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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观念和风俗,形容为人处事光明磊落,也认为姓名是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人立足于社会,他(她)的名字应该具有稳定性,不能轻易改动。钱塘泗乡的钱塘沙(原袁浦镇,2007年和周浦乡合并,为西湖区双浦镇)上有支、袁、葛、陈四大姓,公认为是最早开发钱塘泗乡沙洲的四个家族。自七、八百年前钱塘沙涨成后,先辈们开枝散叶,一代一代繁衍。作为传统乡村,为下一代的取名,保留了传统乡村的鲜明特色。

一、男丁按家族辈份取名为传统主流

辈份,是指在家族、亲友的长幼先后中所居的地位。它主要分为长辈(高祖辈、曾祖辈、祖辈、父母辈等)、平辈和晚辈。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辈分是一种外在表现形成,虽然现在已弱化了很多,但其核心还是没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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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底子的家谱中,先序排好辈份,家族中男丁就按辈份中的字号取名。通常根据家族的辈分顺序来给孩子取名。

就我们袁姓家族而言,相传袁氏先祖从富阳迁到钱塘沙,至今有800多年。目前,双浦镇的袁姓人士有7000名左右,最大的聚居处是袁家浦村,其它散居在小叔房、新沙、小江、麦岭沙和转塘街道珊瑚沙桕联等村落。

因文化革命时破四旧,在袁氏宗族祠堂里(即现在的袁家浦村村委所在处)烧掉了保存了几百年的宗族族谱,导致以前的线索中断丢失。整个袁氏家族早年间各房之间的远亲近支、关系脉络无法查证,甚为可惜。据现有家谱挖掘、可查的当今辈份有“学、洪、祖、永、长、法、其、祥”等。

我自己是 “长”字辈,平辈的堂哥堂弟基本冠以“长”字头取名。大伯家的大堂哥“长根”,我大哥取名“长富”,二哥取名“长渭”,我自己本名“长仁”,小名则按我二哥的顺序称“小伟”。泗乡人对渭、伟、慧、卫发音相同,也不耽误叫名。

可以说,袁姓按长字带头起名的,都是我的平辈,年纪比我大的为哥,比我小的称其为弟。曾为杭州市劳动模范,人大代表,11队的长继;从部队转业任职在西湖区土地管理局,1队的长方;曾担任浙江科技学院纪委书记的长昆;曾担任杭州长桥小学校长的长华和五云山疗养院的名医长丰兄弟俩。

袁家浦村很大,生产大队时有11个生产队,好多人互不相识。80年,我们袁浦小学(当时叫五一小学)毕业班有8位同学参加杭州城里重点中学(当时初中和高中合一)的入学考试,课目为语文和数学。试场在玉皇山脚下的杭州师范学校。只记得校门口是绿油油刚抽穗的水稻,中午有杭州师范学校的一个白净清秀的学生哥哥安排我们这批小学毕业生在寝室午休。学生哥哥“小伟,小伟”很亲切地用袁浦话叫我,并把我安排在上铺。我当年12岁,觉得很稀奇,这里的学生哥哥怎么会认识我?回家后,我妈告诉我,这位学生哥是长华,其父亲永生叔和我新浦沿村的大舅舅是连襟。

我们长字辈的父辈为“永”,取名则以“永”字开头。我父亲兄弟四人,父亲最小,叫永培。大伯父永喜(别名瑞林),二伯父永锦,三伯父永浩。70年代,我们袁家浦村(以前叫五一大队)有一条机帆船,专门运输围垦的石头或其它货物运输。我三伯父永浩,还有11队的永相大伯、永续大伯三位“永”字辈壮年人专门负责水上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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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为“祖”字辈。我祖父名“祖煊”。往上的曾祖辈是“洪”字辈,我曾祖父名“洪灿”。再往上,因家谱湮没被毁,暂时无法查证。

长字辈下面就是法、其、祥。担任过袁浦镇常务副镇长,后任双浦镇人大主席,小叔房村的袁法兴、曾担任袁浦中学校长老沙村的袁法兴和前者同名同辈。

其字辈的,早年担任五一大队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的袁其元,袁浦小学的副校长袁其伟,开金属公司的袁其达等等。

