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部9月2日下令, 主力9月1日转移。

1940年8月末,385旅主力转移后, “以一部接手桑掌至张净镇(含)段破路工作, 以主力位于桑掌、龙门村、曹梁地域, 并控制北龙门以南之1582高地”。

上述地段,原为新10旅,即右翼纵队战区。因新10旅转向寿阳方向扩张战果, 故改由385旅主力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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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种调整,还因总部于8月24日下令:“正太破击必须坚持至少半个月(15天)之久。”比原预计的至少5至7天延长了1倍多, 必须有一支最得力的部队阻击阳泉之敌。在敌人飞机、大炮的反复轰炸下和我方补充弹药粮食困难的条件下,将狮域山阻敌的时间相应地从5至7天延长到半个月是不可能的, 只能改在野外相机阻击。新10旅的前身“平汉纵队”是一支群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 1939年年底刚编入129师, 相对于385旅而言, 战斗力当然要稍逊一筹。

所以, 385旅主力已从狮域山转移,但主要任务还是没变, 即一旦“阳泉之敌出击”, 就由留守在狮垴山一带的小部队与转移到桑掌一带的主力“夹击消灭之”,以保障对正太路的继续破击。

也许有的读者会问,八路军按原计划打它5至7天就走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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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情况, 那就是破路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据当时的总结, 一个营一个白天只能完全破坏3里窄轨铁路, 还只包括“不留一根铁轨, 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颗道钉, 不留一根电杆, 不留一米电线”, 不包括破坏路基。按这种效率计, 从娘子关到榆次的约400里铁路, 如果全部扒光的话, 要13个营破击10天。再加上炸碉堡、炸桥梁、炸山洞、炸车站, 搬运战利品, 送茶送饭, 送医送药, 工作量很大。由于日军平时防范严密, 又实行一地出事便抓当地百姓报复的毒辣手段,破路的机会不多。现在见打得顺手, 便想利用这个机会多破一点路,尽量破得彻底一些。

也有人说, 破了路敌人还可再修, 岂不是白破了? 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八路军官兵中也有。因此,129师负责破的这一段, 破得很好。晋察冀军区破的那一段, 就相对差一些。据陆定一说,因有的部队破路不积极,至少使正太路破击任务推迟了3天才完成。

为什么129帅破路任务完成得最好呢? 这与刘、邓对破路的意义认识最深刻有关。

刘伯承对破路的意义,曾进行过全面深刻的阐述。不但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来予以论证,而且从整个抗战的根本大计上予以了论证。就以他的几个比喻来说吧, 他说:

在军事上, 铁路是敌人的大运兵线, 公路是小运兵线。

从“囚笼政策”上说, 铁路好比是柱子, 公路好比是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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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敌人“以战养战”的政策上说, 铁路是大血管(今天我们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 意同),公路是小血管。

从文化侵略上说, 铁路是大毒水管, 公路是小毒水管。

从整体上说, 敌人侵入的中国领土, 面积约166万平方公里; 南北纵长从大青山到广西边界, 约6000里; 东西横宽, 从山海关到宜昌, 约2000里, “敌寇为了维护他的占领区, 非得具备现代交通条件不可”。所以敌人说:“只要交通有保证,灭亡中国绝对不成问题。”

为了让广大官兵及民众更容易理解上述意义, 129师的政治工作者提出了许多具体形象的口号:

“破坏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

“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

“让敌人用牛驴去搬运炮弹、炸弹、飞机大炮。”

“收回一根铁轨等于缴获一挺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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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今天破明天修, 也没有关系。敌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有限的, 铁路公路上多花一分钱、多派一个兵, 战场上就少了一分钱、少了一个兵, 这怎么会白破呢?

过去因敌人守备甚严, 匆匆忙忙地丢几个炸弹, 扒几根铁轨就跑, 现在正太路成了我们的天下, 怎么不抓紧机会多干几天呢?

