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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造船业再创奇迹，却因一笔跨国合作几近崩塌，2013年，一家挪威公司递来一份130亿的大单，承诺合作共赢。
六年后，他们却单方面取消订单，留下巨额债务和即将破产的企业，究竟是意外，还是早有预谋？
【130亿的订单背后，埋下的“雷区”】
中国大连船舶重工集团（简称“大船重工”），本是全球瞩目的造船业领军者，却在一纸订单中跌入深渊，挪威的Seadrill公司送来了一份总价值130亿人民币的大单，要求建造8座海上钻井平台。
对大船海工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商业合作，更是一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机会，合作的美好愿景很快就被埋下的隐患击得粉碎，这笔订单的签订，充满了让步与妥协。
Seadrill只支付了订单总额的10%作为定金，而不是行业惯例的30%-50%，这看似是个小问题，但背后的风险却显而易见，平台的建造成本巨大，仅靠10%的定金根本无法覆盖开支。
这意味着大船海工需要自掏腰包垫付工程款，而这种资金安排是无法持续的，问题不仅止步于此，Seadrill要求将双方可能发生的纠纷提交到挪威仲裁机构裁定，大船海工没有提出反对。
这个条款最终成为了压垮企业的关键，大船海工或许没有预料到，自己在法律层面已经处于下风，当时，这些条款没有引起警觉，所有人都在想着，只要平台完工，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五年后，风云突变，项目完成过半，Seadrill却突然宣布取消6座平台订单，这样的变故让大船海工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组织有效的反击，面对这个决定，大船海工不仅失去了订单收入，更因为项目的高度定制化，几乎没有机会将这些平台转售给其他客户。
沉重的债务压力接踵而至，企业岌岌可危，尽管订单取消的理由被解释为经济形势的变化，但这些解释显得牵强，Seadrill并没有在建造早期提出任何问题，反而是在项目完成一半后突然抽身。
而更加令人愤怒的是，这家挪威公司不仅取消订单，还要求退回定金，并索赔利息，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让大船海工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
眼看资金链濒临断裂，大船海工甚至连基本运营都难以为继，19亿的巨额负债已经让企业不堪重负，而Seadrill的步步紧逼更是将局面推向了失控的边缘。
【从“世界工厂”到深陷债务危机】
钻井平台项目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豪赌，作为高度定制化的产品，这些平台的设计完全依据Seadrill的要求，具备极高的技术门槛与专属性，这种定制化让建造过程成本极高，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对方毁约，产品很难找到其他买家。
面对Seadrill的毁约，大船海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2013年到2018年，五年的时间里，大船海工不遗余力地推进平台建设，甚至为此垫付了超过17亿美元的巨额工程款。
Seadrill的突然撤单让这笔巨额投入打了水漂，更雪上加霜的是，Seadrill明确表示，不会为任何半成品买单，这些正在建造中的钻井平台，瞬间从价值百亿的资产变成了巨大的财务负担。
大船海工的财务状况迅速恶化，到2018年底，企业已负债19亿人民币，资金链几乎断裂，公司甚至无力偿还区区800万元的日常债务，运营完全陷入瘫痪。
而Seadrill不仅拒绝支付尾款，还要求退还已支付的10%定金，并索赔利息，这些诉求不但无理，还将大船海工推向了绝境，钻井平台项目本该是企业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但如今却成了不可承受的重压，Seadrill的突然撤单，彻底打乱了企业的规划，相比普通商品，这些平台的特殊性使其在市场上毫无转售价值，加之建设过程中根据挪威需求定制的诸多细节，让它们难以吸引其他买家。
即便是全球造船业领军者的大船海工，也无力扭转局面，更让人唏嘘的是，Seadrill的反诉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大船海工的危机，还暴露出合同条款中严重的漏洞。
按照双方协议，所有争议都需提交挪威仲裁机构解决，对于大船海工而言，这意味着在一场对手精心策划的法律战中，几乎没有翻盘的可能，挪威方面的偏袒使得本该公平的仲裁演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博弈。
最终，2019年1月，大船海工不得不宣布破产重组，这是中国第一家因跨国合作问题而破产的国有船企，也是造船行业的一次重创，这场风波的影响并未结束。
在破产重组的过程中，Seadrill仍然不依不饶，甚至以“受害者”身份要求分割赔偿资金，试图继续从已濒临绝境的企业身上榨取利益。
