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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直皖战争结束后,北洋政府面临着惩办祸首、收束军事等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内阁、和会、国会、外交等一系列的难题。
在惩办祸首问题上,徐世昌和直系的意见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徐世昌的图谋
徐世昌在段氏倒台后,对自己的权力抱有美好的幻想,认为“太上政府”既倒,他以北洋派元老的资格就可以成为北洋派的唯一领袖,因此希望直奉军不进北京城,关于战后解决时局的一切问题均由曹、张等提出具体意见,交他统一处理。他对段主张“不为己甚”,认为“段有三造共和之功和参战增高国际地位之劳”,“即大有殊勋于国民,朝野属望綦段”,当更在“取消惩办”之列。
只要解除其一切职权,使段今后无权无勇,就不妨听其自由安居,且应予以相当的优遇。他还特别声明:“芝泉由我一人保险,如有伤之者,我愿以全家相保。”
至于皖系和安福系分子,除极少数祸首外,徐世昌主张“概不株连”,“概予免究”。
他这样做的最大目的是想直奉两系保持平衡力量,同时允许各省皖系势力保持原有地盘、地位,造成北洋派“鼎足而三,共戴一尊”的新局势,使他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
徐世昌的宽大主张颇得张作霖的赞同,奉张和皖系本没有什么血海深仇,不必赶尽杀绝,而且皖系的失败,也给了张作霖一个收集皖系残余、壮大自己力量的机会,因此他的态度非常缓和。
曹锟主张惩办一切与事变有关的皖系政客和安福系分子,不过他为了保持和奉系的友好,尽可能迁就张作霖。因此,在惩办祸首问题上,只有吴佩孚最力。他主张彻底肃清安福分子,查抄祸首的财产充作善后经费,解散安福国会,幽禁段祺瑞于汤山。
2、吴佩孚严惩安福祸首的主张
1920年7月23日,吴佩孚致电北京步军统领王怀庆要求严惩安福祸首。
电文称:
“段氏窃柄,视元首为傀儡者三次矣。以国家为一家之私产,引狼入室,丧尽国权。…非将奸党歼除不可。”
并拟六项歼除办法请王向徐世昌陈述:
(1)边防督办官制取消,边防军解散;(2)西北筹边使制取消,西北军解散;(3)段合肥安置汤山,候国民公决;(4)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拿交法庭审办;(5)国会停会;(6)安福祸首王揖唐及该系议员追交证书,永褫公权。
徐世昌并没有满足吴氏所请,第二天只准免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职。
27日,吴进一步提出一份惩办祸首14人名单。吴认为曹汝霖、陆宗舆二人在段内阁时从事外交,“举借日款17986万元”;出卖我山东主权;为皖系支付了高达“八百万元的军费”,是当然的祸首,因此将这两个卖国贼首开于惩办祸首名单中。但徐世昌与曹、陆关系非同一般,接吴条陈后,“答应不能全允”。并说“此次乱事,二人实无参与的确据”,所以“亲笔划去曹、陆二人的名字”。
使这两个卖国贼逃脱了应得的惩罚。
江苏督军李纯也电请将安福系党魁王揖唐列为祸首之一,鄂督王占元要求把吴光新列进祸首名单一并惩办。对此,徐世昌以此二人均不在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为由,拟另案办理。
7月29日,在吴佩孚的强烈要求下,北洋政府下令通缉祸首:
国家大法,所以范围庶类,缅规干纪,邦有常刑。此次徐树铮等称兵畿辅,贻害闾阎。推原祸始,特因所属西北边防军队,有令交陆军部接收办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继而煽动军队,遽启兵端,甚至胁迫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别立定国军名义,擅调队伍,占用军地军械,逾越法轨,咨逞私图。曾毓隽、段芝贵等,互结党援,同恶相济,或参预密谋,躬亲兵事;或多方勾结,图拢公安,并有滥用职权,侵挪国帑情事,自非从严惩办,何以伸国法而昭炯戒?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着分别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各获依法讯办。
