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上午，国民党上将张治中在街上买了一份《人民日报》号外，看到“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头条，张治中不禁流下了热泪。
1949年4月15日晚9时，国共双方在北平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坚持解放军渡江决心不变,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应立即改编。
周恩来郑重宣布，对于《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签字，中共愿等到4月20日。
此时，张治中的神情是那么沉重，他低沉地说：“国民党失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24年了，国民党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中国有句古话，叫‘兄友弟恭’，国共两党之争，就好比兄弟之争。从主义说，共产党主张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国民党主张由三民主义到世界大同，从人类的思潮、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实在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族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周恩来对张治中的讲话总体肯定，但在有些问题上不能苟同，他严肃地指出：“文白说的兄弟之争是错误的，我们同国民党打了20多年仗，这是兄弟之争吗？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是光明战胜黑暗之争。不过，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和我们之间，为实现和平民主的争论，可以算是兄弟之争。”
会谈结束后，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六国饭店，他们继续商量后决定，由黄绍竑和屈武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黄绍竑和屈武回到南京，在国防部会议厅，向谈判指导委员会成员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董显光等汇报了谈判情况，宣读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全文。
黄绍竑刚刚宣读完《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全文，屋内突然“嘭！”地发出一声巨响，把大家吓了一跳。大家循声望去，原来是吴铁城的拳头砸在桌子上，他怒不可遏地站起身，手指黄绍竑的鼻子痛骂。何应钦望着满脸通红的吴铁城，息事宁人地摆摆手说：“算啦，算啦，此时此刻和共产党谈判，本身就是低人一等，谁去了都一样，你也不要过于责备他们。所以，我就不赞成谈判，我的意见就是一个字‘打’，和共产党拼到底。”孙科拍着桌子说：“我们搞三民主义搞了几十年，最后却让共军和平接收，三民主义不就完蛋了吗？我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我同意何总长的意见，和共产党拼到底，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罢了。”
4月19日，南京广播电台播送着国民党中宣部长陈天放的讲话：“诸位听众，国共和谈结束，和平希望黯淡，如果共军要渡江，国民党不会投降，是成功，是失败要我们志士大家努力奋斗。”
4月20日深夜，如坐针毡的张治中接到了李宗仁、何应钦发来的电报。他们在电报中拒绝接受协定，要求先订立临时停战协定。
1949年4月21日上午，张治中在北平街上看到行人争看号外。他叫司机停下车，买了一份《人民日报》号外,只见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
张治中不知是悲是喜，两眼不由流下了热泪。中午，他率代团一行拜见周恩来，泪水仍旧在眼眶里打转，他说：“共军贵在速战，兄弟十分佩服。国民党的气数到了，我们代表团已无存在意义了，特来向周先生告别，我们马上动身去南京。”
周恩来用诚挚的目光望着张治中，劝慰着说：“文白兄，你们要回南京了，目前南京政府已不见了踪影，你回去找谁去？再说，蒋介石还会用你吗，他会对你怎么样？张学良就是镜子。”
周恩来说：“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我们绝不会再对不起你这个姓张的朋友。”
周恩来的话令张治中感动，他望了望周恩来，又向代表团的成员们望去，代表们愁眉苦脸，是去是留一时难以决断。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觉得周恩来的话十分有道理，便决定统统留下。
周恩来和张治中相识于大革命时期，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成立之后，26岁的周恩来和34岁的张治中都在黄埔军校任职，尽管两人分属不同的阵营，但共同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让他们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1969年，张治中病逝前口授政治遗言：“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就算古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从1924年我参加大革命开始，就一贯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已经超越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在这方面，我也是毫无遗憾的。”
所谓无憾，是因为张治中为此尽了力，他一生为和平而奔波，所作所为皆为国为民，就如同周总理说的那样：“张文白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致敬张治中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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