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发生了严峻的变化。国际方面，由于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中苏关系开始趋紧；中印因边境问题不时发生冲突，直至最终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国内方面，由于我国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加之其他政策上的一些失误，这一连串的“内忧外患”，给我国的安全形势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就在此时，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开始泛起。一时间，台湾拟光复大陆的声音甚嚣尘上。
此时正值1962年的初夏，粟裕当时正在上海休养。当他得知蒋介石的军队准备反攻大陆的消息后，便不顾休养不宜劳累外出的要求，抱病颠簸两天两夜一气赶到了福州。当时，福州军区司令员是韩先楚、第一政委是叶飞（叶飞当时还任福建省委书记）、第二政委是刘培善、副司令员是张翼翔、副参谋长是石一宸。
福建处于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最前沿。针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此时福州军区上下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备战之中，根本没有想到抱病的粟裕此时会来军区。好在韩先楚曾任过副总长，给总长粟裕当过助手。叶飞、刘培善、张翼翔、石一宸等人都是粟裕的老部下、老战友。因此，大家相见，分外亲切。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粟裕是一代名将、一代战神，此次来福州，正好可以听一听他对应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有何高见。
原本上，粟裕是想到福州军区后，打个照面，便直接下到一线部队去调研和勘察地形，以思考应敌之策。但叶飞考虑到粟裕的身体情况，安排粟裕先听取一下军区的汇报，并借机休整一下，然后再下部队调研。
就这样，粟裕第二天在听取了叶飞和军区副参谋长石一宸关于军委作战方针和军区部署的汇报后，紧接着于第三天一大早，便出发到下面一线勘察调研去了。
粟裕在勘察调研中，不顾身体多病，风尘仆仆，先后到闽中泉州湾和闽南赤湖一带，认真勘察了地形，并到有关部队深入调研，尔后前往厦门并入住了下来。一方面继续调研勘察，一方面思考形成应敌之策。很快他便“形成了一个将来犯之敌全部歼灭的新颖的作战构想”。
调研形成作战构想后，粟裕便从厦门返回福州，并与军区领导会了面。粟裕考虑到现在他毕竟任职于军科，不在职能部门，为了不干扰福州军区原来的作战部署，粟裕本打算把他的想法回京后向军委作一报告。但在韩先楚等领导的一再请求下，粟裕只好将自己的想法作了介绍。
根据《粟裕传》记载，粟裕向韩先楚等人具体“讲了他事先隐蔽部队，不论敌人从闽中上来或从闽南上来，均可全歼的方案，使军区领导大受启发教益，称他的这个方案为锦囊妙计”。
为慎重起见，粟裕最后再三地向韩先楚等人表示说：“你们军区的作战计划是经过军委批准的，我的这个意见毕竟是个人的，你们仅可作为参考。建议你们的作战部署不要动，待我向军委汇报后，最后由军委决定。”
（二）
粟裕的这次福建之行，完全是个人的主动行为。我们看，1958年粟裕由于受到错误批判，原本上是限制他接触部队的。但这次粟裕却偏偏接触了部队，并且还未经任何请示。完全可以说，粟裕的这次福建之行是有相当的政治风险的，甚至可上纲上线。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吗，他到底是基于什么考虑才这样不顾一切地抱病完成福建勘察调研之行呢？
一是基于粟裕对备战打仗事业永不泯灭的初心。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粟裕从他参加革命起，便将他这一生献给了神圣的备战打仗事业。这种初心与执念，哪怕他受到错误批判，哪怕他已“靠边站”，哪怕他已坐“冷板凳”，但他仍置政治风险于不顾，闻战便积极主动冲上去，闻战便主动建言献策，始终保持了一名老兵的革命本色与职业操守。从这点上说，粟裕不愧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本色的职业军人。
二是基于粟裕对解放台湾未竟事业的使命担当。建国伊始，面对整个大陆已解放，只有台湾岛还被蒋介石控制，毛泽东曾把台湾战役的指挥大任全权交给粟裕。哪怕是三野以外的四野部分部队等加入到台湾战役战斗序列，毛泽东主席仍坚定地明确，整个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总指挥。尽管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台湾战役不得不搁浅推迟，但在粟裕的内心世界，他依然对解放台湾未竟事业保有着高度的使命担当。尽管此时，他已不在职能部门，但这种使命担当还是使他毅然决然地为做好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竭智尽力。
三是基于粟裕对军事斗争准备的积极进言献策。在我军高级将领当中，以粟裕的善提建议、“斗胆直陈”最负盛名。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亦是如此。粟裕曾说过这样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言：“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粟裕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一丝不苟地做的。他的这种精神和作风贯穿了他的革命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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