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同治三年）3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命部下日夜不停攻打杭州城，守城的太平军支持不久，便被清军攻破。胡雪岩获得左宗棠的信赖，被委任为总管，主持杭州城解围后的善后事宜及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胡雪岩创办的阜康钱庄从此大获其利，也由此走上官商之路。
左宗棠画像
胡雪岩进入杭州城的第一件事，是掩埋尸体，治理瘟疫。杭州城尸横遍野，太平军失守的原因之一就是瘟疫肆虐，死了的和染病的无以计数。
胡雪岩派人把杭州城的老中医都请来，其中一个叫刘善财的老中医，他告诉胡雪岩：“行医关键是一准二狠，很多人医术不错，但用药不狠，想让病人吃更多的药，好多挣钱。研制瘟疫的药坚决不能有这种想法。”
胡雪岩非常赞同刘中医的意见，于是选了几十个精壮年轻人，由老中医监督，日夜不停地炮制成药。制成后各处发放，或熬成药汤，任人索取。城内染了瘟疫的人数果然渐次减少，人们的气色也渐渐好起来。
胡雪岩进城后的第二件事，是设粥厂，赈济灾民。胡雪岩拿出几万两银子，从上海等地把粮食购来，在城内设了大小二十几个粥厂。一时灾民皆知有一个叫胡雪岩的老板，广行义举，“胡大善人”的名号便传了出去。
胡雪岩画像
有一次，左宗棠向胡雪岩诉苦：“瘟疫一来，兵士肥的变瘦，瘦得直接垮掉，整个军队毫无战斗力”。“而且受伤如果不能及时医治，伤口免不了发炎化脓，小毛病变成大病。”
胡雪岩就想，要是有了既简便又有效的药，兵士岂不就能少受痛苦？
于是，胡雪岩找到刘中医想对策，刘中医说：“要是平时民用，还可以慢慢炮制。要是供应军营，人数少了，恐怕赶制不及。”胡雪岩问需要多少人手，刘中医说道：“要供应二十万的人马，需要至少四十人。”胡雪岩说：“要这么多人，干脆开个药店算了。这样即可供应军用，又可造福乡里。”
1874年，“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筹建处设立，创始人胡光墉，字雪岩。聘请刘中医负责主持研发成药。刘中医提出：“我主持可以，但是得按照我的原则去办。”
胡雪岩知道，刘中医最瞧不起那些医术不错但医德不行的医生，嫌弃他们用药不狠，不顾病人死活。胡雪岩很爽快地答应：“好，一切都按刘先生的原则去办。
在刘中医的指导下，研制出了“辟瘟丹”、“诸葛行军散”等药品，立即送呈曾国藩、左宗棠军中，作为行军用药。
不久左宗棠就回信说：“药效奇佳，军中将士，因有此药，打仗已没有后顾之忧”。
最让胡雪岩得意的是，左宗棠在信中提到，曾国藩也来信盛赞此义举，望多多赶制送往军中。
胡雪岩受此鼓励，愈发觉得老中医的重要。决定拿出十万银子，委托老中医广征天下古方。
刘中医说：“雪岩兄一番古道热肠，我定拼了这把老骨头，尽力配制出好药。”
刘中医邀请远近中医名家集齐杭州城，各位中医本就敬佩刘中医的医术和医德，听说有了报效朝廷、广济众生的机会，个个都拿出自己的祖传秘方，精心研制。
这段时期，宁波也发生了瘟疫。居住在宁波的法国人让内是胡雪岩的朋友，多日高烧不退，向胡雪岩求助。胡雪岩与让内的交情还要从“常捷军”说起。
当初攻打杭州城之前，左宗棠曾找到胡雪岩，让他去代募一支洋枪队，帮助攻打杭州城。
胡雪岩明白左宗棠的意思，杭州城城高墙坚，如果硬冲损失太大。
不过当时在上海不好招募洋枪队，因为太平军与洋枪队刚刚有一次交手，太平军趁着大雨天，突然向洋枪队发起进攻。洋枪队匆忙出击，火药被大雨淋湿，只好拔刀拼杀，哪里是太平军的对手。不足一个时辰，死伤了十多个士兵，领队也被砍成两段。这一惨败，让上海的洋枪队第一次对太平军感到害怕，于是胡雪岩决定到宁波去办理此事。
太平军战胜洋枪队
宁波是个天然港口，早在道光年间，西洋船只北上的时候，便强行在宁波设了租界，各国商旅杂居。太平军一度打到宁波，洋人为了自己租界的安全，纷纷派驻了本国的武装。
胡雪岩因为有钱庄在宁波，和那里的洋人素有往来。很快到宁波找到了法国人让内，在让内的协助下，募集中国士兵约千人，用洋枪洋炮装备，驻宁波舰队司令勒伯勒东任统领，法国人日意格任帮统，在宁波组成“常捷军”，伙同清兵对太平军作战。攻下了杭州城后，“常捷军”开回宁波，在胡雪岩的钱庄支取了全部佣金。
常捷军
胡雪岩听说让内感染了瘟疫，就让宁波钱庄的负责人带着“辟瘟丹”去看他。让内服药一日后就能下床走路，第二日中午就变得精神十足。
让内直接跑到宁波钱庄询问伙计送的是什么神药，伙计如实相告。让内一定要伙计再给他一些，就这样，让内拿走了钱庄所剩的全部药品送给了自己的洋人朋友。所有服了药的洋人都各个变得精神起来，于是让内就和一些洋人朋友一起来到杭州找胡雪岩，想多买一些药。