8月4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承认安福系为政党而认定是一个构乱机关。但又声明:
“除已有明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设有该部支部者,一律解散。”
这道命令引起了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严重不满。吴佩孚为了将“逆党永绝根株”,使“百僚守度”,再致书徐世昌:
安福贼党之祸国殃民,实属罪大恶极,种种罪状,罄竹难书…今幸天佑其衷,群贼畏罪潜逃,虽经明令严缉,过案者尚属寥寥。此种元凶大憝,如无一日逮捕依法严惩,何以正国法而警将来。…总期除恶务尽,免致恢复。
他应曹、张邀请赴京,提出“铲除祸根”为解决时局第一要义,再开“三十余人祸首名单”,务求“一网打尽”。在此情况下,徐世昌才又于7日补发两道命令,除通缉王揖唐外,还以“附乱有据”的罪名,通缉安福议员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6人。
然而,此时所通缉的人员均已逃匿一空。在通组的10大祸首中,除李思浩单独逃往苏俄道胜银行外,其他9人全部躲到东交民巷日本军营内,日本公使馆也坦然承认收容了他们。中国政府多次与日使交涉,要求立即引渡祸首归案,绝不让各犯逃走,或迁移他处藏匿。
然而,日本公使对中国的照会却漠然视之,并公然帮助徐树铮逃往上海。而且当藏匿在日人所设扶桑馆内的光云锦被警察查明捕去后,日本公使竟提出中国警察不应侵犯日本商人的所谓抗议。
在徐世昌及张作霖多方阻挠,日本帝国主义庇护与捣乱的情况下,被通缉的祸首中,除方枢、光云锦、臧荫松三人被捕获外,余皆脱出网罟,逍遥法外,“北洋政府率未能弋获也”。通缉令成了一纸空文。
3、皖系势力的遣散
关于收束军事和处置皖系残余势力的问题,引起了直奉两系的更大矛盾。徐世昌本打算在边防军溃败后大举裁兵,以减轻财政负担,但是直奉两系却争先恐后地抢夺吸收边防军第一、第三两师的残兵败将,用以扩张自己的实力。奉军首先在小站勒令龙济光所部新振武军缴械遣散,随后又将西北军宋子扬旅移驻通县,改编为奉军。
直军也将第九、第十五两师接收,改派陆锦为第九师师长,齐宝善代理第十五师师长。后宋旅在通县哗变,第十五师在保定哗变,均被解散。
8月7日,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第三师师长陈文运、第九师师长魏宗瀚、第十五师师长刘询、谦盛将军张树元等都受到免职查办的处分。第十三师师长李进才也被免职,但未受处分,师长一职改由王怀庆兼任。驻洛阳西北边防军宋邦翰、张鼎勋两部被吴佩孚派兵勒令解散,驻张家口的边防军也被王廷桢派兵解散。
至此,边防军除驻库伦的褚其祥一旅因为远在边地独获保全外,其他均被收编或解散。
直皖战争前,被称为皖系或附庸于皖系的各省军人有山东田中玉、安徽倪嗣冲、浙江卢永祥、福建李厚基、山西阎锡山、陕西陈树藩、刘镇华、甘肃张广建等。
阎锡山曾出兵娘子关,刘镇华出兵潼关企图策应边防军作战,由于战争迅速结束,二人悄悄收兵退回原防。
山东田中玉不是一个色彩鲜明的皖系军人,在直皖战争时曾劝阻马良出兵,所以直系对他尚无恶感,地位得以保全。
陈树藩鉴于靠山已倒,企图与陕西民军弃怨讲和并放出被他所俘获的民军司令胡景翼,但此举并没有得到胡的谅解,民军仍与他为敌。
张广建久为甘肃人民所切齿,而且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等西北军人也宣布与之脱离关系,陷于孤立。12月31日,北洋政府借口他违法种烟将其撤换,调绥远都统、第一师师长蔡成勋为甘肃督军。
浙江卢永祥拥有北洋军第四、第十两师,兵力雄厚,因此其地位得以维持不动。福建督军李厚基则北与浙江打成一片,南与粤军陈炯明订有停战条约,直系对他也只能置而不问。由此,上海和浙江成为皖系保存下来的最大据点。
安徽督军倪嗣冲是皖系著名的死硬派,此时病势沉重,在北戴河养病未归,因此,安徽成了战后直奉争夺地盘的中心。张作霖抢先保荐张勋督皖,因曹、吴抵制作罢。苏督李纯为获徐、海地盘,保荐这一地区镇守使张文生督皖,将其推出徐海地区。北洋政府用他项利益交换张作霖的同意,于9月16日发表命令,派张文生继任安徽督军,并提升李纯兼任长江巡阅使。
