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帝国和大英帝国有何不同？看完才知，一个抢地盘，一个建制度|俄国|大英帝国|殖民地|照会|美式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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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海约翰还没来得及评估一下“开放门户”照会的效果，中国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动。

1、俄国占领东北的图谋

1900年5月底，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开始大规模袭击在华外国人，6月份清政府公开支持义和团并允许其进京，与此同时西摩尔率领2000人的军队沿北京一塘沽铁路线向北京进攻，已经与义和团进入交战状态。

到6月下旬，清军和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的使馆区。从列强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派军队入侵北京以解使馆区之围，但其真正担心的是在华利益格局被彻底破坏。

当时很多西方人怀疑清政府支持义和团围攻使馆是俄国的阴谋，以便扫除其他列强在华势力，独霸中国东北和华北。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并不相信这种“俄国阴谋论”，但他非常担心俄国趁机对中国进行军事征服：“在我看来，俄国而非中国才是当前最大的危险。”

而在俄国决策层内部，如何侵略中国一直有两派意见。

一派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主张用财政、贸易、铁路修筑等手段对中国进行渗透，“和平”地攫取最大份额的在华利益，俄国外交部总体上也倾向这一派；另一派则以陆军大臣为代表，主张用军事手段强行占领中国领土并进行直接控制。

可以说，在19世纪末，这两派意见一直在竞争，对沙皇的影响也互有消长。但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涨时，陆军明显占了上风，陆军大臣克鲁巴特金兴奋地说：

“我非常高兴。这给了我们一个借口来攫取满洲，我们要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

布哈拉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在唐代被称为捕喝。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布哈拉汗国被俄国军事征服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完全沦为俄国的“保护国”。今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德国外交官：俄国对获得中国东北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解围北京使馆区的兴趣。

随着大量俄军占领东北并不断深入京津地区，俄国的军事征服开始变为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华“门户开放”当然面临严重冲击。

2、海约翰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

海约翰知道，他的“门户开放”照会精心构造了一种在华利益格局，不过这种成果建立在列强之间微妙的共识基础之上，实际非常脆弱。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和列强借机大量派兵完全可能将这一成果轻易摧毁。

海约翰一开始想与英国联合起来对抗俄国的军事扩张，但明白国内政治绝不会允许这么做，因而只能在给助理国务卿阿迪的信中发牢骚：

“要不是因为我们的国内政治，我们就可以、也应该与英国联合起来…但目前公众对英国的病态心理使这一点连想都不用想。”

作为替代，海约翰只能先采取比较保险的“独立行动”，一方面向中国派出部队组成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又指示驻华公使康格和侵华美军指挥官“避免陷入其他国家的纠葛”，“独立采取保护美国利益的行动”。因此在其他列强联合要求中国大沽口守军投降时，美国并没有参与，也没有参加后来对大沽口炮台的联合炮击。

不过，这种没有具体目标的“行动自由”并无实际意义，反而使美国进一步失去对其他列强的影响力。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俄国军队不断深入中国境内，海约翰决心改变做法，趁着其他列强尚未在华攫取更多利益之前再度强调在华“门户开放”，以便在乱局中争取主动。

1900年7月3日，当八国联军与中国军民在天津激战时，海约翰向各国发出了照会，声明美国政府将与列强合作并追求四个目标：

一是打通与北京的联系并救出“处于危境中的”美国人；二是为在全中国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提供“所有可能的保护”；三是保护所有美国的合法利益；四是防止混乱向中国别的省份蔓延以及“此种灾难的重演”。

然后照会又着重指出：

“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谋求一项解决办法，其应能给中国带来持久的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条约和国际法赋予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并维护世界各国在中华帝国各地进行平等公平贸易的原则。”

可以看出，所谓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与前一次照会内容有了较大差别，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第一次照会刻意回避的“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从而使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从原先的“弱化版”再度回到了“传统版”。

另外，第一次照会所说的“门户开放”原则只适用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而此次照会却将其扩展到全中国，从而进一步突显了美国的眼光和野心。

从技术细节上看，两次照会也存在区别。

首先，第一次照会给各国的版本略有差异，而第二次照会则是同一版本的“群发”。其次，第一次照会要求列强回复，而第二次根本没有这样的要求。其原因是，海约翰本人对列强是否会同意美国立场并无信心，所以干脆就将第二次照会弄成纯粹的政策宣示。

结果却出乎其所料，因为派兵侵略中国的列强各怀鬼胎，彼此之间也非常戒备，美国照会的适时出现正好给了他们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在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攫取利益最多、谋求占领中国东北的俄国此时就借势宣称，反对一切可能导致瓜分中国的行动。德国、法国等国也作了同样的声明。

3、“门户开放”照会的迥异评价

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意外成功并没让海约翰掉以轻心。事实上，在1900年下半年美国还将面对一系列难题。

维持所谓在华“门户开放”和很多重大外交事件一样，宏伟的言辞背后是各种艰苦而琐碎的工作，退让与挫折时有发生，往往只有那些高度务实、坚韧，又能同时把握宏观趋势和细节的人才可能获得成功。

用海约翰自己的话来说，美国在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后的政策就是一种“胆小的机会主义”，即尽力不在冲突中“选边站”，同时走一步看一步，就事论事，灵活应变。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1900年夏要求日本增兵一事。

在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英国最担心的就是俄国借兵力优势大量攫取在华利益，为此迫切希望立场相近的日本向中国增兵，以便在八国联军内部形成某种“军力平衡”。

