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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之役,奉张出力不大,除奉军第二十八师陆续开赴北仓一线并有两个混成旅投入战斗外,余皆作壁上观,均未伤一卒折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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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后奉张却坐享其成。当皖军全线败退时,皖军在南苑的十二架飞机和大量“军械重炮辎重物品,尽被奉军囊括满载而出关外”,气得曹锟大骂亲家“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吴佩孚也指责:“这是强盗行为,但吾辈不可效尤。”直军将士以奉军坐享其成,“愤懑不平,几欲动兵截击奉军”。

不仅如此,张作霖一边同曹锟谈判、分赃,一边继续派奉军入关,使关内奉军达7万之众。他把所部奉军遍布于北京之四周,北京(政府)之命运与政潮的最后解决,全在张氏之手。

段祺瑞、吴佩孚及曹锟,“均得唯张作霖之命是听”。他还利用曹锟的“不学无术”,以曹压吴——“不能刚打完一仗,再同奉军打一仗”的心理,成为北洋政府的第一号“太上皇”。

1、吴佩孚的处境

吴佩孚是直皖战争倒皖的急先锋,皖系的倒台,可以说“只是吴佩孚一军的力量”。直皖之役使吴佩孚在政治上、舆论上成为“中国当代第一号人物”,“中外报章宣传的中心伟人”。吴佩孚为此而飘飘然,自以为成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从而在战后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

他认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应当有极大的发言权,因此他的政治主张应当受到全国各方面的特别重视。然而,这只不过是他的的主观幻想,张作霖从来不把他放在眼下,张公开宣称:

我所合作的是曹经略使。吴佩孚小小一个师长,全国就有几十个师长,而我手下也有好几个。“仅与曹锟商榷国事、处理善后一切问题,而吴佩乎不过一师长,不应干涉政治。”

吴佩孚在惩办祸首方面主张将“段合肥安置汤山,候国民公决”,而张作霖、曹锟、徐世昌则坚决反对;吴在内阁问题上主张先谋统一,而后组阁,张作霖则坚持先行组阁,以便将自己的势力早日伸入中央;吴佩孚认为“新国会几乎完全是安福分子,而安福部之罪恶昭著,则新国会当然不能存在”。主张解散国会,而曹、张、徐、新则作了“断不解散之决议”。

吴佩孚认为欲求真正和平之解决纷乱时局,“唯有组织国民大会…此乃民治之真精神”,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而张作霖则持坚决反对态度,威胁曹锟说:

“如三哥任其所为,则我将单独通电反对。”并公开宣称,将来必须要“消灭这些坏的成分,把这些人,从欧美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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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的顶头上司曹锟,在奉张威胁利诱下,从自身权势考虑,也反对国民大会计划,并指令电报房通电各省各机关:

“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通电召集国民大会,经略使已认为无效。凡各省各机关若接得该电,一概不可认为事实;各电报局接得该电,可以随时扣留。”

曹、张二人不愿国人“只知有吴玉帅”不知有曹锟和张作霖。

因此,他们决不会允许吴氏出头露面,并“以为吴是后生小子,偏裨牙将,打仗是本分,开口伸手轮不到哩。假使吴佩孚没有国民大会的主张,也必收功高震主的恶果”。

吴佩孚完全被排斥在天津会议之外,没有发言权,而他的各项主张:

“安置老段于汤山以明此次战事之责任;迁移清室于京外以杜日后复辟之隐患等均不见诸事实;而惩办三批祸首与组织混合内阁以及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尤多与在京各要人意见相左之处…故不能在京久驻”。

同时,吴佩孚分析了张作霖在中央和关外的野心,认为同奉张“这个仗,充其量再过两年,还是非打不可”,建议曹锟自谋直系的发展。但曹则回答:“能拖,还是拖些时候好,我们刚打完一仗,不能再打这一仗。”

