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高官，他数第一！|乾隆|大学士|尚书|尹继善|巡抚|总督

从隋唐至明清，中国古代科举选拔制度下的官场，官员的身份待遇近似于今天的公务员，一朝入仕、终生为官。但由于封建皇权制的局限性，古代官场环境通常一潭死水，大多官员的仕途轨迹可一眼望到头，某种程度上可用“沉闷”来形容。

但也有少数古代官员的官场生涯过得很精彩，甚至可以用轰轰烈烈、万千传奇、呼风唤雨等词语形容之，其中有些人还走到了位极人臣的历史高度。

只是，这些“发达”的古代官员，他们的为官生涯几乎都伴随着高风险：“跌宕起伏”是他们的人生标配，升官和贬官往复交替；而“险象环生”是他们的官场常态，爬得越高风险越大、越接近皇帝越如履薄冰，所谓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就有掉脑袋或下狱的危险；最后，经过多少次的“起死回生”，确实能力杰出或运气好的极少数能臣，终于跻身历史高位。

而在清乾隆年间，有一位广西籍的朝廷重臣，名为陈宏谋，他几乎打破了前述两种古代官场命运的窠臼。他的为官生涯精彩万分，履历丰富，最终位极人臣；且漫漫官涯路，他几乎没遇到特别凶险的状况。但饶是如此，他还是经历过降职之痛。

陈宏谋

这块题写于清乾隆三十三（1768）年的【进士】匾，题匾人陈宏谋，时任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就在这之后不久，陈宏谋补授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等，真正抵达了宰辅的高度。

陈宏谋之所以在官场顺风顺水，且一路走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究其原因，在于他清廉正直，同时学贯天人。把为官和学问同时做到极致，这样的人，放眼整个清代，怕也寥寥可数。

无怪乎乾隆如此评价陈宏谋曰：“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于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史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

可见，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陈宏谋和官至六省总督、拜文华殿大学士的尹继善并驾齐驱，同属乾隆年间封疆大吏中的最贤者。

相比尹继善曾任河道、云贵、广西、川陕、两江、陕甘等行省总督，又任刑部尚书的傲人履历，陈宏谋的官场简历亦不遑多让。从雍正年间起算，截止乾隆年中期，陈宏谋先后任浙江、云南、江苏、甘肃、江西、陕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陕甘、两广、两江、湖广等十四个行省的封疆大吏，职务从布政使、按察使到巡抚、总督等俱有，其中光是总督职就含四个行省；晚年入京再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

在陈宏谋的官场生涯中，其中外任封疆大吏37年，时间跨度之长，官职之要，几乎少有人可及。陈宏谋与尹继善同属乾隆朝封疆大吏中的独一档，名副其实。

但尹继善比不上陈宏谋的是，陈宏谋满肚子学问，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宏谋学尤醇”。这一点优势，恐怕在乾隆朝的所有封疆大吏中找不出第二个能跟陈宏谋相比的。陈宏谋熟识历代儒家心学和理学，尤通程颐程颢及朱熹之学，并对此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儒家生活哲学思想。

那么，陈宏谋到底有哪些出类拔萃的著作和思想呢？可以说，陈氏文本繁多，不胜枚举。其中以《五种遗规》为最。在此概述之。

陈宏谋著《五种遗规》系列：其中《养正遗规》主旨为劝教少年读书、立志；《训俗遗规》劝教士农商贾以儒家之德处世做人；《从政遗规》劝导从政人士，向上要有圣人之心、向下要遵从民心民望；《教女遗规》强调女德女智教育，鉴于时代局限性，今人可忽视之；《在官法戒录》教导胥吏阶层——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希望他们“见善而以为法，见不善而以为戒”。

陈宏谋的著作与思想，到了清末民初，在知识圈广为流传，其地位与思想家顾炎武旗鼓相当；到了20世纪后半叶，陈宏谋思想在世界哲学之林也有一席之地。如新加坡廉政建设的理论根基就来源于陈宏谋；21世纪初，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专门出版《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以推介陈宏谋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