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国际纪念碑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要挑战埃菲尔铁塔。它就是一座有功能的，脱离古典主义所有窠臼的，完全属于新世界的红色埃菲尔铁塔，在高度上还能压资本主义的埃菲尔铁塔一头：它的设计高度是400米，比埃菲尔铁塔高出近100米。
一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1885-1953)是俄罗斯建构主义发展的核心人物。他借鉴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浮雕和俄罗斯未来主义，创作了融合雕塑和建筑的作品。
塔特林出生于俄国首都莫斯科，他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诗人，塔特林从小就表现出了在绘画方面的天赋。在小时候，塔特林就受到肖象绘画和俄罗斯民间艺术的启发。他在莫斯科开始了他的肖像画家生涯。1902年至1910年期间，他在莫斯科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以及莫斯科东南部的彭萨艺术学院学习。
1913年末，塔特林去了柏林和巴黎。在巴黎，他拜访了毕加索，发现了他对三维混合媒介结构所采取的形式解析方法。毕加索以铁皮、木板、纸片等实物材料所作的拼贴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西方立体主义绘画深深吸引着塔特林，他多次表示希望留下当毕加索的助手，但都被婉拒。
到1915年，他游历了欧洲、土耳其、埃及和小亚细亚。回到莫斯科后，他创作了一些他称之为“绘画浮雕”的作品，并于1915-1916年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举办的“O·IO”未来主义展中展出。他成为莫斯科艺术家团体的领袖。他们将工程技术应用于雕塑建造，并发展成为建构主义。
塔特林把建筑和雕塑融合在一起。他探索材料的自然潜力，以及可以用这些材料创造的以几何为灵感形式，因而他的作品是抽象的。除了线条、形状和形式外，负空间或周围的空间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塔特林和建构主义者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探讨了当代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从1919到1920年，塔特林为列宁格勒的共产主义国际总部设计了一座纪念碑，被称为第三国际纪念碑。1920年11月，这座纪念碑的模型在该市展出并拍了下来。虽然从未建造过，但它成为了建构主义艺术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范例。
二
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给物化的世界带来勃勃生机，人们相信，作为一个复数的我们完全可以满怀信心的控制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俄国人民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带领之下信奉社会主义，他们对公社宣扬的美好生活方式产生向往，表现在建筑设计中便是：建筑师构想建筑方案的过程受社会主义制度所宣扬的公社化思想影响并向这种形式靠近。为响应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领导，俄国的先锋派艺术家都积极投身于政权的宣传工作当中，塔特林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们有的为宣扬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法令而绘制街道宣传画，有的为庆祝革命胜利而布置设计舞台等。
1918年，列宁与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纪念碑”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有关部门提出了建造66座纪念碑的活动。在“纪念碑宣传法令”的大力支持之下，1919年，塔特林接受了莫斯科造型艺术部的委托为纪念十月革命设计一座纪念碑。1919年底，塔特林的纪念碑设计完成，当时正值第三国际宣告成立，为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塔特林将纪念塔命名为“第三国际纪念塔”。
根据预先的设计理念，“第三国际纪念塔”横跨涅瓦河，它的体型超过埃菲尔铁塔的高度，计划高度为400米。从外形来看，第三国际纪念塔整体设计给人一种微微倾斜的感觉，外形颇具动感。纪念塔采用由上自下逐步收缩的螺旋式金属骨架围合成一个倾斜的金属支架和玻璃核心中轴，从空中俯视设计模型，可以看到一条螺纹型钢架一圈圈与倾斜的挑杆连在一起，螺旋线从上至下贯穿了格栅网和空间的其他钢铁部件。螺旋式金属骨架为整体的结构骨架支撑，骨架由钢筋制成，以赤红色饰面；倾斜的中轴内自上而下悬挂着3个几何形体，分别为一个立方体和一个圆柱体的玻璃空间，这三个空间分别承担着这座建筑的核心使用功能。几何体空间主要供集会、演讲使用，使建筑成为具有多种功能的实用动态结构综合体：最下层的立方体空间设计为议会大厅，供共产国际最高权力机构使用；中间锥体空间供共产国际执行机构使用；最上层的圆柱体空间供共产国际讯息机构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使用。其玻璃空间构成的4块平台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以年、月、日、时为单位有节奏地分速旋转，具体来说，最下面的立方体空间旋转以一年为一个周期，中间的金字塔形体空间旋转以一个月为一个周期，处于最顶端的圆柱体空间则旋转一天为一个周期。很自然，作为新世纪的象征，第三国际纪念塔内部体块的不同旋转速率将是暗示宇宙的象征：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年），月亮绕地球转（一月），地球自转（一日）。建筑上空配有革命标语，在灯光照射下映射到巨大屏幕上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纪念碑顶端放置一面旗帜，旗帜上同样印有标语。
巨大的螺旋钢结构让那个时代熟习宗教经典的人也想到了另一座塔：那座实体的巴别塔完成之前，易怒善妒的神就用语言分隔了各个民族；那这座新的，钢铁和玻璃的塔建成之日，就是世界上无产者突破藩篱联合起来之时。完成了以艺术性关怀共产主义理想的“工程”。
塔特林做出了一个六米高的大模型，在1920年年底送到莫斯科展览，引起了一定轰动和一些评论。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一个同样先锋的家伙，对塔的夸赞有加：“这是第一个没有胡子的纪念碑”。
不过不少人也觉得这座巨构难以实现。这个方案虽然承袭了人类施展才能的技术追求，但是以艺术构成神化生活结构的理性组合过度幻想了，或是夸大、混淆了国家与社会的肌能。据一些记载，托洛茨基对这座塔的评价就是，“浪漫而不切实际。”
塔特林的模型被束之高阁，慢慢都不知所踪。
三
但第三国际纪念碑的价值似乎在于另一种维度的“实现”。那就是展现一种新社会的力量、证明一种新文化的梦想和抱负。似乎在这种意义上，越是在窘迫的环境里做出来的成果，就越有它的象征意义。或许，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似乎从开始设计的那一天，就没打算实现过。
之后的几年里，塔特林为苏联政府做出了更多的模型，在节日和展览上面展示。这似乎也说明了红色政权对这座塔的看法——也许我们没法建成它，但是我们证明我们有想象未来的力量。
在此之后，第三国际纪念碑并没有被世界各地的人们忘却。莫斯科、巴黎、斯德哥尔摩、伦敦等地都有后人重现这座塔的复制品，这座纪念碑也算是真正存在而无处不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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