吴见劝说无效,痛下专事“武力统一”和准备对奉一战的决心,决定驻节洛阳,专事练兵,“未雨绸缪,预为准备”。

2、洛阳练兵

洛阳是中国九朝古都。“人杰地灵,为十省通衢,四通八达,地理居天下之中”,为军事重地,在中国历史上,“武王在此举行过大阅兵式以伐纣王”。

到了北洋统治时期,袁世凯准备帝制不成,曾以洛阳为最后的立命之地,在洛阳建筑了一座中西合璧的陆军大营房。

张勋、张敬尧等也都先后在此驻扎过军队和训练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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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洛阳附近的巩县设有兵工厂;又有京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交通可通武汉、南京两大兵工厂,可以为练兵提供武器枪械,具有很大的便利条件,“欲师其进攻退守之策,或云洛阳居天下之中,最便于发号施令以抚缉四方”。因此,吴佩孚在直皖战后不得志情况下,“遂辞湘督之荐,率兵返洛,虎视天下”。

吴佩孚主要参照戚继光的练兵方法,仿照成吉思汗编练“怯薛军”的真谛,开始了他大规模地练就“怯薛军”的治军实践过程。

首先,吴佩孚成立了治军机关——教育处。

责成李成霖拟定了教育计划。他从其第三师步兵第十二标(团)训练入手,以一班12人为单位,全师步、骑、炮、辎重、电信、铁道、舰空诸队最满定员为1.2万人。再将幼年兵1000人扩充为一旅6000人,合计为相当于“怯薛军”1.8万人的计划。

在训练中,该团的一切设备、给养之规定十分完善,采取封闭式训练,不许外人参观,其训练规模、水准不亚于日本士官学校,“教育计划在非常严密地实施”。

其次,编练学兵队。

吴氏不仅考虑到要提高整个部队的身体素质和吃苦耐劳精神,而且特别注重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以最大限度地适应近代海、陆、空立体作战的需要。吴派人赴各地招募大、中学校学生投笔从戎,送往洛阳训练。

“一时开封各校学生,纷纷投效。”由于湖北当局极端仇视学生爱国,而“吴本赞成学生运动”,故“武汉学生,愿往者甚众”。“武昌大学生投笔来洛者亦不少。”以至于一时在鄂造成了“办学危机”,使湖北教育部门不得不规定了五条限制措施:

(1)确系受学校迫害,又不能见容于家庭,不能再事求学者;(2)须同学二人以上之切实担保者;(3)须开明详细籍贯、年龄;(4)身体健康,确无嗜好者;(5)须立志愿书,声明不得中途辍止。

符合以上五条规定者才可报名参军。

第三,编练幼年兵团。

幼年兵团共有1500人,招收全国各省10岁至15岁的青年学生,教官大都是毕业于士官或武备学堂的文武兼资之士及古法拳师,实行文武合一训练。

幼年兵团在学习军事技术同时,也要学习中国武术及擒拿格斗技术,以利于灵活主动地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培养一支文武兼备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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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轮训直系师旅部队。

凡直系军队,一律深造轮训。每师出一营,每旅出一连,集合洛阳,由吴亲自督训,练就回原部队,“以收辗转教练之效”。

第五,建立军官教导团(研究团),轮训将佐,以三个月为一期。

轮训内容包括战略战术、步兵教程、简易测绘、射击教范、兵器学、内务条例等。经严格考核,成绩优良者升级,恶劣者撤职。

第六,建立航空队,以李玉珂为航空队队长,“将来实行三三制;司令部辖三个航空大队(驱逐、轰炸、侦察),九个中队,二十七个小队,每小队配机三架,添购飞机一百架”。

此外,还将配备装甲车两辆;配置拥有8个电台的无线电话队。洛阳大练兵,充分体现了吴佩孚的军事思想,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

3、洛阳练兵的特点

吴佩孚的治军要略首重选将。

他认为:

“盖得一良将,即可得无数精兵也。”“凡为将之道,冬不披裘,夏不衣葛,暑不挥扇,寒不围炉,必与土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艰苦宜居人之先,利便宜居人之后,或操或战,身为之率,苦下功绩。上有赏赐,则不归之于己,而辄归之于人。”“我有苟且之行,即不足以责人,且责人人亦不畏。而讽刺控告之端,因是以起。”“三军举动,惟号令…为将者号令不发之先,必虚衷博访,酌理准情,计时之所宜与人之所能者,毅然出之。既出之后,期在必行,用命者赏,不用命者罚。”

