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眼里的蒋介石
在蒋介石周围的人之中，敢于当面向他直说逆耳之言的人不多，张治中则是其中之一。
他除了口头给蒋提意见外，还写了许多书面意见，总数竟达十几万言，内容也是方方面面。
在1948年夏天他给蒋介石的一份建议中，对蒋介石的个人修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关于钧座在个人修养方面，以职之愚，岂能仰赞万一。如钧座理学研究之精到，伦理观念之着重，与自律之谨严，均非常人所能几及。
然职在平时追随左右，尝承亲炙之余，深感钧座于自律谨严之中，仍不无受外物影响而有缺欠之处，不惮烦渎，谨为钧座一一道之。
其一，钧座之思想，自底定全国以还，即渐有保守倾向，以致若干亟应改革之要政，受钧座惮于改革之态度影响，往往因循不决，故本党革命政策，始终不能表现于政治现实。
职尝谓钧座之态度为儒家态度而非法家态度，但钧座为国家元首、革命党魁，仅持儒家态度以谋治理，似不足完全适应今日之时代。
例如钧座若干年来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之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与其他国家元首对国民宣示政见之态度迥异。
历时愈久，此类抽象之道德观点，一般人民尤其知识分子，甚至党内之若干同志，咸认为老生常谈，不能得到预期之政治效果与良好反应。
又如《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发表以前，不仅外国友人，即干部中亦多持不必发表之意见，及今检查此书发表以后之影响，当了然当时认为期期不可者实非无见。
一般人认为此书充分流露钧座保守思想之所在，而钧座只注意当时对国民教育之意义，未注意其可能引起之政治反响。此为儒家思想与时代思潮不尽能融会贯通之症结所在，似不容忽略者。
其二，一般人咸认为钧座重视谋略与技巧而忽略基本政策与方针，甚至有察察为明之嫌。故一切问题，往往因谋略与技巧之过分重视，基本政策方针转居次要地位，本末倒置，渐次变质，负责执行之干部，恒感手足无措，此在钧座之最高领导地位，似非所宜。
如对共*党问题，以钧座极端侧重防制之技术，因而基本方针即无法把握，试看马歇尔八上庐山未获结果，其内心之感想如何？
以职在新疆所闻，当时在政策和方针上，本无多大距离，仅此若干细节问题之争持难决，竟致摇动既定之方针。
收复张家口一役，前后之方针转变，深信非出自钧座之本意，而实犹豫迁延当断不断所造成之错误。
如此因小失大，殊不值得。此皆由钧座之心思过于细致，过于深刻，以致顾虑愈多则思路愈狭，实非主持大计者应有之态度。
其三，钧座性情急躁，动以盛气斥责干部，此不但不能使工作推动有效，徒使干部养成掩饰蒙蔽之风气。
对于钧座之领导作风，只有极坏影响。现在一般干部，均不敢以逆耳之言相进，唯恐激怒于钧座。因而真正之下情不能上达，一切军事政治败坏之真相，均无法适时透彻了解。
及败象毕呈，无可掩饰，钧座纵欲挽回而时机已晚。此种壅塞之象，最足寒心。且以钧座善怒之故，往往使一般干部对钧座之信仰发生影响。
兹述一事他人向不敢为钧座告者：在本党六全大会中，钧座训话时辞气过于严峻，若干同志认为党魁对于党员，不应辱及人格，每以不伦不类之联语、打油诗作荒谬无稽之讥评。
如有人戏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为“朕躬有罪罪在万方”，传观场内，毫无忌惮者。此在本党党内之集会尚发生如此反响，至足深思。
至于国际间之流言，恒以钧座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甚至如史迪威之不能合作，美国方面亦以钧座与渠（指史迪威）两人性情不能相处为论者，亦足见旁观者之感想。
窃谓钧座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即对个人精神身体之修养，亦不宜有此急躁善怒之性情，致影响身心之健康，关于此点，职昔年曾以详函劝谏，似曾邀钧座一时之注意，今钧座年事日高，涵养性情，温煦万类，所关者大，不敢不再申其说也。（摘编自《蒋介石外传》）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