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中能称得上军事专家的人，最多只有三个半……”
1945年8月15日，全体日本民众第一次从广播中听到了他们的天皇陛下的声音：日本天皇亲自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宣告了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失败。
投降之后，部分日本学者还是不服，开始“反思”日本失败的原因。他们“仔细研究”了中国战场上的各种战例，和中国军事家、将领的著作，最后得出了“中国人能胜利，是他们中那三个半军事专家的功劳”的结论。文章开头的那句话，就是他们对这一结论的补充。
光是把日本战败完全归因于中国人中有出色的军事专家这一点，就是忽略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抵抗侵略者的决心等种种因素，可见这些日本学者对这一研究的不用心；再说了，中国出色的军事专家又何止三个半呢？
这些日本专家所认为的，“称得上军事专家”的三个半中国人，究竟是哪三个半？
杨杰
第一位是杨杰。
大家可能听说过“南杨北蒋”的说法，说的是民国时期两位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其中“南杨”就是杨杰。
杨杰曾在老蒋身边担任参谋长，也曾作为军事教育家在军事学院中活跃。
从1932年1月到1937年8月，杨杰都在当时国民党的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主持事务。这6年也是陆军大学办学最严整、教学成果最显著的时期。
杨杰出生于1889年1月25日，是云南大理人。他自幼家贫，但学习刻苦，先后考入云南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
毕业之后，杨杰又前往日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继续深造。
回国之后，杨杰就立即在滇军中得到了一份职位，后又加入国民革命军，先后担任参谋总部次长和代理总长兼陆军大学教育长。其中陆军大学教育长这个身份，就是日本人将他认定为“军事专家”的原因之一。
1931年，杨杰奉命前往陆军大学，先是担任校长，后来被任命为教育长。这时候陆军大学刚从北京迁到南京不久，校内还带着各派系军阀掌控时滋生的封建习气，其中就包括对外地师长、同学的不信任，以及各武装派系的政治色彩。
为了迅速整治校内的这种不良习气，杨杰一上任就更改了招考新生的标准：从第10期开始，陆军大学会在全国各地设立考区，所有有意进入陆大深造的适龄人士都可以报考。第10期招生时，全国的军校毕业生都踊跃报名，总共有700多人，最后初试录取120人。
没过多久又开始了复试，同样是700多人报名，这次录取了100人。
不难看出，陆大在杨杰的主持下有了严格的选拔制度，来自各地的学员也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这在陆军大学开辟了一股有益的新风尚。
而陆大的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提升。
杨杰认为，师资力量是强是弱，直接关系到一所学院的好与差。为此，他费了很大精力去进行师资的选聘和培养。一方面，在军、师、旅级战役战术学、后勤学、兵要地理学等领域，他聘用了大量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优秀中国留学生，和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教官；
另一方面，不少当时国内著名的名流学者也被杨杰聘为兼职教授，他们会不定时地来到陆大给学员讲课。这些学者涵盖了各个专业，如经济学领域的专家马寅初、社会科学领域的萨孟武等人。
杨杰的这些举措，极大程度上充实了陆军大学的师资力量，也成功提高了其办学质量，为中国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
此外，杨杰还要求所有陆大学员，在以后带兵打仗时都要做到三件事：
一是平时就要抓好对士兵的教育和训练；二是要爱兵如子，杜绝体罚、打骂士兵和拖欠军饷，要把士兵看做与自己平等的人，和他们情同手足；三是要身先士卒，只要自己身为指挥员都敢于带头冲锋，手下的兵也一定会紧随其后、勇敢战斗。
虽然杨杰提出的这三条，在国民党的旧式军队中很少有人能做到，但其理念无疑是先进且正确的。
1949年9月19日，杨杰因宣称“国民党的失败已经不可逆转”，并率领陆军大学全体人员宣布起义，被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杀害，终年60岁。
杨杰先生确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军事专家，和革命烈士。
蒋百里
第二位是蒋百里。
蒋百里，也就是前文所说“南杨北蒋”中的“北蒋”。在民国时期的整个军界，蒋百里都属于大师级别的人物。他原名方震，于1882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同样的，蒋百里小时候家里很穷，是母亲省吃俭用地供他上学。
4岁时，蒋百里就已经是乡里有名的神童；6岁时，他就能毫无障碍地阅读小说；16岁时就考中了秀才。1901年，19岁的蒋百里和蔡锷等人一道前往日本，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回国之后，蒋百里也进入了军事教育界。
一开始，蒋百里是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这是一所以培养初级军事指挥官为目的创办的军校。成立之初，该校的教学风格颇为死板，许多教官只会照着操典念，甚至连断句都不会。于是不满的学员们联合起来，来自各个兵科的一千多名学员纷纷推举代表，请求校长改良校内的教学方式和师资力量。