对于士卒,他认为:

“兵不可富,富则思家”;“兵亦不可穷,穷则生怨”;“不可过劳,劳则生变”;“不可使闲,闲则惰心生矣”;“不可过屈,屈则生患”;“不可使浪,浪则放心生矣”。对士兵要实行戒酒、戒色、戒财、戒气、戒烟、戒赌“六戒”,号召将士做到“君子以自强不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民国军人要努力“克己复礼”,作“大公无私之楷模”。

在官兵关系上,吴规定了“将犹父兄,兵犹子弟;将犹师傅,兵犹生徒”的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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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

“无父兄之养,则子弟不能成,无师傅之教,则生徒不能立。”

提倡“官爱兵”,官兵一心,“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为将者既与民同劳苦,尤必善为劝导,使兵与民相习,兵与兵相亲,然后无论兵之多寡,一力一心,生死相倚”。

总之,吴氏洛阳练兵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三点:

(1)严格要求每一个指挥员,必须做到“与下级同甘共苦”,要有“不怕死”和“身先士卒”的精神和勇气;(2)要有严明的纪律,做到绝不扰民;(3)以“保国卫民”为其军事训练和教育的基本内容。

吴佩孚的战术思想,其攻守方法有三:

(1)正面攻击;(2)一翼攻击;(3)迂回攻击。三者不外正攻与辅攻,或主攻与助攻。防御线虽多,亦不外第一、二、三线之分配。其实只分攻势防御与守势防御,前者须留突击路,后者须留退却路。

吴佩孚的战略思想与战术同,不过多一种政略的应用。

主要是比较:

(1)主孰有道?即能得民心军心者胜;
(2)将孰有能?即比较双方将领才能,谁强者谁胜;
(3)天地孰得?即得天时地利者胜;
(4)法令孰行?即军中所注重者,一日军令,二日军法,若能信赏必罚,则士卒用命,战无不胜:
(5)士卒孰练?即两方将官,谁勤于练兵者孰胜。

通过洛阳练兵,吴佩孚的治军才能为时评所公认和赞许。

《向导》周报评论说:

“吴在军事上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这不仅是他在几次大的战争中表现出惊人的指挥才能,而且在训练、教育军队上也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

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吴佩孚用兵确有天才,全是从《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书得来,但变化应用全是他的天才。”

就连其政敌段祺瑞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什么兵,只要到了他的手中,就能打胜仗。1923年夏,上海大陆电影公司拍摄了《吴佩孚洛阳练兵实况》,在国内和欧美放映,使中外为之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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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洛阳练兵,吴佩孚掌握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精兵,从而虎踞中州,威镇长江,为战胜奉系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这支有数十万人马的精兵,其战斗能力在当时的国内无与伦比。

4、夺取陕、鄂两省

1921年5月18日,吴曾派“学兵队”到郑州车站迎接参加天津会议归来的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大雨中队伍严立不乱。

王占元不无感叹地说:说起来真惭愧,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洛阳练兵的同时,吴佩孚又以手中所握精兵,四处出击,抢占地盘,将陕西、两湖、河南等省纳入直系的控制之下。

陕西督军陈树藩督陕5年,罪恶昭著,陕人早有驱陈之心。天津会议提出更易陕督问题,在王占元力荐下,1921年5月25日,北洋政府任命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代陈树藩为陕督”,刘镇华为省长,内调陈为“祥威将军”。同时,直系调遣第十一师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旅取道潼关,第七师吴新田部取道紫金关,配合第二十师阎相文部,迅速开往陕西。

陈树藩被北洋政府撤职后,选择了武装抗命之路。

6月12日,陈以陕西全体军民名义,拥兵3个混成旅,致电北洋政府,声称:

陕境安危,悉视陈去留为转移,务请收回成命;否则,取必要手段,相当对付,惟以力是听,不知其他。

准备以武力拒绝交印。同时还派出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治,准备宣布“陕西自治”,加入西南的“联治派”。

