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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李之勤

李之勤先生(1923—2019),山东菏泽人,1937年小学毕业,适遭“七七”事变,华北骚动,因而没有一所安定的中学可以就读,遂辗转于山东省第四联中、河北濮阳华美中学、山东省第二联中等学校,初中未及毕业,即因日寇侵逼、家乡沦陷而辍学。1942年暑期,听闻在安徽阜阳成立了专门接收山东沦陷区青年的中学和军校,遂与其他三位同学结伴前往,准备先报考高中,不行就改报军校。由于考试成绩尚好,得以顺利进入国立第二十二中高中部就读。不久,又因日寇侵入河南,迫使学校西迁于陕西安康西北之汉阴县,又在陕南开始了高中生活。1945年高中毕业,考入时在陕西城固的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1949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40余年教学与科研生涯。1990年先生退休,但退休似乎并没有影响先生的学术研究,依然经常可看到先生在图书馆、资料室忙碌查阅与抄写的身影。先生是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在退休后的二三十年中,仍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从而为先生的学术事业增添了更多光彩。

需要说明的是,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其实是十分广泛的,涉及古代战争、陕西经济史、中俄关系史、古代交通史、方志学、地名学、历史地理、历史人物研究等。撰著有《陕西历代战争通览》《王徵遗著》《杜佑年谱新编》《杜佑的从政生涯》等;参与编著有《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中国近代边界史》《中国科技史·交通卷》《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陕西分册》《华山志》等;独立或合作校勘整理的古籍有嘉靖《陕西通志》、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王树柟《新疆图志》、毛凤枝《南山谷口考》、王徵辑《忠统日录》等;关于陕西经济史研究,先生发表的文章有《陕西种植棉花的开端》《明代陕西植棉业的发展》《清代前期陕西植棉业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陕西植棉业的重要变化》等,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陕西棉花种植的发展过程。可知先生在其他研究领域,收获也是颇丰的。

先生自从20世纪70年代与史念海先生在一起编写《陕西省军事历史地理资料》之故,得以与史念海先生朝夕相处,一起查阅资料,一起讨论问题,一起进行野外实地考察,一起编写报告,因而深受史念海先生学术观点与特点的影响,遂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转向中国历史地理学,并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总览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明显可以看出,在历史地理学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也更具特点,下面试就其要者做一介绍。

一、蜀道研究

先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重点在交通地理方面,其成就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古都长安为中心的交通道路方面,在对历史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交通道路进行考证和复原的同时,很清晰地论述了都城时代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的形成以及分布与走向特点,继而又论述了都城东迁后长安城作为西北区域中心时期的道路变化与分布特点。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论古驿道发展的特点和长安在全国驿道网中的地位》《漫谈古驿道的历史地位与修建规律》《柳宗元〈馆驿使壁记〉与唐长安城附近的驿道和驿馆》《元代陕西行省的驿道和驿站》等。然而先生从事古代交通地理研究的最大亮点则是蜀道研究。笔者大致统计了一下,先生发表的关于蜀道研究的文章计20余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历史时期沟通川陕间交通的主要道路——蜀道的开辟、使用与演变过程。

秦岭是横亘在关中进入汉水流域的汉中盆地及其进而南下入川的道路上的最大险阻与障碍,但在秦岭南北两侧又有很多条渭水支流和汉江支流形成的山间峡谷,遂构成秦岭南北沟通的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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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蜀道示意图

根据先生的研究,这些秦岭山间谷道,在历史时期曾被辟为国家驿道的有六条:自西向东分别为故道、连云栈道、褒斜道、文川道、傥骆道和子午道。驿道沿河谷前行,均有栈道搭建于急流险滩之上,时隐时现于云雾之间,而谷道所在峡谷的宽仄、越岭垭口海拔的高低、路况的险夷、人烟的多寡、生业的兴衰以及沿线州县治所与城镇的多少方面,均不相同,优劣互见,各有长短。当王朝都城定于长安的兴盛时期,多条谷道迭相选用,优势互补。而当都城东迁,以至于北转于北京,就会在多道之中择优汰劣,选用一条了。这是蜀道兴衰之大势,至于各条道路的具体走向以及变化,先生大多都采取了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资料相结合的方法,使其论证更充分,问题说得更清楚。