4、组阁问题的较量
在中枢权力内阁问题上,徐世昌与直奉两系的意见也有分歧。
徐世昌企图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但遭到曹、张的一致反对。曹锟认为:
“吾辈今日之战,牺牲许多生命,是为国争人格,并非为官僚造机会。”
张作霖则说:
“与其用周氏组阁,何如使翼青(靳云鹏)复职,俾各方面均易融治。”
因此,张作霖建议仍请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复职。而曹锟希望亲直的北洋老将王士珍组阁,认为王氏素无党派,同各方关系融治,南北统一的局面可以告成。
7月29日,张作霖、曹锟、李纯及各省军人所派代表齐集天津,举行会议,决定了三个问题:
(1)解散安福国会;(2)请靳复职;(3)取消上海和会。
8月7日,徐世昌又召集曹锟、张作霖、萨镇冰、田文烈、张怀芝等召开联席会议。在会上,徐世昌急于成立正式政府,以便发号施令;张作霖坚持先行组阁,以便将自己的势力早日伸入中央,箝制吴佩孚干政。
因为在此之前,吴佩孚主张先谋统一,而后组阁;在正式内阁未成立前,一切措施黜陟,均归军政范围,由国民大会解决。国民大会采取“国民自决”的原则,由全国各地选出代表,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所有纷争,均由国民公决。
8月1日,吴曾通电全国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这个通电的发表,引起全国不少团体的纷纷响应,各省旅京绅商联合成立“国民大会促成会”,上海成立“国民大会策进会”,武昌十四团体通电请北洋政府速按吴将军所拟办法,迅令各省区先行召集国民大会,“以符民本主旨”等等。
但这个电报也立刻引起了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以及曹锟的反对。靳云鹏悻悻地说:“召开国民大会,简直是要革我们的命!”
曹辊通电声明:“吴佩孚所发东电,未得同意,应予撤回。”国民大会在张作霖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胎死腹中。
8月9日,徐世昌迫不得已特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11日,靳内阁组成:外交颜惠庆、内务张志潭、财政周自齐、陆军靳自兼、海军萨镇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农商王乃斌、交通叶恭绰。在内阁成员中,除张属直系外,王、周、叶倾向奉系,故内阁奉系色彩浓厚。
靳云鹏之所以能够第二次组阁,其原因是:
靳坚决反对皖系中的徐树铮派,他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曹锟的换贴兄弟,吴佩孚的恩师,能使各方面都可勉强通过的得天独厚的内阁总理人选。同时靳也得到了外交团的支持,因此,在王士珍表示不愿出山、周树模“绝对不就”的情况下,阁揆人选,就“非靳莫属”了。
5、地盘的争夺
关于上海和会问题,徐世昌于8月4日派李纯继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军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但此时广东发生了粤桂战争,上海和会已经无足轻重,所以李纯不肯接受总代表一职。靳云鹏也主张“不议而和”,改南北和会为统一会议,在天津开会。但因桂系忙于军事部署,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在国会问题上,北方各方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吴佩孚认为,安福国会产自非法,现在安福系既倒,安福国会应予解散,此乃理所当然,因此吴成为主张解散安福国会的最力者。
他通电阐明了解散安福国会的理由:
(1)新国会组织的身份不健全,民意与法律二层都说不过去;(2)南北统一有新旧国会同时解散之约;(3)新国会几乎完全是安福分子,而安福部之罪恶昭著,则新国会当然不能存在。
