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希望打开中国市场。虽然康熙朝开放了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山四个通商口岸，但完全是本着施舍的态度，满足不了英国商人贸易的需求。
这和英国人心中所想的自由贸易相差甚远。一些英国商人不堪清朝官吏勒索，要求变更贸易路线，另开通商口岸，当时的乾隆却认为这是洋人居心叵测，断然拒绝。
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直接开展的正常贸易，到鸦片战争之前，一直都是顺差。仅乾隆在位时的1781年至1790年短短9年，在中国输往英国茶叶一项就为中国赚取了9600万元；而同一时期英国输入中国的所有工业品，价值仅及茶价的六分之一。
19世纪初，每年从英国流入中国的白银在100万元至400万元之间。如果能继续双方的贸易，嘉庆根本不必为财政困难发愁。
但是，贸易逆差是英国难以容忍的，而清朝的贸易态度又使英国商人不能满足，这就使得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一致希望扩大中国市场。为此他们开始贩卖鸦片。
鸦片贸易，逆转中英交易的关键
英国使团成员巴罗在书中对乾隆晚年中国社会上鸦片的流行程度做了这样的描述：
“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
乾隆初年，英国商人第一次向中国输入鸦片。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运到广州，第一次就尝到了甜头。每箱鸦片在印度的购价不过250印币，运到中国后，售价高达1600印币，翻了有六倍多。
鸦片已经开始为害中国。令人痛心的是，上至皇帝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并不知道鸦片的危害，以至于陷入毒瘾中不能自拔。
通过对中国的贩卖，鸦片税收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为增加产量，东印度公司不断地开辟新的鸦片产区，研究怎样使鸦片更能符合中国人的需求，以求扩大鸦片的输出量。
英国人认为鸦片有害，必须严格限制它的国内消耗，但并不限制用鸦片进行对外贸易，反而积极鼓励外销。许多英国鸦片贩在中国发了横财。据最大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说，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1000银元。
乾隆四十五年，中国政府已经有所察觉，乾隆皇帝重申雍正年间的禁令，禁止烟具的输入和贩卖。但此时中国对于鸦片的危害，认识并不深刻。
因此，这道禁令成了一纸空文，清朝海关官吏很高兴地接过英国商人的贿赂，为其放行。根据英国人自己的记载，鸦片虽然被禁止贩卖，但只要花一点钱给主管官员行贿，被朝廷禁止的鸦片买卖就成了合法的，可以可公开进行。
19世纪的最初20年中，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约4000箱，到了1839年就扩大了10倍箱，利润达到每年四千万银元。鸦片贸易在英国的对华贸易总值中占到1/2以上。
靠鸦片的输出，英国政府一举扭转了对华贸易的逆差，中国则由两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英国人发了大财，中国人则倒了大霉。鸦片贸易从此由英国政府的默许变为公开的认可了，开始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
鸦片贸易造成中国大量的现银外流，吸食地区也从“海滨近地”扩大到数十省，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至少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白银大量外流使得银价上涨，百姓负担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益增多，清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而且，因为吸食鸦片，几百万中国人身体和精神上都深受毒害，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遭受重大的破坏和损失。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清王朝当然要展开行动。而尝到了甜头的西方鸦片贩子自然不会轻易收手。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禁烟运动的新开端
邓廷桢禁烟
朝廷内部有弛禁和严禁两种言论，两派争论不休，面对这种情况，道光帝一开始并未作出明确的决定。道光十六年（1836年）八月初九，他在上谕中说：鸦片烟来源于外洋，流散到中国内地，屡次禁止。
近来言论不统一，有的请求变通一下，有的请求严加禁止，必须详细考察情况，统筹安排，能长期实行而没有弊端，方为妥善。如邓廷桢折子中所说的，那些从事贩卖的奸民、行商、包买、蟹艇、兵丁，一定要严密查办，据实上奏。
同年十一月二十日，邓廷桢等人在奏折中筹议杜绝鸦片流弊，认为“朱樽所陈议论，极为正大”，并明确提出，现在关于弛禁的议论，并没有明确奉旨，虽然朝廷外部未必毫无知觉，但终究没看到明文规定，那么禁烟的条款，仍然要遵守。