如关于子午道的研究,先生除进行资料论证外,又先后对子午道进行了四次实地考察,用他的话说:“古代子午道新旧两线全程的十之七八,幸得亲履。”也就是说他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几乎走完了古子午道全线。

先生认为:子午道出现的时间约在秦汉之前,秦汉之际,刘邦无奈接受汉王之封,道由子午前往南郑(今汉中市)就国。是为子午道最早见于记载。汉末王莽开子午道,使子午道正式提升为国家驿道。而子午道在历史时期的变化,主要发生于秦岭南坡路段,一是走池河河谷到达汉江北岸,是为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子午道,即所谓的旧线;一是走长安河河谷至于汉江北岸,是为隋唐时期的子午道,称新线。旧线和新线分异处在今宁陕县的江口回族自治镇南之新城村。汉魏南北朝时期子午道的午端在今石泉县的池河镇附近,而隋唐时期子午道的午端则西移至今西乡县的子午镇。然后分别从今石泉县的池河镇或今西乡县的子午镇分岔,或向东通往今安康市一带,或向西到达今汉中市一带。

先生在论述过程中,既纠正了一些前人论述不确切的地方,又指出了一些后世资料的错误。如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子午道改线的时间当在南北朝时期,是由南朝梁的将军王神念所为。后世的《太平寰宇记》《元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以及近现代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海》均沿袭此说。先生及时发现了这条史料的错误,并详细论证了当时南朝梁与北朝魏在秦岭地区的分界,认为南朝梁的统治区域并没有越过子午道一线,也就是汉魏晋时代的子午道全程,基本上都在北魏的辖区,而不及南梁之一隅。因此,王神念即使在南朝梁的北梁州或魏兴郡做过官,也不可能越过南朝梁的边界,进入北魏的辖区对子午道进行整修或改线。

故由南朝梁的将军王神念改线子午道一说,无疑是有悖历史事实的,需要纠正。如此,严耕望先生《唐子午道考》一文,利用《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所得出的子午道新线形成的结论,也不言自明是错误的。而黄盛璋先生在《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一文的附图中,将六朝以后的子午道标在从秦岭经今宁陕江口镇、洵阳坝、宁陕县城,又直南至石泉县城一线,先生认为亦误差明显。至于隋唐时期的子午道新线出现于何时,先生本着有一份资料说一份话的原则,没有进行推测,只是说还没有发现相关资料,但认为不会是唐玄宗时开荔枝道才出现的,而是在开荔枝道以前就有了。同时,文章还纠正了《辞海》所谓汉魏南北朝子午道的南口在今安康县境一说,更正为在今石泉县池河镇附近。因此,关于子午道的论证与复原,先生的论述堪称精到,既超迈前人,也达到了后人不易超越的高度。

又如对故道的研究,先生以独到的视角,敏锐的观察力,提出了故道“既回远又不甚回远”的看法。其中的道理乃是:所谓回远者,是因为这条道路既无平易之优点,又有长安至汉中间的里程比其他各条道路都长出许多之缺憾;而所谓不甚回远者,是因为从长安取故道入蜀,可以不经过汉中而直通之,而此时的全部里程,不仅不比其他各条道路长,甚至比其他各条道路还要短一些,又是入蜀诸道中里程最短的一条。此时,故道的利弊和优劣势就十分明确了,也会使读者恍然大悟。因为论及故道者,往往以道途回远目之,而事实上故道又是历史时期诸道中作为国家驿道时间最长的一条,让人不好理解。先生能言他人所未言,其说法又深切故道评价之肯綮,令人为之折服,是为先生研究故道的重要贡献。

至于傥骆道研究,更是先生的一篇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先生经过多次对傥骆道进行实地考察,复原了傥骆道的具体路线,认为傥骆道是诸道中里程最短的一条,但又是高山险段相对较多的一条,故而开发最晚,作为国家驿道的时间也相对较少。先生在文章中详细论述了傥骆道历史时期的变化,纠正了多处史料失误和严耕望先生考证有偏差和不确切的地方。由于傥骆道考察所见古道遗迹众多,对古道路线的论证与复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先生在写文章之余,呼吁国家有关部门给予应有的重视,以保护这些反映古代交通历史的珍贵文化遗产,反映了历史地理学学以致用的学术精神和优良传统。

