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系统地向晚清社会输入进化论思想的是严复。与同时代的人相比，严复有着非凡的经历。他14岁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光绪三年（1877年）被派往英国留学，此间，他受西方文化的洗礼，打下了深厚的西学功底。回国后，长期从事海军人才的培育。
甲午战后，为警醒国民，挽危图存，他开始翻译英国哲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文名为《天演论》），首次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19世纪科学史上的伟大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
《天演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系统介绍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著作，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对原著做了选择、评论和改造。
严复并不完全同意赫胥黎的观点，所以还介绍了其他哲学家的思想，尤其对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观点介绍尤多，当然，他对斯宾塞的观点也不尽赞同。对此，他多以按语的形式加以说明。
《天演论》博大精深，鲁迅后来说严复做《天演论》，一个“做”字，十分传神。
总之，严复注重达尔文进化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天演”发展观点。《天演论》的中心思想是强调世界上一切生物都处在“天演”即进化的过程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再则，针对斯宾塞的"任天为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劣等”民族只有听任淘汰的帝国主义理论，强调弱小民族只要发奋努力，就可转弱为强。所以他在《天演论》自序中指出："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在晚清内外交困的特定国情下，一句适者生存，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加以严谨、科学的论述，使之拥有十足的说服力；而适合当时文人的流利畅达的桐城笔法又使该书洋溢着巨大的感染力。于是，以《天演论》问世为开端，天演进化思潮勃兴于晚清思想界。
天演思潮的主要思想主张有两大方面：
首先，认为进化规律是人类社会和万事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原强》的修订稿中，严复把进化论推及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是通过“物竞”——生存竞争和“天择”——自然淘汰来实现进化的。
他指出：“物资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触桀，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
接着，他进而指出：“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康有为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更广义地指出：“盖变者，天道也”。认为“变”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处在进化之中。
谓嗣同在《仁学》中也表达了进化的观念，认为"以太"是处在不断运动，天地是处在"日新"的过程中。孙中山后来也认为，无论是宇宙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史，都是处在进化过程之中，所以他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中把人类的进化分为"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
从上述可见，这些观点显然是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其次，在进化的过程中，人并不是消极的被动者，人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天争胜。严复崇拜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同意斯宾塞等人的许多观点，但他不同意"任天为治"，即听凭自然对人类加以选择淘汰的思想。
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环境的作用，认为进化的主动权在于自然环境。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强调个体和种族之间的竞争，优胜劣汰，自然淘汰，适者生存。若把这些理论机械地应用于晚清的国际环境，中国差不多就没有发展的机会了。严复等人不同意这种论调，他传播进化论是结合中国国情而有所选择的，这是其爱国进取的表现。
严复翻译《天演论》是为了"自强保种"，他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为了让国人明白，当时中国面临的危局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而是个种族存亡的大问题，并希望以此警醒国民。他呼吁中国人民起而奋斗。
他在《原强》的修订稿中希望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认为"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
严复同意赫胥黎的关于理性的力量可以延缓进化规律对人类社会发生作用的观点，并在《天演论》中大加介绍。他结合晚清国情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思想有选择、有扬弃，反映出其进化论的独特性。
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陈天华、邹容、孙中山都认为，只要奋发努力，就可后来居上，为此他们或主张维新变法，或主张革命共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政治上的进取欲望。
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天演思潮的倡导者们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
一种是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和平渐进论，强调社会进步的循序性，反对革命突变，明显可见受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
再一种是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革命突变论，注重质变、飞跃，认为中国可以跨越一个时期而达于另一个时期。
平心而论，二者均有偏颇之处，前者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后者则一定程度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另外，还应指出，以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并不科学。
尽管如此，天演思潮在晚清产生的积极影响仍是巨大的。首先，这一思潮的兴起，是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道路上的里程碑，是先进中国人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自道咸以来，仁人志士在追求富强，研究西方，从坚船利炮到政教制度，可以说还都是些西方富强的表象。至于西方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在严复之前人们还是茫然的。
而天演思潮的兴起，一下子丰富了中国士人的头脑，扩大了他们的眼界，使之由此开始获得观察事物、指导行为的较为科学的方法和态度。人们进一步把握了西方发展的内在动因，一些难题迎刃而解，中国进步人士的思想出现了一大飞跃，思想由此获得了一次大解放。
加之天演思潮所揭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客观世界的法则，对中国士人不啻是一声惊雷，唤醒他们投身于救国的潮流中去。
其次，天演思潮为晚清进步人士的政治要求提供了科学的说服力，天演思想成了他们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不论是要求变法维新者还是要求民主共和者都能以此说明问题。孙中山指出："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总之，这种思想构成了他们的思想武器，反过来他们又赋予这种思想以很多时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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