对此，道光帝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邓廷桢等人在奏折中还提出，鸦片流传内地，以致纹银日渐消耗，今欲力塞弊源，唯杜绝纹银出洋，是最为重要的，若能于从出之地，必出之途，实力稽查，俾汉奸夷人，估计没有什么伎俩可施，自可渐塞漏卮。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二十日，道光帝批复说：各位都督所奏很有见地，一定要同心协力，认真巡察，严厉惩处与外商勾结的奸民，杜绝外商的贪欲。做到白银不外流，行之有效，一定不要空谈禁烟，一定要名副其实。这个谕旨标志着喧嚣一时的弛禁论的失败，清政府的禁烟运动翻开新的一页。
道光帝的谕令到达广州后，邓廷桢立刻遵奉谕旨精神在广东各地查禁鸦片，禁止纹银出洋，并勒令许球奏折中列举的鸦片贩子离开广州。英国鸦片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底，义律向伦敦报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广州的禁烟运动已取得显著成就。
十七年（1837年）六月十二日，道光帝又谕令驱逐鸦片趸船，责成各位都督，严厉整饬洋商，传谕各国在当地的洋人，命令他们尽快回国，不允许借故逗留寄泊船只。并且一定搜查窑口巢穴，依次按察治理，不要姑息。七月十八日，道光帝又命令邓廷桢缉办鸦片私贩。
邓廷桢接到谕旨后，按照谕旨命令，要求义律尽快撤走趸船，并多次重申，而义律置若罔闻。道光十七年（1837年）岁末，义律报告说，到达广州后，中国官方商人就不断地催促我遣散鸦片趸船。
由于义律负隅顽抗，于是为驱逐趸船，邓廷桢下令铲除名叫快蟹的小船，以此断绝趸船的接济。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秋，快蟹已基本消灭。
鸦片趸船虽然还能依靠其他快艇来维持局面，但情形已今非昔比。除此之外，邓廷桢还在查拿国内鸦片贩子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黄爵滋和“死刑论”
但是，应该看到，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1837～1838年）间，在邓廷桢的领导下广东的禁烟活动虽有成效，鸦片进口量却仍然没有减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痛陈禁烟要害，这就是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禁烟运动又掀起新的高潮。
黄爵滋认为，鸦片屡禁不止的关键是没有好方法。他指出：“耗银之多，由于吸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者，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根据这种情况，黄爵滋提出了“重治吸食”的办法。那就是采用严惩的办法，比如死刑，来对付吸食者，其具体内容是，“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
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
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断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这是中国首次有人提出用死刑严惩吸食鸦片者。
黄爵滋的奏折引起了道光帝高度重视。道光帝当即谕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
不久，各督抚大吏先后上折表述自己的观点，只有贵州巡抚贺长龄看法独特，他认为，银贵钱贱的原因在于铜钱是由官府铸造的，年年都有增加，而银子却供给不上。
其他督抚大员都认为银贵钱贱的根源在于纹银流出海外，纹银外流，是由鸦片造成的后果，因此都同意严禁鸦片，只是在禁烟措施和打击重点等方面，意见有所分歧。
基本拥护黄爵滋观点的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巡抚桂良、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嵩、安徽巡抚卜星额，其余的人则认为以死刑治吸食者过于严厉。
他们各抒己见，对于严惩的对象表白不一，有的主张应严惩贩烟和开设烟馆之人；有的主张应严禁烟船入口及查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先应严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有的则主张必先重惩海口接引奸商；还有的主张必须先严惩官吏中的吸烟人犯。
应该说，这些督抚大吏各有见地。因为黄爵滋提出的以死刑重治吸食的主张固然十分必要，但是应该看到烟毒泛滥的严重程度，因此必须从惩治走私、入口、贩运、囤积、海口接引、开设烟馆等多方面全面治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说，这些不同意见是对黄爵滋主张的补充和完善。
林则徐担重任
在地方大吏回奏中，林则徐的看法卓尔不群。林则徐不仅完全赞同黄爵滋的主张，而且还酌拟了禁烟章程六条，拟定了重治吸食的具体措施。
没过多久，他又向道光帝奏报了自己在湖广辖境内严行禁烟的成果，指出民间情形不是不畏惧法律，习俗完全可以改变，只要法令森严就可达到禁烟目的。
林则徐让道光帝看到了现实，也让道光帝看到了希望所在。林则徐同时还呈上了《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这份附片进一步阐述了鸦片贸易的危害，警告说：
“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自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综观道光十八年（1838年）清政府内部有关禁烟问题的大讨论，其焦点不在于弛禁或严禁，而在于如何严禁。无论“死刑论”是否能够通行，朝廷厉行禁烟的决心已经昭然若揭。
