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伟大的革命家邓颖超女士走完了她的一生，安详地闭上眼睛。
她的秘书赵炜，随即针对她的后事处理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四点。
但当时，中央却并不认同她提出的四点问题，还把人民群众的理由给搬了出来。
赵炜到底说了什么？这四点，和邓大姐本人又有什么关系？
1976年年头，邓大姐送走了她这一生最亲爱的革命伴侣，周总理。
他们两个人是中央乃至全国的模范夫妻，相识于少年时代，多年来彼此携手，共同奋斗。
有着一样的志向，你懂得我的坚守，我懂得你的追求，灵魂伴侣莫不如是。
周总理的离开，对邓大姐的打击很大，不过并不会把这个坚强勇敢的女性彻底打倒。
她用一个人的肩膀，扛起了两个人的责任，继续践行着他们共同的使命。
西花厅的海棠花开了又败，败了又开。
年复一年，站在海棠树下的人，却从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
邓大姐守着西花厅的回忆，望着远方的路，同样年复一年，独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91年，因为肺炎和高烧，她住进了医院，放不下的工作只能暂停，每天休息的时间，也比从前多了许多。
看着邓大姐瘦瘦弱弱的样子，秘书赵炜非常心疼。
她在邓大姐身边工作多年，两人也早已经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家人。
现在，她只希望邓大姐能保重身体，能让自己的生命延长一些，再延长一些。
可惜生死有命，再伟大的人，也没有办法逃避这个规律。
面对死亡，邓大姐的态度是平和的。
她经历过革命年代无数次生死一瞬的紧张关头，也经历了战友爱人的离开。
现在年纪大了，自己早就已经看开了，也不避讳谈论这个话题。
只是，邓大姐每每提及类似的话题，赵炜的鼻子总是会发酸。
她没有那么平静，无法坦然面对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算真的到了1992年7月11日凌晨，邓大姐的心脏渐渐停止跳动，她都还没有完全做好心理准备。
痛彻心扉的感觉，实在是很不好受。
赵炜强撑着精神，帮着处理邓大姐的后事。
因为她是贴身秘书，所以有的事情，还得她来拿主意。
面对中央工作人员，赵炜提出了四个要点，这四个要点，都是邓大姐在临终之前对她的叮嘱。
其中一个，就是不要让工作人员为她守灵。
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邓大姐相信，人死如灯灭，眼睛闭上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守灵这个习俗，在她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反而还会增加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
和她一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这样，一辈子坚持着一个原则。
永远不会用人民群众的事情来麻烦自己，但永远不会用自己的事情去麻烦其他人。
从前的周总理就是如此，哪怕病入膏肓，躺在病床上精神不济。
他还都是要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尽量不去打扰其他人，唯恐享受到了任何一点特权。
这对革命伉俪，他们有着同样的人格底色，骨子里也都是一样的人。
在这一点上，他们还做过一件相同的事情。
周总理生命垂危之时，曾经叮嘱过医护人员。
如果到了最后一刻，不要浪费时间和资源来抢救他，要把宝贵的医疗资源留给其他更需要的人。
同样地，邓大姐住院之后，尤其是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了预感之后，也做出了相同的嘱托。
到了后面，不要再把时间精力花费在她的身上，要去关注其他病人。
永远先人后己，永远先大家后小家，这就是他们。
从道理上，医护人员们承认，有的时候，抢救其实就是徒劳无功的。
但是从情感上，没有一个人能眼睁睁看着周总理和邓大姐离开，并且无动于衷。
他们的人格魅力，足以改变所谓的道理，勾起人心底里最纯粹的感情。
所以从邓大姐生前的风格来看，她拒绝工作人员守灵，这是有迹可循的。
不过，党中央并没有完全遵从她这个想法。
中央充分尊重邓大姐的决定，但工作人员们大多愿意自发送别她最后一程。
所以即使不安排大费周章的守灵计划，每天晚上，还是会有人心甘情愿留下来值守。
轮流值班，这是权衡邓大姐意愿和工作人员感情之后的决定。
赵炜提的第二点，也是邓大姐的第二个想法，就是不在家中吊唁。
同时还有第三点，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让她安安静静地离开。
以上两点，本质上都是一个意思，不要大张旗鼓，不要高调宣布，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不要劳动广大人民群众。
这一点，先别说中央能不能认同了，广大人民群众就无法接受。
其实，在得知邓大姐去世的消息之后，很多人就一直在打听，怎么样才能亲自来送别邓大姐。
一些敬爱她的老百姓，更是专程从外地赶来，就是为了和她告别。
在普罗大众的心中，邓大姐是一个为他们、为国家而做出过巨大牺牲的人，是一个为了崇高理想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人。
她是人民的好干部，人民的情感天平，会永远向她倾斜。
如果真的不举办追悼会，这让中央如何向人民群众交代？很多老百姓可能会觉得情感受伤，也可能会终生遗憾。
但是考虑到邓大姐低调朴实的想法，中央肯定也不能把规模搞得太大，这也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于是思来想去，中央决定不举行繁复的吊唁仪式，而是举办小型的追悼会，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寄托哀思的渠道。
工作人员也要严格控制进场的人数，总之不能把事情搞得太高调，同时也要照顾到人民群众的情绪。
中央的顾虑和想法，赵炜其实也是能够理解的，因此在思索再三之后，她也同意了这个方案。
至于赵炜传达的最后一点要求，就是不接待日本友人来到北京吊唁。
关于邓大姐这个想法出现的原因，后世曾做出过一些猜测。
有人说，她可能是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朴素感情，不愿意让日本友人的出现，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还有人说，她一直追求的就是低调，日本友人也好，其他国家的友人也好，尽量都不要麻烦他们跑一趟。
总而言之，对于这一点，中央是绝对尊重的。
他们决定让中日友好协会出面，在日本大使馆设置一个小型的吊唁现场。
邓大姐的这四点要求，从头到尾，考虑的都是国家，而不是自己。
她不向往伟大革命家的美名，也不需要无数鲜花，无数哭泣的声音。
她想要的，是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好，是老百姓生活得越来越幸福。
赵炜陪伴着她，直到生命的终点。
最后的最后，她的骨灰，也由赵玮撒向了江河之中，从此与祖国的山川河流同在，与人民群众同在。
当骨灰从手上被吹走的那一刻，赵炜的心好像也空了一下。
此时此刻，她是真正地要和邓大姐告别了，和对她影响至深的长者告别。
或许在时空的某一个交叠处，骨灰同样撒向了大好河山的周总理，会和邓大姐再相逢。
这对革命夫妻，灵魂伴侣，他们会执子之手，共同见证祖国的繁荣与强盛，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资料：
1、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所知道的邓颖超往事（上）——《纵横》2014年第2期20-26,共7页
2、邓颖超的“骨灰盒”遗嘱——《共产党员》2013年第3期58-58,共1页
3、华夏经纬网 《党性作风100典（三）——邓颖超：两份遗嘱，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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