先生研究褒斜道也是如此,对路线的具体走向和历史变化都有清晰的论述,对前人的错误也多所纠正,对褒斜道的历史作用也有准确的评价,从而体现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先生发表的一系列蜀道研究的文章中,有的文章或因条件的限制,没有经过野外实地考察,或文章中的结论还觉得不够踏实,先生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均逐一补充了实地考察,又根据考察资料对之前的文章进行了补充和修改。故先生后来收集到《长安学丛书·李之勤卷》的文章都是经过修改的。以此可见先生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精益求精的务实精神。先生为文扎实,理据可靠,严耕望先生读后,也坦承先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他研究中的不足,颇具借鉴意义。总之,重视野外考察,不仅是先生文章质量的保证,也反映了先生比较鲜明的治学特点。

二、西域历史地理文献的比勘和研究

先生在接受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委托,负责点校和整理明嘉靖《陕西通志》时,惊喜地发现该志中所载录的《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西域土地人物图》是研究元明时期难能可贵的丝路文献资料。

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先生得出了几点重要结论:

(1)明时期中原王朝与广大的西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朝贡使臣频繁往返,互市贸易兴旺发达,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日益加强,西域各地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日渐加深。如《西域土地人物略》中地名,除了使用当地民族的音译地名之外,也出现了相当多的汉字表意地名,如从今哈密至喀什,其正文大字记载的40多个地名,就有双山城儿、独树城儿、黑水泉、土台泉、比长店子等汉字表意地名11处。小字注文地名70余处中,有天方国、白山儿、黑玉河、石城儿、双山关、巡检司、双泉儿墩等26处汉字表意地名。不管这些地名是否为当时当地原有,还是《西域土地人物略》作者写作时意译而来,都反映出当时西域与中原地区联系的加强,西域各地受中原地区影响的加深。

(2)明时期的西域各地,也就是今中亚、西亚一带,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踪迹,有些城市还有汉人聚居区。用《西域土地人物略》的说法就是“俱汉儿人”。如:“撒马尔罕……又西一千五里为怯迷城。有王子,外面住四族番汉。”“天方国……又西为文谷鲁城,俱汉儿人,蓬头戴帽儿,种旱田。”文谷鲁城又西为阿都民城,又西为也勤尕思城。其城四隅环以屋庐,周围有水,水有舟楫。俱汉儿人,蓬头戴帽儿。”“也勤尕思城又西为撒黑四塞,其城二重,俱汉儿人,蓬头戴帽儿。”“阿的那城又西为菲即城。其城一重,有王子。俱汉儿人,剪踪(按:正字应是鬃)披发戴帽儿,种稻田,养蚕。”“孛罗撒城又西为鲁迷城,其城二重,又自立王子,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

这里的“汉儿人”即指中原汉族人,而“缠头回回”则是指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这种用词法反映出作者可能既不是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而可能是一位熟悉西域的非汉人也非穆斯林的他族知识分子,故而在用词上略有一些轻慢的意味。尽管如此,但作为资料却是难能可贵的。据此先生认为,当时已有为数众多的汉人可能因为各种生存需要,远离故土,来到广义西域的中亚、西亚一带,或暂时寄居,或久居。从而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丝绸之路的延续与不断开拓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过去一段时间,长期有一种看法,即宋元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不断繁荣与发展,陆上丝绸之路已无可奈何趋于沉寂。先生通过对《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西域土地人物图》的研究,明确了元明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持续不衰的,依然发挥着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这一重要观点,必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从而促进唐宋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并进一步拓宽其研究领域。

还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在研究嘉靖《陕西通志》本所载录的《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西域土地人物图》的同时,又将其与之前流行的《西域土地人物略》的两个版本进行了比勘校对,一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本,一是梁份《秦边纪略》本,发现这两个版本在传抄转录的过程中都出现了比较多的错、讹、衍、漏等问题,如道光十年(1830)龙万育在四川成都用活字排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本,经与嘉靖《陕西通志》本对照,脱衍讹误多达200余处。《四库丛刊》本影印顾氏手抄稿本,虽然好了很多,但仍存在一些脱文误字,甚至有连脱四字五字的。如西阿丹城项下注文“卜隆吉儿西南六十里亦会于西阿丹”一句中,就脱了“六十里亦”四字;“其南路为垣力”一句中,脱了“南路为垣”四字;阿思达纳城项下“又西有巴儿海子、双山儿、崄巴儿山”一句中,脱了“子、双山儿、崄”五字等。此外,还有一些讹字、误字。如大草滩项下注文“其地广而多草”的“地”字误为“北”字;菲即城项下注文“其城一重”中的“一”误为“二”字等。这些脱字误字都会影响对文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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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域土地人物图》卷首嘉峪关至哈密段