胡雪岩听后直接送给他们两大箱，而且坚决不收他们的钱。
胡雪岩心中有着自己的算盘：他不仅要让国人知道自己的药，还要让外国人也知道，这样的话生意才能做大做远，而这一批洋人就是最好的活广告。
果不其然，这些洋人回去一宣传，加上用药的人互相转告，“胡庆余堂”的药开始名扬四海。
有洋人到上海找到胡雪岩，说自己要乘船归国，希望胡雪岩卖给他一部分成药，还留下订金，下次来时还要采购。
胡雪岩见到在上海汇丰银行任帮办一职的朋友古应春，便向他讲了这些事。古应春向他介绍说：“洋人们卖货，除了靠信誉，还会把货物的规格、品质等印在报纸上。想买的人见了报纸，就会找上门去。”
胡雪岩道：“这和咱们在门前挂着招牌是一个道理。”
古应春道：“道理一样，效果大不同。因为报纸随人走，偏远的地方，人们也能知道了。”
胡雪岩说：“要是咱们这也有这东西就好了。”
古应春道：“最近上海就开了一家《申报》，除了在上海发售以外，在京城、武汉、广州等地都派有人代为发售报纸。”
胡雪岩听他这么一说，就来了主意：“我可不可以在上边加消息？”
就这样，胡雪岩让人拟了草稿，写上药的品种、功效、监制人等内容，送到报馆，第三日报纸上消息就出来了。
胡雪岩甚是高兴，就特意多买了两份，回去后送给刘中医看。
刘中医看后也连连叫好。不过他对胡雪岩说：“这样一来，恐怕还得加人。”
旁边有中医说：“不光得加人，药材供应也得考虑了。”
胡雪岩道：“不是有药农固定给店里送吗？”
那中医道：“送是送，可是今年老天不作美，有几户药农觉得种草药歉收，就改种别的了。”
胡雪岩将心比心，觉得药农也有自己的苦衷，便说道：“他们是不是怕生活没了保证？”
那中医道：“胡老爷明察。”
胡雪岩道：“这也不难，回头你告诉他们，要是遇到灾荒，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到阜康钱庄来预支，来年药材交过来时，再统总算账。”
有了胡雪岩的这个保证，药农们都放了心，药材供应的问题也顺利解决了。
报纸的效果果然很好，连直隶一带的人都知道了。有一天，来了一位张家口的商人，指定要“诸葛行军散”。来人对刘中医说：“我们也是从别人手中弄到你们的药，发现确实有几样药，你们的药够劲儿，去病快。”
刘中医捋着胡子道：“这就对了，我的药都符合两个标准。一个是准，保证对症下药，你看我的药，没有一样向你吹嘘包治百病。什么病能治，什么病不能治，区分得清清楚楚。另一个是狠，保证药量下够，让你一剂见效，不花冤枉钱。”
商人夸奖道：“老先生讲的极是。药是济贫之物，富人不怕买不起，穷人却有这种担心。有的医生，一剂接一剂，剂剂不能见效，真是坑了穷人。”
1878年，胡庆余堂雪记药号店堂在杭州大井巷落成，正式开始营业。聘请翁宝珊为第一任经理。胡雪岩亲自手书了“戒欺”两个大字，让人拓在匾上，挂到了药店正堂。
“戒欺”大字旁边，附了几行小字：“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这是创始人胡雪岩对胡庆余堂经营者的谆谆告诫，是胡庆余堂制药的铁定规则。
开张之日，胡雪岩身穿官服，头戴顶戴，亲自在店内招揽客人。
有一位农民手捧着药，和店里的伙计嘟囔了几句，随后又悻悻地挤出人群，站在了大门口。
胡雪岩赶忙挤了出去，走到农民身边，问道：“这位大伯，为什么不甚高兴？”
那农民把手中的药包窸窸窣窣地打开：“胡老爷，你自己看一看。”
初看上去，包内的剂药各自色泽纯正，没有异样。仔细分辨，那桔梗上边确实有些斑点儿。但是 店伙计说这小斑点，不碍药效，不给换。胡雪岩忙叫来管事，要他赶快替老人换药。
后来左宗棠西征，胡雪岩还给西征将士送了“诸葛行军散”、“胡氏避瘟丹”等大批药材，免去了水土不服之虞。左宗棠赞曰：“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
胡雪岩善用广告，商人辐射不到的地方，便搞邮寄。在药品的生产与销售上， 自设胶厂、鹿园，另设饮片、参燕、切药、丸散、采选、炮制、细货、储胶、配制、细料、邮寄十一部门，实行一条龙配套作业。
胡庆余堂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
清光绪五年（1880年），胡庆余堂资本达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
（选编自《胡雪岩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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