可当时的校长赵理泰，不但打压学生们的要求，还对那些学生代表予以开除的处罚。学生们愤怒、失望不已，将目光投向陆军部，写信请求撤换师资和校长。
陆军部受到请求的同时，蒋百里也刚好回国了。1912年12月15日，蒋百里便在袁世凯的任命下走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室。
上任第一天，蒋百里就对全体学员宣布，他一定会为将他们培养成最优秀的军官而奉献一生。
在该校担任校长的短短10个月里，蒋百里却做出了足以影响该校数十年的贡献。他先是大力整顿学校风气，重点加强对学生生活上的管理。
“清洁和严肃，是一国盛衰的重要标志。”蒋百里严肃地对学生们说。
蒋百里不光要求学生和教师这样做，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校内规章制度和纪律，并坚持每日带副官巡视指导。看到新校长这样忠于职守，学生们也渐渐改正了从前散漫的风气，学校终于有了严肃的军校的样子。
在教学理念方面，蒋百里也深受校内师生的敬佩。
他吸取了自己留日学习期间获取的种种军事教育经验，并以中国当时国情为基础，提出了军校教育的两大主旨：一是精神教育，二是学问教育。
“甲午一役之所以战败，一大原因就是没能集中全国之力，团结御敌。”蒋百里曾这样说过。
他致力于培养学员们的团结精神，告诉他们：即使面对兵力胜于自己的对手，只要团结一致、忠于职守、逐个击破，胜利也不是难事。
除了自己讲课，蒋百里也常去旁听教官们的授课，并关注学生在课上、操练、自修等时间的情况。他尤其重视外语和战术这两大科目，若是对应科目的教官请假，他就亲自前去授课。
蒋百里常说，与别国打仗，就一定要了解敌方的人文、历史、军事等方面，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应对敌人。
当然，蒋百里身上最出名的事迹，应该还是撰写出了《国防论》等著作。
《国防论》出版于1937年，是蒋百里多年来撰写的军事文章的总和，其中表达了对日本这个野心勃勃的邻国的警惕和担忧——当时是初夏，还没有发生七七事变。
抗战爆发后，蒋百里则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表示：中国绝不可能屈服于日本。最后胜也好，败也好，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
白崇禧
第三位是白崇禧。
对“小诸葛”白崇禧，我们大家就很熟悉了。作为桂系军阀的代表人物之一，白崇禧当时是以智勇而闻名全国的。他也是国民党一方少有的能够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人才，在抗日战争期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早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白崇禧就对老蒋的不抵抗政策颇为不满。我们都知道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迫使老蒋同意了联合我党一同抗日；
其实白崇禧、李宗仁和陈济棠在这年的6月份就组建了“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向老蒋施压，要求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这对老蒋后来决定抗日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白崇禧亲自深入战场一线督战。他与前线将士们进行了深入交谈，仔细了解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淞沪一带是狭长的三角形地带，并不适合大规模作战。把大量部队投入淞沪战场，这些没有有效机动手段的部队难以展开，就会成为装备精良的日军的活靶子。
他立刻将这一结论向蒋某人汇报，但蒋某人硬要在淞沪和日军“血战到底”，拒绝了白崇禧暂时退兵保存实力的建议。中国军队继续苦苦抵挡日军的一波波进攻，一直到11月5日，10万日军从杭州湾登陆，这些早已疲惫不堪的中国军队被彻底击溃。白崇禧尽全力降低损失，但也没能起到多大用处。
在之后的台儿庄战役中，经过白崇禧、李宗仁等将领的努力，中国军队终于取得一场大胜，向全体国人证明了日军并非不可战胜。
刘伯承
日本人口中的那“半个”中国军事专家，则是刘伯承元帅。
对刘伯承元帅的事迹，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在抗战期间，刘伯承元帅曾指挥八路军打出了一系列战役，以精妙的指挥技术使得八路军能够以弱胜强，杀伤尽可能多的敌人，并缴获大量日军武器和物资。日军在对刘伯承恨得牙痒痒的同时，也不得不对他的军事水准感到敬佩，甚至将他的战例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即使在日本人眼中，刘伯承元帅也是当之无愧的军事专家。可那些日本学者为何说他只能算“半个”呢？
原来，刘伯承元帅曾在战斗中被弹片击中右眼。手术时，因为担心麻药会影响自己的大脑，所以他坚持不打麻药，强忍剧痛、一声未出地熬过了一整场手术。进行手术的德国医生也不禁为之动容，称赞刘伯承是“军神”。
虽然手术成功了，刘伯承的右眼却再也看不到了。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日本学者会说刘伯承是“半个”军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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