十八年（1838年）七月以后，因吸鸦片而被治罪的皇亲国戚、政府要员有很多，比如辅国公溥喜、伯爵贵明、男爵特克慎等。
各直省大员也担负起查拿烟土的重任，直隶、山东、江苏、湖北、湖南、福建、浙江、江苏等地都有多起烟土案被查获。与此同时，两广总督邓廷桢依然在广州推行他的禁烟措施。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估计有二千多名鸦片贩子、掮客、吸食者被捕，有一些人因为罪重而被处以死刑。十二月中旬，鸦片商见大势已去，纷纷逃亡，一箱鸦片都卖不出去。
在东海岸，鸦片烟船与军队的冲突在加剧，鸦片销量有限。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广州价格时报》已无法报道鸦片的具体价格，因为鸦片贸易已不存在了。由此可见，邓廷桢在广东地区的禁烟行动给了英国商人以很大打击。
在全国禁烟浪潮中，道光帝把工作重点作了转移，那就是杜绝鸦片进口。他在上谕中说：“鸦片烟传染日深，锢蔽日久，如果不清查来源，那么这个患祸到什么时候为止呀？”
十八年（1838年）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帝谕召林则徐进京，于十一月十五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3天后，道光帝又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全面支持林则徐，完成禁烟任务。
道光帝对此寄予厚望，希望他能为中国铲除一大祸患。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开始采用前所未有的严酷手段清除烟祸，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自此掀开了又一个新篇章。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林则徐，拉开鸦片战争序幕的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于1842年八月所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中的两句。
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生于1785年8月30日。他的父亲林宾日因眼病不能参加科举，靠教书谋生，家境清贫。
林则徐自幼读诗书，27岁时终于考中进士，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湖北布政使、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职。林则徐是个正直的读书人，对官场腐败非常不满，自己在任上进行了一些“利国便民”的改革，深受百姓称颂。
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鸦片已在中国大量贩卖。据估计，全国有二百万以上的人吸食鸦片，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国防和财政收入，影响了百姓的生活，有识之士遂开始力主禁烟。
林则徐也三次上书，力陈鸦片之害。他在任江苏巡抚时就开始禁烟，并取得成效。在随后的湖广总督任上，他提出了“禁烟六策”，搜缴烟土、烟膏总价值12000余两，烟枪1264杆，同时下发戒毒药方、偏方，以期治病救人。
他在给道光皇帝的《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讲述了六项禁烟方案，又连续呈递《查拿大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和《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折》。
道光帝当时对林则徐的作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于1838年11月27日起连续八天宣见林则徐，授以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之职，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表示自己决心禁烟。
林则徐在京期间的短暂时间内，除了接受召见外，还访朋会友、拜师问道，广泛征求对严禁鸦片的意见。其中，得到了其挚友、时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的大力支持。
严禁鸦片，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恐惧
林则徐接旨后立即赴任，在广州进行了六七天的实地调查，还雇了四个翻译深入了鸦片贩卖情况，然后采取相应对策。在禁烟行动中，林则徐遭遇了空前的压力。不仅英国人图谋反抗，甚至中国的十三行也极力阻挠。
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家商行，他们在长期的内外贸易中与外国商人共同勾结，包庇鸦片走私，是外商代理人。其中有一个叫伍绍荣的人，自以为在大清国有钱能使鬼推磨，企图贿赂林则徐，遭到了林则徐厉声喝斥。
林则徐严肃指出十三行参与买鸦片的罪行，要求他们自首以求宽大处理，同时传谕各国商人，要求他们将鸦片尽数缴出，保证再不贩卖，并表示自己将与鸦片贩卖斗争到底。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得知消息，连忙从澳门赶到广州，企图保护英国鸦片商人，被义愤填膺的中国百姓围在商馆。林则徐得知后当即下令封舱、围馆，督促外商缴烟。义律等人迫不得已，交出少量鸦片。