吴佩孚铲除安福国会的主张遭到徐世昌的极力反对。徐世昌是新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如果明令解散新国会,其本身的“法律地位”立即动摇。徐决不想成为“段祺瑞第二”,所以只同意解散安福俱乐部而断难同意解散由该部组成的国会。他以新国会任期已满,人员已星散,提出让其自行消亡,而不用明令去其名。保留其名,可作“取消南方旧国会之交换条件”。
在南北军人、各方政客中,对国会问题也意见纷纭。他们或主张取消国会,以国民大会取代之;或主张新旧国会两消,按旧约法选举新国会(即新新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张作霖不发表意见,靳云鹏也表示无可无不可。最终经徐、靳、曹、张会谈,决定听其自然休会,北洋政府做了“断不解散之决议”。
8月30日,安福国会宣布闭会。
在总统问题上,曹张二人认为维护徐世昌对他们是有利的,只有吴佩孚的态度有所不同。吴所主张的国民大会,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解散安福国会,否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然后与南方组织统一政府。
因为南方护法始终以取消北洋政府,另建民国政府为目的的。但在曹锟于8月16日的说服下,吴从此对总统问题绝口不谈。
在政治分赃和争夺地盘问题上,曹张二人在京每天忙于此事。
张作霖想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都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内,并且还有“问鼎中原”的野心,这与直系的利益必然要发生冲突。
为了满足曹张政治分赃和地盘划分,8月底到9月初,徐世昌通过张志潭、叶恭绰、吴芨孙等的斡旋和多次的交易,签订了一项密约:
(1)以后国家大计,须先征求曹、张同意而后施行;(2)东三省以及直鲁豫巡阅使范围内,用人行政,政府予曹张以方便,不能有所干涉;(3)总统地位,由曹张竭力维持,曹汝霖、陆宗舆亦由曹、张负责保全其面子;(4)靳内阁如有为难之处,曹、张予以援助;(5)各省如有不服从中央命令,曹张有劝告之责;(6)段祺瑞生命财产,曹、张予以保全。
此外,对曹张在全国的地盘,中央亦采取“不偏不倚”、“平均分配”的均势政策。
直奉两系达成的分赃协定规定:
(1)撤销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改使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8月20日发表),吴佩孚为三省巡阅副使(9月2日发表);(2)升任李纯为长江巡阅使,派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9月16日发表),随后又改长江巡阅使为苏、皖、赣巡阅使,仍以李纯担任,加派齐燮元为副使(10月2日发表);(3)王廷祯调任祯威将军,改任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第十六师师长(9月21日发表);(4)直军各旅长一律提升为师长,阎相文继范国璋之后为第二十师师长(10月3日发表),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鍈为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师师长,并提升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为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混成旅旅长(10月17日发表);(5)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李纯晋授英威上将军,靳云鹏、王占元、赵倜、陈光远均晋授陆军上将,吴佩孚、王承斌均授勋二位(10月10日发表)。
曹锟因无可再加,由徐世昌“特令嘉奖,以彰功绩”。
6、张作霖觊觎长江的野心
密约和分赃协定表明,战后北方的局势发生了改变,北洋政府由一个太上皇(段祺瑞)变成了两个太上皇,一个是张作霖,一个是曹锟。