更有甚者,则是《秦边纪略》本所反映的问题。嘉靖《陕西通志》本的行文体例为纲目体,正文大字为纲,注文小字双向排列为目。这种正文与注文分别排列的体例,不仅主次分明,眉目清楚,而且仅就正文大字,亦可通读为完整文章,只是小字可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而已。而《秦边纪略》改变了原有体例和叙述方式,错误更多。原来的正文大字它只列出地名,其他正文大字均改为小字与注文的叙述文字一起双行混同排列,造成不读小字,只见一个个孤立大字地名,小字连读,又难免主次混淆的现象。而且在改编过程中,又不慎把原来一些正文大字地名误作注文小字,掺入叙述文句中;或将原来注文中的小字地名,误变成大字,与原来的正文大字地名并列。因而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混乱,原来各地间的相互位置和里距也因之产生不易避免的误读和误解,从而造成历史事实失真。

这种情况,无疑会贻误后人,造成后人错误引用而得出的只能是错误的结论,岂不是治丝愈紊吗?而且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秦边纪略》是较早整理出版的古籍新书,流传较广,阅读方便,很容易被历史研究者作为论证资料引用。有了先生的研究成果问世,就会给后人提供难得的资料借鉴,以避免为错误的资料来源所误。从先生评析的《西域土地人物略》三个版本中,可以看出先生最看重的是嘉靖《陕西通志》本,因为它既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版本,也是讹误最少的版本,可供大家借鉴。

三、清季西北边疆历史地理研究

20世纪70年代,先生参与《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的编写,遂开辟了又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清季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在完成书稿编写任务的同时,又发表了多篇很有份量的研究文章,如《〈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中的“旧有卡伦”》《关于清代西北边疆某些河流、湖泊、山脉和卡伦的定位问题——读〈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北边疆的巡边制度和巡边路线》等。对于澄清和复原清代西北边疆的历史地理问题,有莫大的帮助和贡献。

如《〈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中的“旧有卡伦”》一文,详尽地论述了西北边疆地区的卡伦、鄂博与中俄边界的关系问题。1860年(清咸丰十年),沙皇俄国利用英法联军对清政府的军事压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强行割占了中国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强行划分了中俄的西段国界。条约规定:从沙宾达巴哈界碑起向西,“顺山岭、大河之流及中国现在常驻卡伦等处”为界。而在以后的划界过程中,沙俄代表把山岭、大河、卡伦三项分界标志歪曲为中国常驻卡伦一项,同时又以武力为后盾,在与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中,又强行占取了大片中国领土。先生用扎实的史料,充分论证了缘边卡伦的设置、分类以及与国界线的关系。即认为清代西北地区的卡伦分为常设、移设和添设三种,其常驻卡伦多设置在重要城市附近及其交通要道、关口要隘处,移设和添设卡伦则是根据季节的变化,在条件许可情况下或把一些卡伦向外向远处移置,或在更远处添设一些卡伦,以加强安全防范,但均不在国界线上,甚至都远在离国界线几百里的地方,因而是不能看作国界哨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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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犁清代卡伦遗址

先生以《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所划定的新边界为例,列举了新边界所立的63处界牌,其中有24处是设在清朝“旧有卡伦鄂博”附近,另外28处设在清朝“旧有鄂博”或“旧设鄂博”附近。两者相加为52处,占界牌总数的80%。其他11处界牌,《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和《布连斯奇界约》也另在别处称其中的奇兰、奇克太、阿鲁奇都埒、阿鲁哈当苏四界牌为中国卡伦,只是没有专门指明为“旧有卡伦鄂博”和“旧有鄂博”而已。以此可知,在《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新划定的国界线上设置的界牌,多是利用了一些中国境内旧有的卡伦鄂博,而这时中俄国界线已向中国境内内移了数百里。