这一建议美国非常赞同，但为了不得罪俄国，海约翰又提出日本增兵一事需事先取得其他各国同意。当俄国接到此项建议后，就向英国发出照会进行正式质问，英俄矛盾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海约翰极力推脱，甚至以“没有看到俄国照会的正式文本”为借口，始终拒绝在英俄之间表态，最终成功避过一场外交冲突。

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海约翰在1900年下半年时可以在信中写道：“看起来门户开放终于有一些机会了。”

对美国两次“门户开放”照会的评价一直有很大差异。

在当时，“门户开放”照会在美国国内获得高度评价，多数美国人相信，两次照会确实保证了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和中国市场的“开放”。

商界对政府的这一行动尤其拥护，“帝国主义派”和“反帝国主义派”这两大阵营也同时表示支持，这些都对麦金莱总统，在1900年成功竞选连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些美国报纸（如《纽约先驱报》等）则认为两次照会向欧洲列强宣示了美国的立场，尤其是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更是“将所有列强结合在一个联盟之中”，体现出美国“在华事务上的领导地位”。

而在以后，很多历史学家却对海约翰的这一行动评价甚低，认为两次照会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所以仅仅是美国政府的一次无效表态。

如果仅从维护在华“门户开放”的效果来看，美国的两次照会确实作用非常有限。照会本身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表述就是含糊不清的，用一位海约翰传记作者的话来说，如果想弄清照会到底“承认、得到，甚至提到了什么样的新权利”，那就“需要不止一个律师”。

起草第一次照会文本的柔克义本人也没有把此事看得很重。他在给海约翰的信中就写道，他的备忘录只是“（与列强）谈判以寻求某种在华‘妥协'（他用拉丁文modus vivendi)的要点”。

而在现实中，两次“门户开放”照会没能阻止列强，特别是俄国对中国的进一步瓜分，列强对照会的积极反应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海约翰本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就在俄国对“门户开放”照会作出积极反应后，他表面上很高兴，私下却称俄国的保证“和一个赌徒的发誓一样不可靠”。更有意思的是，照会甚至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自身的“门户开放”政策。

从1900年以后的情况看，美国在“门户开放”政策的解释和实施问题上不断摇摆，经常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状态。甚至就在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发出几个月后，美国政府居然提出租借福建省三沙湾作为海军基地，结果清政府援引美国“门户开放”照会加以拒绝。

但是，如果跳出两次照会的具体时间和地域限制，将其放入美国1890年以后海外扩张的整个进程，那么“门户开放”照会的意义就有另外一种解读。

在19世纪末的十年中，美国奉行了一种以贸易扩张为主的海外扩张道路，以便摆脱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在外交、商贸、关税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撑下，这种形式的海外扩张使美国将巨大的产能过剩从一个严重问题转化为一种国家优势，并且以很高的效费比建立起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帝国。

但是，美国这种扩张形式一直存在摇摆和反复，尤其是吞并菲律宾被认为是对“贸易扩张”道路的一次较大偏离，可能重走欧洲列强的殖民帝国老路，从而引发了美国国内的一场大争论。

“门户开放”照会发出的时间正值这场争论的高峰，其涉及对象又恰好针对预期中最大的海外市场——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门户开放”照会自然也成为这场“路线之争”的一部分，其所宣扬的“保全中国”“机会均等”理念实际就从一个侧面为争论定调，再度明确了美国以贸易扩张为主的海外扩张道路。

而围绕“门户开放”照会的报道、讨论和评价则相当于在美国国内进行了次社会动员，并成功地在扩张道路问题上重新凝聚起共识，两次照会获得“帝国主义派”和“反帝国主义派”的一致支持就是很好的证明。

因此，两次“门户开放”照会的真正意义体现在美国国内，是一种对海外扩张方法论的再度明确，并由此确定了“美式帝国”的基本形态。

4、美式帝国的特点

时间巧合往往使历史带有某种戏剧性色彩。从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边疆关闭”到1900年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恰好是整整十年。

这一阶段以“关闭”一词为开头，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开放”一词作结尾，正值新世纪的开始。

从外在表现来看，美国在十年内从一个地域性大国基本转变为一个世界性帝国。这种转变除了具体政策的调整外，更深层的是理念的转型：

（1）攫取大量领土并加以直接控制被视为不必要的、高成本的行为。

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这种成本既体现在为管理殖民地而付出的财政和军事成本，也体现为政治成本：在国际政治方面是增加与其他大国冲突的可能，在国内政治领域则是损害民主制度和联邦制度的风险。

（2）强调获得战略要点和建立强大的海军，以便为海外贸易扩张提供保护并实现对遥远地区的影响。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这十年内基本完成了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型，其中体现得最明显的并不是海军实力的增加，而是海军运用理念的变化。在这十年的前半期，美国这方面还是一种典型的大陆国家理念，即将海军看成是陆地防御向海洋方向的延伸，激进一点还强调划分海上“势力范围”，比如曾任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塔尔博特(J.Fred Talbott)就声称“美国舰队应该主宰大西洋西部和太平洋东部”。

到这十年的后半期，这种典型大陆国家的论调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海看陆”的海洋型国家视角：海军的作用是控制海洋这一“人们借以通向四面八方的大道”，使商品、人和国家的影响力到达世界各地，而占有“战略要点”则是为海军的这种“自由进入”提供必要支撑。

换言之，并不是海洋为陆地提供保障，而是陆地为海洋提供保障。

（3）强调机会均等的贸易竞争。

这是建立在实力和信心之上的一种理念，即由于美国的生产能力已经占有优势，那么越是机会均等，美国的优势就越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在这十年中，美国调整保护性关税政策，宣扬在华“门户开放”均体现了这一点。

由此产生了一个新型的帝国。到1900年，这一帝国自身的基础性特征已经完全具备，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也已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