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衣带诏”之谜：真相究竟如何？|刘备|曹操|汉献帝|董承|衣带诏|袁绍|魏王

“衣带诏”事件，宛如一团迷雾，笼罩在汉末三国的历史长河之上。

据史书记载，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董承宣称接受了献帝的密诏，与种辑、吴硕、王服、刘备等人谋划诛杀曹操。然而事情败露，除刘备侥幸逃脱外，其余人均被曹操处以极刑。这一事件堪称汉末三国历史走向的关键转折点：曹操借此机会铲除了汉廷中几乎所有的反对势力，成功掌控了大汉的话语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汉帝国“代言人”；而此前一直隐忍于曹操庇护之下的刘备则趁机占据徐州，公然与曹氏集团决裂，就此拉开了曹刘两家长达数十年的“争斗大幕”。

不过，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不同史家的记载却存在显著分歧。争议的核心在于，汉献帝到底有没有赐予董承等人讨伐曹操的“衣带诏”。那么，“衣带诏”事件究竟是确凿无疑，还是另有隐情？那所谓的“讨曹诏书”，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子虚乌有呢？

先从正史对该事件的描述来探究一番。《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建安）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此记载明确指出董承等人接到了汉献帝下达的诛杀曹操的密诏。然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表述为“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资治通鉴》卷六十三也记载“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这里的“辞”和“称”二字，表明董承只是宣称得到讨曹密诏，至于是否真由献帝授予，则未给出定论。

众所周知，史学家在撰写史书时，难以做到绝对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真相。他们会受到所处时代、舆论氛围以及政治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即便最为刚正不阿、秉笔直书之人，其著作也会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后汉书》成书于南朝宋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以汉室后裔自居。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朝宋的文学作品中不乏对曹氏集团及曹氏父子的批判讽刺，如著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便是如此。在这种舆论导向下，《后汉书》的立场不言而喻。曹操受封魏公、魏王，本有献帝明确的廷议、策命与诏令，但范晔在《后汉书》中却记载为“（操）自立为魏公”“自进号为魏王”，显然是借此抨击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削弱曹魏政权的合法性。而早于《后汉书》成书的《后汉纪》（东晋袁宏著）在记载“衣带诏”事件时则有所不同：“五年春正月壬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发觉，伏诛。初，承与刘备同谋，未发而备出。”由此可见，就“衣带诏”一事而言，《后汉书》作为史料的可信度或许不及《三国志》。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严谨的治史态度闻名于世，其目的在于创作一部可为治国理政提供深刻借鉴的“帝王之书”，后世普遍认为《资治通鉴》在追求历史真实性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衣带诏”史料的选择上，司马光舍弃《后汉书》的说法，采用与《三国志》相近的措辞，由此可推断其对“衣带诏”真实性的态度。《三国志》与《资治通鉴》用词含糊，实则暗示所谓“衣带诏”可能是董承自行炮制，与献帝并无关联。

当然，仅凭对史料用词的分析，不足以判定“衣带诏”的有无。那么，该事件的当事人是否留下了可揭示真相的蛛丝马迹呢？

可以想见，这种“衣带诏”若真的存在，在董承等人事情败露后，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保护献帝的考虑，首先会将其销毁；即便未被董承销毁而落入曹操之手，曹操为推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也必然会将其销毁。参与此事之人，除曹操外均被处死，而曹操对此事的说法，自然难以令心系汉室之人信服。

董承已死，曹操之言又不足为信，此时还有谁的言行可供判断“衣带诏”的真伪呢？那便是在此次事件中逃过曹操屠杀的刘备。无论是《资治通鉴》中的“与刘备谋诛曹操”，还是《后汉纪》里的“承与刘备同谋”，都表明刘备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倘若真有“讨曹诏书”，作为“受诏反曹”的核心人物，刘备必定对诏书内容了如指掌。

然而，遍览现存与刘备相关的所有对话、书信、奏表，尤其是其有关讨贼伐曹的言论，竟无一处提及诏书内容。这着实令人费解：刘备一向以灭曹兴汉为政治旗号，献帝赐予的讨曹诏书堪称其最具价值与象征意义的政治资本。若将诏书内容公之于众，既能揭露曹操胁迫天子、不忠不义的罪行，又能号召天下拥护汉室之人共同参与反曹大业，这对刘备的事业发展可谓益处多多。但终其一生，刘备都未曾提及诏书内容，这让人很难相信献帝的“衣带诏”真实存在。

此外，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时，虽提到“（臣）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却只字未提“衣带诏”。要知道，若真有献帝所赐的“衣带诏”，便等同于获得皇帝授权，是名正言顺的“奉辞伐罪”，既能有力削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影响力，又能彰显自身反曹行动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但在如此关键之时，刘备却未提及，“衣带诏”的真实性愈发值得怀疑。

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分析，献帝确实存在除曹的动机。建安五年时，汉献帝已年满 19 岁，不再是当年被董卓肆意操控的孩童。面对曹操的专权擅政，心智渐趋成熟的献帝心中定然不满。其身边也聚集了一批如董承、刘备之类的反曹势力，他们或心系汉室正统，或不满曹操大权独揽，皆有与曹操一较高下的意愿。

况且当时袁绍雄踞青、幽、冀、并四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刘表掌控荆州，刘璋据有益州，孙策坐拥江东，袁术占据淮南，曹操的势力尚未达到后来那般强大无敌的程度，这在客观上或许会给献帝反曹增添一丝信心。

但献帝并非像高贵乡公曹髦那般冲动鲁莽。《后汉书·献帝纪》记载：“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由此可见，面对盛怒的皇帝与环列殿宇的虎贲卫士，曹操都会胆战心惊。

若献帝当时直接命令武士擒杀曹操，并非难事。但问题在于，擒杀曹操之后，局面将如何收拾？以献帝当时的实力，根本无法直接接管曹操的地盘，曹氏旧将势必会推举一位曹氏继承人，进而举兵反叛；而京城一旦出现权力真空，四方诸侯必定蠢蠢欲动，难保不会再现李傕、郭汜之类的人物，直接带兵入京，继续挟持汉献帝充当傀儡。

所以，献帝必定深知，无论能否成功诛杀曹操，自己都难以摆脱受人控制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会仅凭一纸密诏，就令几位将军去密谋除掉权倾朝野的曹操呢？董承、种辑、王服等人兵力有限，刘备也是在袭杀车胄占据徐州后才稍有抗曹之力。可以说，对于铲除曹操后如何掌控局势，献帝毫无准备，甚至可能从未思考过。如此情形下，他又怎会贸然下达密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