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从2011年开始就已经在浙南开展集体性田野考察活动，师生足迹曾踏遍温州各县乡村与城区。2016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简称“民地中心”）成立，大力推动地域历史研究，举办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并通过田野调查班的形式培养新型历史学研究人才。从2017年至今，华东师大民地中心在历史学系支持下已经举办了六届浙江暑期田野班。已经举办的田野调查班主要在浙江南部各县展开。每届田野班招收约40名研究生与本科生共同参加。在实际考察中学生会被分为多个小组，指导教师轮流跟不同小组活动，时间通常为两周。目前，已经举办的六届浙南田野班走访了超过500个村庄，已经访问老人四五千人。
2024年8月，由50名师生组成的第六届田野班在浙江省青田县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白天各小组在村落中进行口述访谈，搜集民间文献，考察乡民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晚上田野班就近借用村镇的会议室讨论总结一天的得失，解决各小组在考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读搜集到的民间文献。回住所后同学们还要撰写田野笔记。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在书斋和课堂里度过，但在此次田野调研活动中，他们不仅接受了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增强了与人的沟通能力，加深对社会的认识，锻炼了身体和意志，而且还通过鲜活的历史存留与老人的回忆丰富了历史知识，学到许多通过田野研究历史的技能。学员们的所得并不限于历史学专业，他们撰写的田野笔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如同经受了一次洗礼；他们是如此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历史，以至于有人觉得自己就生活在历史的长河里，从而重新定位了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关系；行走在一个个村落中，有的同学竟然神奇般地驱散了终日盘桓在心头的”无价值感“，发现了自我生命的意义，田野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魔力之所在！
田野考察中学员与村民访谈
在集体化时期的青田县，外出打工的人也有很多。在青田，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山镇的大岩下村有一位老人，他于1942年出生，今年83岁。大概1950年左右，他开始上学和读书，上了六年半的学。因刚解放，家里条件不好经济条件差读完四年初小后，辍学放牛四年。但有一次发现自己看报纸时不认识字了，感到非常惋惜，强烈要求父母支持自己继续读书。之后，他到北山读小学五年级，而后继续在北山就读初中，一年半之后就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村里很多人没有吃的东西……村里还有人去吃草和树皮，关节肿得很大。
根据当时的政策，外出谋生的“社员”需要缴纳“积累金”。在大岩下村，在外务工人员每人每个月交18到20块钱，如果在外时间长达一年，则需要360块钱。年终时这些钱会换成粮食（比如谷子和小麦等）还给缴纳“积累金”的百姓。大岩下村山多田少，粮食短缺，需要从外买粮补充。当时村内分配谷子和马铃薯较多。四斤马铃薯才能换一斤谷子。1块钱可以抵10个工分，本地正劳力劳动一天，可以获得10 个工分。工分分三级，一等为12到13分，妇女大概是男性工分的一半，干一天约六七个工分。他一家三口人，父亲患有支气管炎，身体不好，无劳动能力，母亲体力不足。如遇恶劣天气，自留地的庄稼被冲毁，就会受到饥饿的威胁。农业生产的产量非常不稳定，外出谋生的念头由此被激发。他立即中断了初中的学习，外出流浪“打工”。他1962年从大岩下村外出，七八年之后（1970年左右）回乡。大岩下村民交了“积累金”之后，村里不会对外出进行限制。
他的打工路线是从大岩下到青田，之后再到金华、杭州，一路向西（当时浙江布票和粮票在全国通用）。大岩下村的木工师傅劳动一天可以获得一块至一块五毛钱。他外出后，首先在金华和杭州做小工，耗尽存款后，便辗转向西，依次是江西，湖南，四川、云南和贵州。他主要在上述省份的林场（比如茶山林场等）打工。工作一天可以挣得一块八毛、两块左右。为什么本地林业工人不够，还要招揽外地工人？这些省份的人均土地1人平均3到4亩。以江西省为例，1个人大概可拥有3到4亩地，人多土地多。而大岩下村1个人只有 0.25亩左右地，人多土地少。他揶揄说，有些地方即使“锄头断了还有谷子”，意指每月即使几天不干农活也可以收获粮食和吃饭。外出打工期间，他会定期汇款给家里。20世纪70年代，他此时大约30岁，攒了几十块钱准备回家。他先回到金华（八九块钱的火车票），然后花一块八毛到丽水，回到青田后还在县城里住了七八年。
在我以往的认知中，对于老人和土地，我有一种刻板印象。老人种了一辈子地，土地和他们是紧密联结的。但年轻人却不一样，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离开了村子。数十年后回到村子后，他们大多表现得不像乡村里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往往特别爱干净和讲卫生，穿着也很洋派，与乡村百姓的衣服样式和材质有明显区别，并且每次回村子看望父母或者长辈总是会从乡村以外的地方带回许多东西。在外人看来，这叫“衣锦还乡”，或说“荣归故里”。在年轻后辈生活条件改善之后，有些老人也会随着子女住到城市里，但更多的老人不愿离开农村。他们的归宿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电视剧《山海情》里也有类似的情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地和被这片土壤滋养起来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我在这位大岩下村老人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一面。我忽略了，他也曾是年轻人。
《蒙塔尤》里有一位名叫皮埃尔·莫里的法国牧民。在放牧和转场的长途跋涉中，他从小过着流动性的生活。成年后不像其他朋友，他一直没有妻子和家庭。即使身边的朋友出于好意，屡次对他的生活状态提出批评，他也一直很享受这种四海为家的漂泊人生。
这让我重新思考土地和人的关系。漂泊流动或者安守旧地，并不一定哪一个更好，也无所谓哪个更坏。这仅仅是他们对于生命的基本理解，是他们对于如何理解自己和周围世界的表达。“为生计所迫”而外出漂泊，或者在贫瘠的土地上年复一年地播种。这是命运，也是归宿。土地不是给予人苦难的根源，而是包容一切肉体和欲望的根基。
这是我第一次在田野中完整地追述了一个人的生命史。在访谈过程中，老人的理解力、包容力和丰富的生命体验，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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