敌人还没完全消灭, 要多干几天就得打仗。

我军放弃狮垴山后, 敌军经过一番休整, 于8月29日出动600余人, 在飞机掩护下西犯。陈锡联亲率769团在桑掌、坡头附近予以阻击。

战斗从早晨到黄昏, 打得非常激烈。600日军被我截成数段, 首尾难顾, 呼应不灵。一见天黑、三去其一的日军便使出“绝招”, 大放毒气弹, 在毒气的掩护下退回阳泉。

“是役, 计毙敌200人。我亦伤亡100余人, 旅长陈锡联、旅政委谢富治、参谋长曾绍山等及以下中毒100余人。”

这时, 敌情已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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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9师方面, 日军已从晋南等地抽调7个步兵大队, 部署了一个“晋中作战计划”, 目的是“在石太线以南地区捕捉、消灭129师”。

我军从8月26日起开始得到关于敌人这一动态的情报。但为了使正太路破击得更彻底一些, 我军仍一面继续监视敌军, 一面抓紧破路。

敌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8月31日, 刘、邓命令, 主力掩护破路群众转移。掩护任务完成后, 主力转移。部分部队留下掩护工兵部队继续破路, 坚持到9月4日, 完成总部下达的坚持半个月的任务。随后, 再留下小部队在正太路打游击, 破坏敌人的修路活动。

当时, 正太路上有数万名民众参加破路, 他们的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在部署任务时, 特别强调, “参战的地方武装和民兵, 群众很多, 要派得力干部去组织带领, 注意保证他们的安全”。

由于安排及时, 破路群众在8月31日全部安全转移。9月1日, 129师的主力部队也从正太路转移。

不要小看这件事, 大兵团作战,转移的重要性和难度并不亚于攻守。古代有“避其锐气, 击其惰归”的兵法, 红军有“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 共同点都是抓住敌军转移时常见的缺陷: 客观上的疲惫, 主观上的懈怠, 等等。所以, 很多战役都是败在转移上。我军主力, 特别是数万群众能顺利地从正太路上转移, 是我军始终保持主动和百团大战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

这一胜利还应归功于当时那种集中分散结合得很好的指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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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 总部已于8月24日下令, 正太破击战至少必须坚持半个月。从8月20日计算, 其最低限期为9月4日, 那9月1日是不应该让主力转移的。

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死板, 总部的命令中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必须注意敌情侦察,以便在情况有基本变化时及时进行新的机动。”有这句话, 高度的统一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就结合得很好了。

总部对敌情的掌握当然要比前线慢一点, 所以, 总部到9月2日才下令:“连日由晋南往援正太路之敌约一旅团之兵力, 其先头已达正太路西段⋯⋯井陉、石家庄、定县沿线集敌五六千人, 后续可望增加⋯⋯决心从明三号电令(按)第二步行动方针转移兵力。”

这时, 129师主力已提前执行了命令,留在正太路上的只有少数部队,其中一支就是14团,即坚守狮域山到最后的那个团。

9月4日,14团也开始准备转移。

这时,14团仍在张净镇一带同敌人对峙。据侦查, 前方敌人“只有200余人”, 那就把他们打跑再转移吧。不料, “一打打出六七百敌人来”, 结果, “转移阵地时很混乱, 以致受到不必要的伤亡”。事后还受到了旅部的批评。

这进一步表明, 刘、邓提前部署群众和主力转移是多么重要, 如果等到9月4日, 大批敌军进入正太路时再转移, 后果不堪设想。

下面所叙述的事比这还要惊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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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意外的战斗,掩护了三大首脑机关。

部队转移, 首脑机关自然也开始转移。

9月1日, 129师师部、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转移到了卷峪沟。三大首脑机关的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都到了这里。

八路军转移的次序, 首先是老百姓。这里的老百姓已经走了, 只留下几个村干部在接待来往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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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该是伤病员。这里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现有住院伤员300多人, 规模还不小。

“小平, 你在师部值班, 我到医院去看看。”刘伯承首先来到食堂, 揭开锅盖一看, 里面煮的是稀麦粥,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你们是哪一所的?”刘伯承和气地问道。

“第三医院第三所。”

“你们的所长呢?”

“我就是。”

一位正在烧火做饭的女同志站起来, 这是一位年轻的姑娘, 叫陈友孟。

“你们在这里住多久了?”

“多久? 这个所才成立两天!”姑娘的火气还很大的。

“你们的粮食够不够呀?”刘伯承不生气。

“粮食够还吃稀麦粥吗?”

“能弄到粮食吗?”

“粮食藏在山上, 老百姓都转移了, 牲口也带走了, 运不来。这点麦子还是村里的干部找来的, 在碾子上压一压, 就煮成了这锅粥。油也没有, 菜也没有。院长只叫我来成立这个所, 救护前线的伤员, 却什么都没准备好。”一连串牢骚从姑娘口中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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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和蔼地解释了一番, 又问道:

“你这位女同志, 是第一次担负这个工作吧?”