如参与谈判的沙俄商务使团某成员所言:“新边界在所有地段都远远深入到蒙古地方有好几天的路程,有的地方甚至达到几个星期的路程。……新边界的远移,扩大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就按一天行走一百里算,好几天就好几百里远了,更不要说走几个星期了。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国境内的北方地区,在其要地、要道、关口要隘等处都是设置有卡伦的。同时,先生还以雍正年间厄鲁特蒙古驻牧于今甘肃、新疆间的安西、敦煌、哈密一带,而这些地区也有卡伦的设置为之佐证。先生认为这些卡伦和鄂博原是中国境内蒙古各部势力范围的分野,它们并不在边界线上,并不是边界卡伦。也说明在签约定界之前,清朝并没有在国界附近设置过卡伦,此时沙俄代表所说的卡伦线并非国界线。而卡伦线作为国界线则是在其后形成的。这一观点对于研究和正确把握清季西北边疆的失地范围和边界变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关于清代西北边疆某些河流、湖泊、山脉和卡伦的定位问题》一文,针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也就是清代图幅部分,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处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新疆图》所画清代西北地区巴尔喀什湖至哈喇布拉岭一段的国境线,把吹河、塔拉斯河、阿尔沙河等河流画成了国际河流,把这些河流所汇的“周回三百里”的小海,以及阿尔库勒池、必库勒池等,都画在了清代国境之外。而吹河下游的季节性河道又画到了远至东经六十七度附近,而和什池也未表示出来。

先生利用《西域图志》、乾隆《大清一统志》《清通志·地理略》等文献资料,说明上述河流当时都是中国的内河,上述湖泊都是中国的内湖。并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1)改绘清代新疆图幅中的巴尔喀什湖至哈喇布拉岭之间的国界线,使之由东经七十二度附近越过吹河,并把塔拉斯河流域和阿克库勒淖尔、阿尔沙河都包括在清代国界线内。(2)删去清代国界线以外的吹河河道符号,包括季节河河道符号。(3)在东经七十二度附近吹河中游绘出湖泊符号,并标注“和什池”三字。塔拉斯河下游也应绘出湖泊符号。

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故先生当时看到的应是红皮的初版试用本。我对照查看的是1987年正式出版的版本,此时的《新疆图》已做了若干修改,但大约是根据先生文章中提到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编辑印行的《沙俄割占中国领土示意图》所做的工作,即把这段边界线稍向西移,其与吹河交汇处改在东经七十二度附近,把整条塔拉斯河以及阿克库勒淖尔、必库勒淖尔都包括在国境线内。符合了先生建议修改的第一条,而先生指出的吹河在国境线外的河道符号还依然保留着,在东经七十二度附近的吹河上应绘出和什池湖泊、塔拉斯河下游应绘出湖泊的建议尚未做改动。

又如:《乌里雅苏台图》和《新疆图》的图幅中,额尔齐斯河的支流布昆河与辉齐尔河(即科尔沁河),都画成布昆河先入额尔齐斯河,河口在南面;辉齐尔河后入额尔齐斯河,河口在北面。先生根据乾隆《内府地图》、道光李氏辨志书塾《皇清一统舆地图》、嘉庆《会典图》、嘉庆《大清一统志》的《新疆图》和《科布多图》、同治《皇朝直省全图》的《蒙古全图》和《西域水道记》卷五《斋桑淖尔所受水第一图》等文献中的河流画法,全是辉齐尔河(或科尔沁河)入额尔齐斯河在先,即汇入口在南,布昆河入额尔齐斯河在后,即汇入口在北。而且《西域水道记》的文字记载,也是科尔沁河先入之,布昆河后入之。因此,先生认为,布昆河在南面先入额尔齐斯河,而辉齐尔河(或科尔沁河)在北面后入额尔齐斯河,是这个地区现在的河道状况,与清代事实并不相符,应是后来河流发生变迁形成的。因此,《乌里雅苏台图》和《新疆图》中布昆河与辉齐尔河(或为科尔沁河)的画法是有误的。

又如:《新疆图》把喀克沙勒岭标注在跨越阿克苏河西支流托什干河的南北岸上。先生认为:如此,就把托什干河上游的阿克赛河流域,即阿克赛地区置于喀克沙勒岭以北了。而喀克沙勒岭在几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中都是作为葱岭东北支脉,天山正脊分水岭的。而且《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在此的划界又是以天山正脊分水岭为界线的。