【政府援手与资产重组】
当大船海工的负债高达19亿人民币，企业濒临破产边缘时，来自政府的援手成为企业唯一的希望，2019年初，大连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启动了破产重整计划。
一套系统化的自救方案被提上日程，力图为这家中国造船业的骄傲争取最后的生机，首要任务是解决债务问题，大连市政府牵头推进债转股计划，将大部分普通债权转换为企业股权，缓解了大船海工的现金流压力。
同时，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达成赔偿协议，共获得17.5亿元的理赔款，这笔资金不仅缓解了企业的债务困境，也为重整后的运营注入了关键的资金支持。
为了最大程度盘活资源，政府成立了国海海工资产整合平台，这一平台专门负责接管和处置大船海工的闲置钻井平台，将原本毫无用处的“烂尾资产”进行再利用。
通过这项措施，大船海工成功从这些曾经的负担中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为后续的债务清偿和业务恢复提供了重要保障，与此同时，重整计划也明确要求企业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
大船海工的管理团队在破产重组期间，依然成功交付了两座自升式平台和两条全球首制的乙烷运输船，并完成了全国首个8500方LNG加注船的下水任务。
这些项目不仅展示了企业的技术实力，也证明了大船海工仍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重整期间，企业还获得了一批新订单，总金额高达20亿元人民币。
这些订单为企业的复苏注入了新活力，也为员工队伍稳定和生产运营提供了保障，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危机管理，更是对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大船海工并没有被彻底击垮。
【国际环境与深层教训】
大船海工事件并不仅仅是一场商业危机，其背后反映出国际经济环境中的复杂博弈，2018年，全球原油价格波动剧烈，加上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国际合作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
挪威Seadrill公司的毁约，很可能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经济决策，还受到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中美关系紧张时期，挪威为了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可能选择以取消合作订单的方式向美国示好。
Seadrill在此背景下采取极端手段，取消订单、拒绝付款，甚至反诉索赔，虽然没有明确证据指向直接的政治干预，但这种行为背后复杂的国际背景令人深思。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暴露了国际合作中政治风险的严峻现实，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合同的疏忽，在一开始签订合同时，大船海工并未充分重视条款细节，尤其是将纠纷仲裁机构设定为挪威的条款。
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安排，最终成为Seadrill为自己谋利的关键工具，在挪威仲裁机构的主场优势下，大船海工的申诉几乎没有胜算，这不仅是一场经济上的失败，也是法律意识薄弱带来的深刻教训。
此外，Seadrill母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的经营策略也值得警惕，约翰·弗雷德里克森和他掌控的企业多次利用类似手法在国际合作中谋取利益，这并非个例。
在这场风波中，他不仅通过Seadrill取消订单，还利用关联企业试图低价接盘闲置资产，进一步压榨合作伙伴，这种“钝刀割肉”的商业策略已经多次显现，却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防范。
【结语】
大船海工的经历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一面镜子，从合作初期的盲目乐观，到惨痛的债务危机，再到重整后的成功复苏，这家企业用行动证明了中国制造的韧性和潜力。
国际博弈从未停止，但中国企业需要从中汲取教训，迈向更成熟的全球化阶段。
信息来源：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撤单后悔了？挪威船王募资千万和大宇造船打官司
国际船舶网————Seadrill撤销大船海工最后2座钻井平台订单
国际船舶网————船厂获胜！预付款不退！挪威船王撤单官司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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