林则徐不为所动，传下命令，鸦片不缴清，义律就不能离开商馆。义律等人没有办法，只好如数交出20283箱鸦片，签署“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这才在林则徐的驱逐下得以离境。
林则徐以严密的计划方法、严肃的纪律，顺利地完成了空前绝后的收缴鸦片的任务，皇帝对他的作为表示了嘉奖和肯定。
鸦片是众所周知的毒品。一旦吸食成瘾，时间长了，吸食者就会变得骨瘦如柴，丧失劳动力。并且，毒品价格昂贵，属于暴利品。许多人为抽大烟败尽家财，甚至卖儿卖女卖妻子。
不仅如此，鸦片贩子为了贿赂高官，还诱惑清朝官吏吸食鸦片，使鸦片浸透了清朝的整个官僚体系，瘫痪了清朝的海防。
许多仁人志士都已经意识到了鸦片对人体的巨大伤害，强烈要求禁烟。龚自珍、林则徐等都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但由于道光初期的绥靖和无为，他们也是束手无策，只能定期会面交谈，表达他们的无奈。
随着鸦片毒害越来越深，人民禁烟的呼声越来越高，道光皇帝不得不下诏书严禁鸦片，但由于整个清朝的海防系统都参与到其中，因此，禁烟令下达后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反抗。
他们从鸦片走私中获得了大量的贿赂，反对禁烟，悍然对抗广大人民群众正义的要求。另外一派看到了鸦片大量输入对封建统治造成的严重后果，主张严厉禁止鸦片，湖广总督林则徐就是典型代表。
在林则徐的推动和两广总督邓廷桢强力支持下，一场人民的禁烟运动能够如火如荼的开展下去。最终有了1839年虎门沸腾的一幕。
虎门销烟，点燃炸药包的导火索
在林则徐的指挥下，从1839年6月3日开始，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拉开序幕。当天，人们纷纷前往虎门浅滩。林则徐在广东巡抚怡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礼台，宣布以“海水浸化法”开始销烟。
海水浸化法的办法是在海边挖两个水池，池底铺石，四周钉板，以防鸦片渗漏。然后再挖一条水沟，使海水流入池中，然后把鸦片捣碎，投入池中浸泡一些时候，再撒下石灰。
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销烟池前面的涵洞，销溶后的鸦片就随着海浪流入大海了。全部鸦片销溶后，再用清水刷涤池底，以求不留残余。
林则徐在销烟前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现场参观。一些外商、领事、外国记者、传教士不相信林则徐有办法不留贻害地销毁所有鸦片，特地前来观看，到最后无不向林则徐脱帽致敬。从6月3日到25日，除留下8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00多万斤鸦片全部销毁了。
销烟同时，林则徐制定了《禁烟章程十条》，规定：吸食者要主动把烟土和烟具交官，不追究交者姓名，也可让别人代交。同时设立官办的收缴总局和分局，收缴烟土烟具，劝说戒除毒瘾。
颁布规定之后，林则徐严厉查禁，两个月内捕获毒犯1600人，收缴烟土46万两、烟枪4万杆、烟锅200多口。广东禁烟取得节节胜利，为各地起了带头作用，各地禁烟运动随即纷纷展开。
林则徐受命禁烟，是在外临强敌，内对奸臣的关头。他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这一严峻情势下，他正是表现出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敢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
史书这样评价他：“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经历了这次禁烟运动，广大民众对鸦片危害性有了清醒的认识，使很多人看清了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本质。同时虎门销烟也大大抑制了英国在中国的鸦片交易，沉重打击了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贸易掠夺，也唤醒了国人的爱国意识。
从世界范围看，当时，鸦片毒害已扩展到世界各地。印度尼西亚已因鸦片遭到了亡国弱种的命运。东南亚其他各国，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鸦片的危害。
但是，各国对禁鸦片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中国大张旗鼓地进行禁烟运动，并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林则徐可谓是世界禁毒的先驱。
道光皇帝曾赞扬此举为“除中国大患之源”“可称大快人心一事”。马克思也赞扬过虎门销烟是中国政府采取严禁措施以来的“顶点”。从此，禁烟英雄林则徐也被人们尊为民族英雄，为后人传颂。
虎门硝烟大火虽然熄灭了，但是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把火种却保存了下来，一代又一代流传。时代总是需要点精神和意志作为支撑的，这种精神和意志必定是民族的，独立的，坚强的，就像林则徐虎门硝烟一样。
禁烟运动对中国而言是善举，却直接损害了英国政府和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不法利益，强迫清政府屈服，英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从这个角度看，“虎门销烟”成为这一场大战的导火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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