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事物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清室复辟运动，此伏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范先生原是蔡先生作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体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种种的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额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
1920 年 3 月 14 日摄于北京卧佛寺。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自然，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著者，俱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的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诸位先生。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求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梁漱溟（1893-1988）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爆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住，其详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难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廿八九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具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有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作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因果何在？
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庵常说的一句话：“是真虎乃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
那些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原题为《纪念蔡元培先生》，
摘自《那时的先生》，秦千里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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