然而当时陕西的局势对陈树藩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陕北有于右任率领的靖国军,陕南有郭坚的陕西民军,这些都是与陈相敌对的势力。而刘镇华所部“镇嵩军”及张锡元的第四混成旅虽表面宣布“中立”,但实际上却暗中与吴佩孚结合倒陈。

7月初,直军第七师由紫金关进占武关、龙驹寨,冯部第十六旅由潼关直趋渭南,以西安为目标大举向前推进。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西路游击司令郭金标也背叛了陈树藩。

7月6日,第二十师推进到离西安二十里的坝上后,陈率部退出西安,经咸阳、兴平、新口子退往汉中。陈退出西安时尚有兵力一万,所存军火,足够半年之用。而且其部下表示“甘为土匪不为降卒”,因此,陈树藩率部屯驻陕、川边境,准备待机再起。

驱陈之后,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旅扩编为中央陆军第十一师,冯以师长兼任陕西剿匪总司令,驻节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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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相文于7月7日接印任事后,号召陕西民军踊跃到西安接受改编。陕南民军首领郭坚首先响应,由凤翔到西安接洽受编,却为冯玉祥等所杀。

8月13日,冯玉样和吴新田在西关讲武堂设筵欢迎郭,郭欣然赴席。当杯酒交欢之际,冯、吴的伏兵齐出,将郭推至校场枪杀,且悬首示众。

郭坚被杀10天后,阎相文出人意外地忽然吞服鸦片自杀身亡。

其遗嘱称:

(1)郭坚当杀,我不能杀;(2)地方荒乱,我不能治;(3)请刘省长将本人灵柩送往保定原籍。

阁相文自杀原因,说法很多,舆论大多认为阎之死为冯所逼。

“冯玉祥因不能见容于吴佩孚,故令随阎入陕。此次冯以皖省同乡名义结纳吴新田,对付阎相文,阁之死与冯实有关系。”

在阎西进之初,吴佩孚曾要他注意所带之人(指冯),但阎“未加深思,终被吴秀才不幸而言中”。“冯玉祥不断向阎相文要饷,逼得阎相文不久就吞了许多大烟自杀了。”

25日北洋政府下令“特任冯玉祥署陕西督军”。10月,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取消靖国军,27日北洋政府任命胡为暂编陕西第一师师长。

自此,吴佩孚将自己的势力伸入陕西,控制了黄河以北地区,对奉张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但同时他又在陕陷入长期大混战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湖北自治,湘军、川军入鄂,将对吴佩孚的“武力统一”计划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吴绝不会坐视不管。

吴佩孚先礼后兵,首先将战争责任推卸于湘、川及“无聊党人”国民党。他自居为正义的卫道士,指责“川湘当道,不察利害,遽起兵端,违约失信”。“是则川湘鄂战事之缘起,率由政客党人酿之,川湘鄂战争之责任,当由政客党人负之。”

随后率军入鄂,平湘征川,以武力迫使湘川签订了“城下之盟”。

通过陕西驱陈和援鄂战争,吴佩孚“不到几个月,连得了两省地盘,巧夺了两个督军”。

5、直系控制河南

河南地处中原,战略位置亦极其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直皖战前,“豫省为直皖两系生死存亡之关键,为两系必争之地”。战后则成为直奉相争的焦点。

河南督军赵倜是反皖八省同盟的成员之一,战后却一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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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河南又被划入直系的势力范围,吴佩孚俨然成为赵倜的顶头上司。

对此,赵倜如芒刺在背,“深患之”,他暗与奉张通好,以资抵御吴佩孚。

1921年4月,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被赵倜撤职,所部缩编为河南第一旅。成的私党第一团团长孙会友首先发动反对赵倜的军事行动,于4月14日迎接成慎到彰德,推为豫北军总司令,通电宣布赵倜兄弟的罪状。为了谋取河南地盘,冯玉祥旅在驻马店与赵倜所属宏威军也发生了冲突,形成南北两路夹击赵倜的军事行动。

