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土匪有十四不抢，对犯规者的七种处死方式，两种最让人胆寒|匪首|土匪|强盗|杜聿明|谢文东|长白山

强盗和土匪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呼，他们不会自称土匪，也很少有人当面叫他们强盗，“山大王”也只是存在于小说和影视剧中，上个世纪三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代初的强盗土匪，往往因地域而被称为“响马”、“胡子”，当年盛产胡子的长白山地区，可是出了不少有名的大土匪，有的还自封或被老蒋授予上将军衔。

这些出身不同、目的不同的胡匪，往往也会在口头上讲一些“规矩”，对犯了规矩的“同道”也会进行惩罚，比如他们有“十四不抢”，对犯规者也有七种处罚方式——土匪的处罚方式自然是简单粗暴，根本就没有什么“小惩大诫以观后效”的说法，这七种处罚方式最轻的就是枪毙，至于马鞭抽马棒打，那根本就不算“违规处罚”，而是家常便饭。

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胡匪的“十四不抢”有多虚假，以及那七种处死方式有多残酷。

熟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在蒋军授衔中将容易，授衔上将却难上加难，比如淮海战役蒋军参战部队多达八十万，却只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为上将，杜聿明等六个副总司令以下，包括“剿总”司令部正副两个参谋长、前进指挥部两个副主任、正副四个参谋长、七个兵团司令和一个绥靖区司令乃至一些军长都是中将。

土匪当上将，这种事也就是在宋徽宗和常凯申掌权的时候能发生，宋朝有宋江，民国也有一个1945年秋拿到“中央陆军东北先遣队第六军上将军长”委任状的土匪头子马兴山。

“上将军长”马兴山收罗了“三番子”、“文山”、“滚地雷”、“车福顺”等小匪帮，照猫画虎编成师、团、营、连、排，结果这样一个“军”，却打不过一个县大队：1946年9月，临江县政府大队李红光支队一战将该“军”围歼，马兴山逮捕后枪决。

仅在1948年，长白山地区剿匪战斗，就消灭大小一百八十三个匪帮，其中临江县消灭了一百六十一个、靖宇县消灭了十七个、抚松县歼灭了五个，有五十六个匪首被抓后判处死刑，另有二百多大小头目和匪徒被击毙，缴获长枪一千余支、短枪二百余支、机枪三挺——这些武器堆在一起挺显眼，但是分到各个“绺子（土匪团伙）”，也就少得可怜了，可见马兴山那个“上将军长”，可能还不如“旅长”许大马棒人多枪多。

当年白山黑水的土匪多如牛毛，当地的老人随口就能说出几个有名的“大胡子头”，这些匪首最后无一例外被击毙或抓获后判处死刑，比如我们在电视剧《胜算》中看到的那个“谢文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土匪头子——他投靠日寇当过汉奸，后来又被“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委任为第五战区中央先遣军第三军军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有人说他的军衔是中将，有人说他的军衔是上将，但不管是中将还是上将，那个军衔都是虚的——杜聿明直到被俘虏也才是个中将，他有什么权力委任谢文东为中将上将？

相当一部分“胡子头”朝秦暮楚，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老蒋，谁给他们钱粮和武器，他们就归顺于谁，风向不对或钱粮花光就倒戈，这倒是颇有张献忠的风范。

除了那些被老蒋“招安”封官的“胡子头”，白山黑水之间还有另外几种胡子，这些“绺子”也有有各自的规矩，比较能拿来唬人的，就是他们有“十四不抢”，也就是丧车不抢、喜车不抢、邮差信件不抢、挖参渡河的不抢、走村行医的不抢、赌局不抢、货郎不抢、大车店不抢、僧人不抢、开棺材铺的不、妓院不抢、单身行人不抢、算命摇卦的不抢、鳏寡孤独者不抢。

很奇怪这“十四不抢”中，包括僧人却不包括道士，这可能是因为当地很少有道士出现，而且出现的道士他们也惹不起，所以列不列为“不抢”对象，也就无关紧要了——道士不抢他们的小名，土匪就偷笑了，那里还敢打“抢道士”的主意？

有一部分土匪是被官府欺压和生活所迫而落草为寇，抗战时期，也确有一些“绺子”专抢日军而不抢老百姓，这些“规矩”对他们来说是有效的，当更多的土匪，则是蒋军的残兵败将和散兵游勇，“江湖规矩”对他们来说简直一文不值。

在很多时候，“十四不抢”只是盗伙为自己留条后路，有的土匪活一天算一天，是根本就没想到后路的，所以他们往往会把事情做绝。比如档案记载的案例中，就有1945年7月大青沟手高玉德，拦路抢劫一个老太太的包袱，当天就被抓获，1945年4月滕义春手团伙抢劫农民潘文经十三元钱、新被一床、被套二床、鞋两双——这些强盗急眼了，没有不抢的东西。

这些上了案例的土匪，一般都会被枪毙，如果他们碰到“讲规矩”的“大绺子”，也是要被按“违犯绺规”处罚的。

土匪的“绺规”很多，比如当叛徒的，就要“挖心”，为的就是看看他的心是黑的还是红的，也有挖眼睛割舌头的，让他再也看不见、说不出。

挖心、剜眼、割舌、背毛（勒死）、枪毙，这五种方式对滚刀肉的土匪来说，或许晃晃脑袋就能速死，但是对“挂甲”和“点灯”，确实怕到了骨头里——不要说即将受罚的土匪，就是我们坐在电脑前想一想，也不禁毛骨悚然，一股凉气从脚底升到头顶，这才叫令人胆寒。

如果您认为火烧就是把人扔进火堆里，那就低估了土匪的残忍，他们是在人头上“点灯”，手上点火，慢慢地烧。

细节不可描述，要不是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杂志在1988年第六期发布的《长白山匪患》一文，笔者还真不知道当年的土匪会有如此灭绝人性的刑罚。

火烧是土匪两种可怕处死方式之一，还有另外一种，跟火烧方式截然相反，但却同样可怕，那就是“挂甲”。

“挂甲”一词，东北的读者朋友可能会了解一些，笔者小时候生活在大兴安岭，冬天常去上山锯树做烧柴（那时候还没完全禁止采伐，拉枯树做烧柴，基本不会被处罚，后来就不行了，只好买煤烧），在山林里拉锯会出一身大汗，出了山林坐在运材车上，寒风一吹，没过多一会，棉袄和棉鞋就被冻得硬邦邦，表面上还有会白色的冰碴，我们就称之为“挂甲”，一定要跳下车跟着跑一段，把筋骨活动开了，身上的衣服也会哗哗作响。

锯树挂甲顶多冻伤脚趾，而土匪“挂甲”，是剥去所有的衣服，绑在树桩上，然后泼凉水，在滴水成冰的十冬腊月，浇在赤膊上的水，转瞬之间就会形成“冰壳”，而人的意识，却要在一两个小时候才会消失，那滋味，想想都脊背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