袁浦片的葛姓家族当前为俊、春、品、望、幼主流辈份。 我在市交通执法队的同事葛品全,西湖区教育系统长的资深校长葛品松,曾担任过西湖区渔政站负责人的新沙村的葛品和等等,都是品字辈。

像吴家村是以吴姓为主体的行政村,有蓝、炳、敬、光、士、吉的辈份,现在中老年人员以士、吉辈为主流。担任过西湖区教育局局长、在区人大副主任位上职退休的吴吉春老师为吉字辈。我初中同学吴士雪、吴士法,则比吴吉春长一辈。

一般而言,按辈份取名是主流,原则之外也有例外。抗日战争时走出袁家浦村参加革命,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纪委常务副书记的正元阿爹,是妥妥的袁姓“祖”字辈,我的党兄,现在担任袁家浦书记、村长的袁海生, 我堂叔宝年,阿松都未严格按照“长”“永”的辈份取名。同样,支姓家族虽然有浩、祖这样的排名,像我的同事支小强就是“祖”字辈。我浦塘村的同学支建军,支拥军兄弟俩,其父部队退伍,曾在老袁浦镇政府对面的伟力弹簧厂工作,就是按自己的军营情结,给孩子取了军味甚浓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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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规范的排辈取名类似于部队军衔。看到肩章上的杠和星,就知道尉官、校官、将官的衔级。同理,看了名字,就知道对方辈份,知道该称呼什么。长字辈的,不论其年纪多高,我称其为哥,永字辈的,我称伯和叔,祖字辈的,我称 阿爹(爷爷)。西湖区资深校长的袁伟民老师是我初中班主任,则小我一辈,为法字辈,其父长元与我平辈,虽然年纪和我父亲相仿,每次遇到,我则恭称为长元哥。现在祖字辈的都已过世,永字辈还在世的也不多了,最年轻的是袁家浦二队小我二岁的永党。

二、女孩子的取名相对随意

中国人的传统历年重视男丁,袁浦地区也不例外。和男丁的取名排辈不同,女性(袁浦地区称女孩子为 “挪”)的名字相对随意,没有按辈分取名的规范要求。50、60、70年代以前出的女孩子,一般名字中带凤 花、桂、菊、梅、英、兰能体现女性化特色的字的居多。像奉献三尺讲台,上泗中学的袁杏珍老师和周浦中学袁杏珠老师两姐妹,当年周浦乡的副乡长骆菊梅,以及我的堂姐堂妹们,也是带桂、菊等取名的。

在未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有的人家生了多个女儿,想生儿子传宗接代,可能会给孩子起一些寓意性的名字,以表达对生儿子的渴望。女儿取名招弟,引弟,来弟,爱弟等不一而足。“招”、“引”、“来”和“爱”字都有吸引、期待的意味,而“弟”则直接指代弟弟,即希望下一个孩子是男孩。一般直接取“弟”的不多,往往会 加个女字旁,成了“娣”。

三、取外号、草名字的陋习

《水浒》里的108将都有外号,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里赵白眼、假洋鬼子,《药》里面的“红眼睛”,茶馆里的“驼背”五少爷等人物外号。作为传统的江南乡村,袁浦地区和鲁迅生活过的绍兴乡村背景几乎是一致的,同样也有取外号的习惯。取外号,袁浦地区叫取草号名字。

有以手艺取名的,有四队专营五金,修理铜罐锡壶的老朱铜匠;老袁浦乡镇府边,家传做豆腐的阿立豆腐;走村走巷,上门为猪作绝育手术的兽医剦猪长康;小叔房村开大型服装厂的洋车阿华等等。这些手艺从事的人少。其它的像手艺高超出名的木匠、泥水师傅,也会以某某木匠,某某泥水冠名,普通的,无名之辈,则没有这个待遇。

像我们村的剃头阿龙,或阿龙剃头大名雷云龙,白白瘦瘦,很文弱的样子。其父亲是下放的城迁户。70年代末期,他在大队部(袁家浦村委)理发室理发,那会理发是五分钱,生产队按人头向每户人家五分面值的理发票。理好发后,将此票交给剃头师傅。剃头阿龙,后来考上大学毕业 ,到上泗中学当老师,理发室由其徒弟四队的阿华接了棒,继续为大队社员服务。