曹、张二人有决策军国大计的特权,任何一件事,曹锟点了头,张作霖不点头,事情就办不通,而曹、张之间代表直奉两系的利益,很多问题并不协调,使做“小媳妇”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难以适从。
在地方上,直奉两系也展开了争夺地盘和安插亲信做各省督军、省长的激烈斗争。
在皖督与苏皖赣巡阅使问题上,本来北洋政府在1920年9月6日已任张文生督皖、李纯为长江巡阅使(后改为苏、皖、赣巡阅使),但李纯于10月11日突然“自戕”,张作霖乘机再保荐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兼领苏督,以便奉系势力伸入大江南北,对抗并威胁直系势力。但“直系窥破此点,力加破坏”。曹、吴力荐亲直的王士珍出任苏皖赣巡阅使。12月3日,徐世昌下达任命令。王因地方反对激烈,声明决不就职。
有鉴于此,吴佩孚暗使名流政客张一鹰在其组织的自治联合会上讲演,以“如再加一巡阅使,三省人民之负担,实不能堪。…此一职使三省为政争之旋涡”为由,反对中央设苏皖赣巡阅使。
在此情况下,1921年1月7日,徐世昌下令“苏皖赣巡阅使一缺著即裁撤”。
张作霖在保荐张勋任苏皖赣巡阅使的目的不能达到后,退而求其次,力荐其为苏督,为此,张作霖表示自己“愿任苏督而已,奉督让与张勋”。但张勋名声实在太臭,各方反对甚力。
10月15日,苏督一缺被吴佩孚向北洋军政府推荐的属于直系的师长齐燮元所得,使张作霖问鼎中原、走马长江的野心受挫。
7、直奉矛盾的扩大
张作霖深入长江的野心失败后,加紧实现其“大满蒙主义”,争夺西北地盘。
1921年3月14日,外蒙活佛绷楚克拉布丹及郡王希尔达木丹等,勾结白俄匪军进犯库伦,在日本嗾使和军火支持下宣布“独立”。5月30日,奉张自告奋勇“征蒙”、“援库”,从而获得“征蒙”全权,北洋政府令其“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
北洋宿将、热河都统姜桂题坚决抵制张作霖派兵经热河入蒙,顺手得热河地盘的阴谋。姜在全热河地区施行临时戒严令,所部毅军全军处于战备状态,以武力遏止奉军入境,双方形成僵局。时河南督军赵倜有求于张作霖,张则以劝说姜桂题让位为交换条件。
姜在河南产业甚多,全靠其旧部赵氏兄弟保护。所以,经赵的说合,姜才“无恋栈之想”,让出热河地盘。
7月1日,奉军第二十八师汲金纯由锦州出发开往热河。9月11日,徐世昌“特派昭武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毅军军统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着即来京供职”,“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
陕西地盘也是直奉两系争夺的焦点。陕督陈树藩在陕5年,罪恶昭著,陕人早有驱陈之心。天津会议提出易陕督问题,直系推举王承斌或蔡成勋,奉则以许兰洲督陕相抵。王占元则力荐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督陕,一方面讨好吴佩孚,另一方面又可减少鄂省客军供应之繁。
1921年5月25日,北洋政府任命阎相文“代陈树藩为陕督,刘镇华为省长”,内调陈为“祥威将军”。
直奉矛盾的不断扩大,使徐、靳深感不安,如果不加以调整,很可能就会兵戎相见。同时,北洋政府也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事情。
然而,徐世昌、靳云鹏如果得不到曹、张点头同意,对任何问题都不敢放手进行。为此,很有必要召开一次巨头会议。
靳云鹏吩咐京汉、京奉两路局开出专车,分赴保定、沈阳两地迎接曹、张二人到北京举行会议,以便统一步骤,决定施行。尽管靳迫切要求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但是曹张两人知道到北京逼不出军饷,并且害怕讨论裁兵问题,因此认为没有召开会议的必要。
后来在靳的再三邀请下,张曹才到达天津,并主张在天津开会。鄂督王占元也在被邀请之列,而吴佩孚却被排斥于会议之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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