动”的信念，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暮年，能欣慰地对亲朋好友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5〕（P162）
二、执着的求学态度和不懈的创新精神
陈寅恪先生生于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之秋。光绪末年，朝野尚称苟安之时，他已见其存在的内忧外患。此后国内内战频繁，国外列强侵蚀，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陈寅恪先生毅然奔走于东西洋数万里，遍阅古今中外典籍，以求华夏民族自强图新之路。在上下古今的苦苦求索中，陈寅恪先生看到学术文化在国家民族独立中的重大作用。“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4〕（P317－318）只要精神不死，国不可灭，一时之败亡，也有复兴的大好时机。他毕生不遗余力地阐述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事关国家兴亡的道理，呼唤大师臣子们勇于担当起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托命”之人。他曾忠告：“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担心将来中国“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7〕（P9－10）。主张“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4〕（P252），即对外来的学术思想，一方面要开放，一方面要吸收改造，特别要警觉“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8〕（P83）。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对学术文化的拳拳之心。
陈寅恪先生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真情，是和他的家庭分不开的。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父亲陈三立（伯严）于戊戌变法时，在湖南实行新政，对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卓有成效。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进占北平，陈三立忧愤至极，绝食而亡。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目睹父祖的行为，加之平时所受熏陶，自然培育了他高尚的情操和独立的人格。他自1929年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碑文，到1964年完成《柳如是别传》，一生尊崇道义和气节，并以自己的残病之身，教书育人，笔耕不辍，都是在爱国、爱中华民族、爱学术文化的思想情感支配下完成的。为此，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献身学术，寻找重建学术文化的途径，才是他所能选择的正确的人生道路，也是他惟一的选择，于是他13岁东渡日本留学，20岁远赴德国，后又到瑞士、法国学习，30岁转到哈佛大学，32岁再进柏林大学，到36岁受聘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其间除入上海复旦公学两年外，都在国外坚持学习。据陈先生女儿美延追忆：“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9〕（P364）这种执着而艰苦的求学态度，可以说是常人很难做到的。即使在最为艰苦的抗战时期，“时在忧患疾病穷困之中”，他依然坚持在颠沛流离中三校《新唐书》。“据他自己的题记，完成一校是1939年9月30日，从昆明到香港，患气管炎、肋骨关节炎；二校是1940年12月14日，在昆明，患心悸病；三校是1942年4月13日，香港沦陷不久。”〔10〕（P5）
与执着的求学态度相联系的，是陈寅恪先生对学术文化研究的创新精神，与前者相比，陈寅恪先生的创新精神更具魅力，因而对当代知识分子更具启示意义。可以说，终其一生，陈寅恪先生除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治学原则外，还有就是在治学中总是有过人的见解，在学术研究中总能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特别是他善于运用材料、善于从旧材料和常见材料中提炼出新见解的能力，一向为人所称道。傅斯年先生最佩服的就是这一点。他曾经在《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中对陈先生大加赞赏：“我的朋友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徽，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近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以长庆唐蕃会盟碑为根据，‘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而能使用此项史料者更属至少，苟其有之，诚学术中之快事也。”他与同时代那些留洋欧美的新派学者有所不同，不以“贩运”或“转译”来取胜，而是力主学有根基，言必有据，不因时代风潮而动，而是冷峻的观察事实，从新的视角处理原有的材料来不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新的论点、论据。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了很高的学术目标，即不重在批评他人或鼓吹自己的观点，而是以“文化托命”为己任，以开一代新风为使命：“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兴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4〕（P219）基于这样的想法，陈寅恪先生提出了种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两大中心问题的思想。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从种族与文化入手，分析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状况的复杂变化。他认为，在唐代疆域内，事实上存在着两类地区，一类为汉文化影响占统治地位，一类为胡化地区。同时他根据传统史料，指出胡化地区之居民也可分为两类：一为其人之种族本为胡类；一为虽是汉族，却因久居河朔，胡化日深，已与胡人无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所以唐代的藩镇问题，实际上是种族与文化的关系问题。〔11〕（P108）
三、高度的使命意识和崇高的牺牲精神
作为独具人格魅力的现代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1927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导师王国维先生“感于世变”，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遂于6月2日投昆明湖自尽。“王国维的逝世显然给陈寅恪以巨大的震动，其影响之大一直贯穿其终生。”〔11〕（P248）在王国维去世后，他在遗书中说：“书籍一项，请陈吴料理。”“陈”就是陈寅恪，“吴”则是吴宓，王国维请陈先生料理书籍，其实就是向陈寅恪先生“文化托命”，要他完成自己未竟的学术文化事业。同样，陈先生在王国维的挽联中也写道：“十七年家国久消魂，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伤神。”正是王国维临终时的“文化托命”和挽联中的“谬承遗命”，使陈寅恪先生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所在，那就是如何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如何以自己的学术研究，重新唤起国人对学术文化的信心，从而振奋民族精神，拯救中华民族。
左王国维，右陈寅恪
出于“文化托命”的目的，陈寅恪先生首先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中古史的研究，因为在他看来，中古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既有国家的大分裂，又有民族的大融合，同时外有佛教思想的输入，内有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移植与交流，并且在以后数百年的分裂与动荡之中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他曾经对吴宓说：“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云。”〔8〕（P75）于是从1927年开始，此后的50多年间，他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为使命，怀着其“终必振复”的信念，致力于学术研究。“历大半个世纪岁月的消磨，陈寅恪其志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近、现代的中国学者中无人能出其右。”〔12〕（P514）这种难得可贵的使命意识，使他不仅仅作为一个历史学大师而存在，更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存在。这种深厚浓郁的文化情怀，更能让今天已蜕变为“追逐名声的动物” 的当代知识分子感到汗颜。
有学者认为陈寅恪先生的性格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这主要是指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精神，由于王国维的临终托命，使陈寅悟先生负有诠释中华学术文化之精髓并发扬振兴的重任，但时世的多变和个人的疾病，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使他空有远大的抱负而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使命。
近代以来，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中，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文明古国、泱泱大国应有的自尊和自信，甚至于连基本的健康的常态都把持不住，一批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针对这种尘嚣至上的论调，陈寅恪先生依然坚信中华文化的力量，并对其未来持有谨慎的乐观：“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振复。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抚疏，亭亭如车盖，又可以庇荫百十年人矣。”〔4〕（P245）希望国人能吸收借鉴外来民族的文化，对中国文化加以适当改造，而不是实行“全盘西化”，然而，怀抱着这样一种已经失去其实现的历史机缘的文化改造方案和民族振兴构想的人，在目睹他所珍视的学术文化在持续不断的失落和被现实社会无情地抛弃摧毁，却无法做到“终必振复”，其内心的悲苦是无可言喻的。及至晚年，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受到不正确的对待乃至批判、迫害，加之自己盲目膑足的身体状况，更让他对人生充满了悲凉之感。在他逝世前，他曾述有一联：“涕泣对牛衣，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章稍待眼枯人。”〔8〕（P171）从中可窥见其临终时的悲怆心情。
可以说，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法化解的悲剧情绪都笼罩着陈寅悟先生，但他始终抱有对“我民族”的文化价值及其复活振兴的这样一种坚强信念，并为此而坚守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立场，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其罕见的，确实值得我们崇敬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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