另一种就是生病后形成了残疾,造成走路方面的不方便,或脸上、头上外观的损伤。特别是以前医学不发达,小儿麻痹症容易产生跛行后遗症,长天花的,脸上会形成密密麻麻的坑,俗称麻子。我家一个表舅就害过这种病。《阿Q正传》里的主人公阿Q,头部长疮后,病患部位长不出头发,形成癞痢病疤痕。据说,康熙皇帝也出过天花,成了大麻子,皇帝医疗条件这么好,平民百姓更加只能听天由命了。鲁迅笔下的阿Q对这个疤痕十分敏感,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甚至还讳“光”和“亮”。

我们孩提时不懂事,有时在课余手持一本书,装出读信的样子,“光明公社 ,红光大队,灯泡小队 陈(土话,剩和陈同音)几根同志收 ”,一边读,一边故意斜睨着某位同学,让其难堪。对于麻子,则唱“麻子麻,偷枇杷,树上一支蛇,吓得麻子顶倒爬”的无厘头儿歌。我一直搞不清麻和枇杷有什么联系,以为枇杷吃多了会成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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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了易养活,为孩子取贱名

由于医学水平低,婴儿抵抗力差,以前的年代夭折的多。像我家,我大哥和姐姐相差9岁,中间原本还有个大姐和哥哥。三岁的姐姐生病没了,六岁的哥哥在池塘失足也没了。这类情况在当时的乡村较为普遍。鉴于这类情况多发,中国文化中形成一种传统迷信观念,认为给孩子取一个低贱或不起眼的名字,可以使孩子更容易养活。因为这样的命名方式被认为可以欺骗邪灵或不幸,使它们不会注意到孩子。于是,农村里上一代人中,取一些小猫,小狗,奥狗这类今天看来,难以理解或认为相当好笑的名字。

90年代,我的工作单位就有二位大名叫“小狗”的职工。一人姓 “陆”,一人姓“孔”。二人年纪相仿,都是上世纪30年代出生,属于我们的父辈年纪。为了区分,我们称呼 前者为“ 阿陆伯”,后者为“小狗伯”,叫得很亲切,应得也自然。

其它,农村里根据孩子的出生时辰、八字、属相等,找个干爸或干妈,同时,会取一个寄爸名字。按“多头门户多头风”说法,这个干爸或干妈往往是在现有走动的亲戚或好友里找,这样是亲上加亲,也不用额外增加一户需要走动的人情门户了。

五、遇重大的招生、考试 、参军报名等,将姓名正本清源

以前户口本为手写,第一代居民身份证1985年才开始实施。加上除了孩子出生报生,考学,分家,婚娶等要用到户口本外,一般都是束之高阁。好多人的平时叫小名和户口本上的大名对不上。1984年,我还在白茅湖袁浦中学读初三,因为要参加初中中专考试,班主任袁伟民老师千交代,万交代,报名务必要核对,和户口本上的姓名一致。于是,中考下来,大家惊奇地发现,八一大队(新沙村)的袁国民,成了袁长福 ,袁国林成了韩国林,小江村的袁长水、袁法兴分别成了袁长荣和袁法国。吴家村的吴士雪,成为吴士方。新浦沿的郑志良则改成了郑志仁。我则把常用的“小卫”改成了“小伟”。

钱塘江水滚滚东流不复返。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按辈份取名的方式已消失,年轻的一代的取名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大多数人是独生子女,有的男女双方各取一姓,而让孩子成为双字的新复姓,或双方的姓,成为孩子的名字,有的为孩子取一些萱、辰、曦等方面展示家庭个性的名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现在城市化的进程,传统的取名方式,成为时代中的浪花,成为乡村发展变迁的印记。也许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写“最后一个永字辈”,“最后一个长字辈”这样的记述文章,记念我们的今天。

✍️编辑:AETA | 主编:小全 |律师:郑晶晶

来源:钱塘往事 作者:袁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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