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在的总基调是稳，稳是一种过程，一种不断扩大总需求的积累的过程。

这是不是意味着老百姓的生活会立即发生向好的变化？很可能不尽人意，我们说稳中求进，靠什么稳？

靠投资不行了。

因为务地方财政都在叠加债务，如果投资是一种低效的、脱离市场需求的资源错配，投资就成了叠加债务的过程。所以,要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不是说转就转的了，完成这个转型，至少三十年。更不是出台一个鼓励消费的政策，就能快速完成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提出投资型经济转消费型经济，是一种方向性的否定；说明政策面对经济形势的严峻非常清醒，但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都有一个常识性前提，这就是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是高水平的，否则，就是一个漫长的周期。

居民的收入从哪来，主要是从就业来。

谁是中国就业的最大贡献者，是民营，它支撑了８５％的就业，而国企多少有点寻租经济的特征，不太可能大规模地增加就业；目前国企的资产是民企的两倍，仅支持了７％的就业，那么，中国要实行转型，必须将消费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从２８％拉升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６０％以上，这就需要增加四亿中等收入群体，或者说增加四亿就业岗位。

以《报告》的计划目标为锚，在稳就业的大政方针下，倾民营国营的合力，一年也只能增加１２００万就业岗位，而青年失业率高达１５％；成年失业率为５％，以这样的量级，三十年内中国难以实现从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

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依赖企业的扩表，去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周期太长太长了，对居民来说，无法建立起好的消费预期，所以，说是经济转型，问题却不在企业。

不在企业在谁？

在财政主导的社会大分配；企业、个人、财政的三方分配中，企业与个人都挤压到了樊纲说的“维持”生存的水平，这不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系统性问题，说到底是以财政为核心价值取向分配问题，都是以财政收入，维持行政运转为中心。所以，我们不管多困难，哪怕是疫情三年，对一般纳税人企业，也执行的是高税制，更不要说千奇百怪的寻租方式，企业的利润已经到了边际，一只惊鸿飞过，就是天翻地覆；而居民既然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也缺少医疗、教育、养老诸多方面的社会保障的支持，与西方主要经济体比，在财政支出用于全民共享的部分，占比差了很多，而我们却天天在批判市场经济、批判私有制，说是民企剥削造成的。

实际情况又是如何？

笼统地说，税收的收取，要占到企业收益的６５％以上，看看２０２２年的税收，民企纳税近１０万亿，是企业利润的三倍；银行本质上也是一种寻租。２０２２年银行利润２２０００亿，坐收利息的银行，快追上企业利润的总额了，这并不是好的平衡。而将利润摊平到４７００万家企业，每家年收入达不到中等收入水平，不难想象，在数据背后的千千万万企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商环境，而网络舆论去引向了对民营的批判。

民企退潮，民生也好不了。

民企才是民生的底盘，所以，政策刺激消费，成效不大，因为主要消费群体收入太低。企业与劳动者的收入同时受到第三方挤占，双方都到了生存的边际，这就决定了，在相当的时期里，企业难以大幅提高第一次分配收入水平，更不太可能增加千万级的就业岗位，就业将越来越困难；状况企业都在努力减少剥削，代之以智能机器人；将马云的９９６升级到２４小时全日制。

如此看来，中国经济要从投资型转向消费型，任务艰巨，道路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