故这种画法就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阿克苏河的上源阿克赛河发源于天山正脊喀克沙勒岭段的东南麓,天山正脊分水岭限制了它是不可能跨越的;二是阿克赛河上游地区是沙俄1881年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及其勘界议定书割去的,如果按照《新疆图》所标注的喀克沙勒岭位置,则阿克赛河上游地区早在1864年签订《中俄西北界约记》时就被沙俄割去了。据此,先生指出:把喀克沙勒岭画成横跨阿克赛河南北两岸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喀克沙勒岭就不成其为天山正脊分水岭了。在此,他还提出了具体建议,即把喀克沙勒岭应标注在阿克赛河以北,相当于现在的阿特巴什山以及以东地区。

此外,先生又通过文献考证,以充分的理据,还指出《新疆图》中存在下列不够准确之处,分别是:图中的善塔斯达巴罕标注在土普河南岸,而应在土普河北岸;乌克克(乌科克、乌柯克)卡伦的位置标注在中苏友谊峰以西的中国境内,而应在中苏国境线以外赛留格木岭和阿尔泰山北面;和尼迈拉虎和辉迈拉虎卡伦,《新疆图》和《乌里雅苏台图》均置于纳林河入额尔齐斯河河口稍偏南处,而应在乌柯尔河河口与布昆河河口之间,额尔齐斯河由西南折向东流之处。博霍锡卡伦,《新疆图》置于斋桑湖西岸布古什河入湖的河口附近,位置过于偏东。而实际上博霍锡卡伦与斋桑湖的距离要远得多,布古什河当时与斋桑湖并不相连,河水也未流入湖中。而且,博霍锡卡伦系因河得名,图中卡伦名与河流名却不统一,也不合适。博罗呼济尔卡伦,《新疆图》和《伊犁图》均置于伊犁河北岸支流博罗呼济尔河上源东北岸,问题比较大。因为清代博罗呼济尔河是单独流入巴尔喀什湖的库克乌苏河上源的一条支流,不是伊犁河支流。博罗呼济尔河发源于博罗呼济尔岭北侧,水是西北流,而不是东南流。博罗呼济尔河的位置错了,因河而置的博罗呼济尔卡伦位置无疑也是错的。纳拉特卡伦,《新疆图》置于伊犁河支流空格斯河北岸,而应在空格斯河南面的乌弩古特岭以南,昌曼河和纳拉特岭之北。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工具书,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几乎人人有之,甚而视为至宝。因此,人们对该图集的质量和水平的要求也是很高的,特别是图上各种内容的表示更要求精准。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无疑对下一步图集的修订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其次,先生独立和参与校释的嘉靖《陕西通志》《析津志天下站名》《三省边防备览》《新疆图志》《南山谷口考》等地理或具有大量地理内容的古籍著作,也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阅读和资料利用的方便。

总览先生的一生,可以说,他是把学术追求与学术研究视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在各种利益与金钱地位的诱惑下,先生仍然不改初心,坚持走自己的学术道路。想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时的学术研究工作正处于艰难阶段,科研经费极其短缺,先生所在的单位除了能按时发放工资以外,几乎再没有其他经费。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学术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无疑也会严重制约学术研究的发展。于是也出现了学术队伍不稳,人员流失严重等令人揪心的各种问题。而就在此时,有两次改变先生命运的机会不期而至,一次是他被作为陕西省副省长的考虑人选,一次是他被作为陕西省文史馆馆长的考虑人选,这些在他人看来都是天上掉下的好事,是不可多得的人生机遇,却都被先生婉拒了。以此可见先生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就是做一个纯粹的学术人。

先生对学术研究仍然一如既往地痴迷,每日忙碌于他倾心的学术领域,心里想的、手头做的都是他要研究的问题。先生用坚守、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努力,用活到老、学到老、忙到老的自强不息精神,践行着自己的学术人生和目标。即使退休了,仍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查阅资料和伏案写作仍是其生活的主要内容。其次,就是利用子女的休息日,到野外去看看。而到野外看看,正是先生晚年寓考察于郊游之中的一种方式。也正是这种郊游方式,让先生在秦岭的多条山沟里都留下了踏勘的足迹。故先生的每一次出去看看,都不只是仅仅享有郊游的快乐,而是还会有不少意中的或意外的收获,成为先生思考和解决某一问题的用料。先生就是这样一直坚持到身体不允许,才不得不歇息下来。也就是这样的坚持,才使先生得以在八九十岁的高龄还陆续有学术成果问世,这又是何等之难得!(节选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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