赵指斥冯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首先派兵进攻确山防地,因此不得不予以还击。

但这次行动并没有取得效果。由于赵倜联络奉系比较成功,张作霖、王占元都反对更动他,而张作霖已经承认把陕西地盘让给直系,吴佩孚也不便坚持要占领河南。

在此情况下,为了拉拢交情,吴亲自带兵进攻彰德,赶走了成慎,赵倜也亲往洛阳向吴致谢,并派人到信阳向冯道款。但双方的裂痕是难以弥合的。此时吴佩孚的参谋长李卓章亦一心想染指豫省地盘,恰与冯玉祥发生权力矛盾。“李见扼于冯,以致不果,李、冯由是构怨”。而李在吴面前“朝朝浸润之言,益增吴、冯语感”,终于酿成吴排斥冯出豫事件。

1922年1月,吴佩孚力倒梁士诒内阁,逼赵倜发电附和。赵倜竟将此事密告奉张。奉张怒吴之一直倒梁,且更恨其逼赵发电,即以赵电示曹锟,并要挟说:

“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吧!”

曹一向懦弱,深恐得罪亲家,于是告诫吴佩孚说:

“我老矣,不愿再见兵祸,望君勉抑盛气,我且感激不尽!”

至此,吴佩孚始知赵的阴险,“且怒且忿”,派人到开封大兴问罪之师:

“这算不算卖友行为!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听不听由你,几时强迫过你来!”

并勒令赵迅速筹解军饷300万,以示将功折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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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倜在心腹大将赵杰、宝德全等怂恿下,决定不接受这一要求,一面捏造有人暗害他的谣言,在开封宣布戒严令,在郑州、中牟、开封布置了三道防线,又与山东田中玉、安徽张文生建立了三省攻守同盟条约,准备兵来将挡。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赵倜误信奉胜直败谣言,趁直军主力北调,豫省空虚之机,遂占中牟,以为奉军声援,于5月5日通电全国,历数吴佩孚、冯玉祥罪状,宣布河南中立,并令在豫直军解除武装。

当天,赵杰所部袭击郑县,直军第二十二旅、八旅、四十七旅仓猝应战,伤亡甚多。冯玉祥得电后,亲率十一师驰援,陕西第一师亦陆续赶到,与赵部在郑县迤东地区激战数昼夜,赵杰战败,退往开封。“惟此次郑州之战,直军危险已极,卒能于绝处逢生,乃各军同仇敌忾之效果也”。

与此同时,直军靳云鹗部第八混成旅在开往石家庄、途经许昌和尚桥时,也遭受了赵杰部河南第一师的攻击,只得退至武胜关。

吴佩孚此时正忙于军事收束,无暇顾及河南之事,因此致电赵倜,归过于赵杰,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以为怀柔手段。直系各督军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等,为赵杰袭击靳云鹗事,也于5月5日分别电冯玉祥、赵倜,愿秉公调停。

但冯玉祥绝不愿就此罢手。5月8日,冯军与赵军开战,冯玉祥率靳云鹗、王为蔚各军在中牟击败赵杰部,逐之。9日,北洋政府令将赵杰撤职,交赵倜讯办。10日,又将赵倜撤职查办,任冯玉祥为河南督军,宝德全帮办河南军务,刘镇华暂行兼署陕西督军。

宝德全为赵倜旧部,任豫军第二师师长。为保境安民计,宝将所部驻开封、商邱间,以拱卫省会。郑州战事后,河南民众对宝德全的措施极为感激,吴佩孚也因此特别嘉奖。但冯玉祥以其颇孚众望,心存疑忌,于5月13日将其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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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北洋政府下令:

“前月郑州肇事,业有明令,将赵杰伤夺官勋,赵倜身膺疆寄,忿领师干,不能消弭患萌,已属有违职守,乃竟勾匪图乱,共蓄逆谋,既据确切查明,实属罪有应得。著即伤夺原官、勋位、勋章,并赵杰一体通缉归案讯办,以肃军纪。”

至此,直系完全控制了河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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