“是的, 我刚从延安分到第三医院, 刚报到, 就派到这里来了。”陈友孟发完了牢骚, 看到这位样子像首长的老同志又这么和气, 她也就没有气了。

“好吧, 有什么困难, 你就去找师部管理科吧, 他们会想法解决的。”说完, 刘伯承又对警卫员说:“你先回去, 做两锅饭给伤员送来。”

刘伯承走进了病室。伤员们立即围上来, 有的从床上爬起来, 纷纷敬礼问候,你一句、我一句地喊道:

“刘师长!”“刘师长!”

“刘师长?”跟着进来的陈友孟脸刷地红透了。刚才她不但没敬一个礼, 而且说话又那么不客气, 多难为情啊!

下午3点, 陈友孟被请到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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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部设在一间狭小的农民房子里, 光线很暗, 白天还点着马灯。房子里也没怎么收拾, 炕上、地上堆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战争年代, 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陈友孟站在门口,定了定神, 壮起胆子, 喊了一声“报告”, 就走进去了。只见刘伯承提着马灯, 和另外两位首长(邓小平、李达)在谈论什么。

陈友孟喊了一声“敬礼”, 手还没抬到肩膀高就缩回来了。她还在为上午见到首长没敬礼感到难为情。

刘伯承转过身来, 看了看站在墙角的小姑娘陈友孟, 温和地对她说:“告诉你一个情况, 有一股敌军可能插到东山来扫荡, 今晚, 你们一定要转移到西山去。”

然后, 刘伯承又仔细地询问了伤员和医护人员的情况, 详细地讲解了转移的路线和注意事项。

陈友孟还没打过仗, 手下又只有15名护士, 警卫部队也只有一个由轻伤员组成的休养排, 听了这些情况, 一下子心里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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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安慰她说:“情况很紧急, 但是不要慌张。你马上回去准备, 要对伤员同志把情况讲清楚, 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在调动, 几天内就有大仗打。”然后, 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到了晚上, 刘、邓首长对那300多名伤员还不放心, 又派了一个骑兵排, 骑着30多匹马专门去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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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 日军从36师团、4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共抽调7个步兵大队共6000多人, 组成以36、40师团的3个大队为基干的3个支队, 分别从榆次、太谷、榆社、辽县、和顺、昔阳向马坊、沾尚一带进行合击。这些部队, 早的从8月30日出发, 最迟的已于9月1日出发。卷峪沟正在马坊附近, 敌先头部队500余人已逼近这里, 估计最迟明早, 甚至今(9月1日)晚, 就会进行搜索“扫荡”。一旦接上火, 用不了多久, 就会把日军的大部队吸引过来。7个大队的出击部队,6000来人呀! 3个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 合起来也只有两个来营, 还有刚转移的300名伤员要照顾。

看到特务营营长那副火烧眉毛的样子, 刘伯承说:“你不要这么慌嘛! 打了几十年的仗了, 怕什么呀!”

“我是不怕, 但我一个营保护不了三大首脑机关呀, 你还硬要把骑兵连的一个排派去掩护伤员转移。”

“我们可以走路嘛! 伤员们不送点马去给他们, 怎么走呀!”

“但我们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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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急, 你多派几个人到从芦家庄至石拐的路上去找找看, 希汉他们可能会来了。”

营长派出几个人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去找部队, 他自己也匆匆忙忙地上路了。

他们在深夜中急急地走着, 高一脚, 低一脚。

刘师长妙算如神, 这次能算准吗?

周希汉在哪里? 他会不会出现在卷峪沟附近呢?

8月31日, 周希汉率领左翼纵队16、38、25三个团在芦家庄附近阻击敌人,掩护破路群众转移。

当天, 周希汉接到刘、邓命令:“掩护破路群众有秩序地撤退后, 你部应经松塔、马坊进至石拐以北地区, 协同385旅消灭突进石拐之敌。”

刘伯承的“神算”并不是瞎碰的。三大首脑机关转移, 虽没有作战部队护送,但也不是随便走的。

9月1日, 周希汉部完成掩护任务。25团先走一步, 执行“协同385旅消灭突进石拐之敌”的任务。

周希汉率16团、38团整理了一下才出发。深夜, 来到松塔东南13公里处的一线高地, 准备宿营。

这时, 走来了一位迷了路的伤员, 打听卷峪沟在什么地方, 并告诉周希汉:“卫生部钱(忠信)部长带的伤员住在卷峪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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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凌晨, 正在休息的周希汉被一片响声惊醒。登上山头一看, 只见卷峪沟一线火光冲天, 烟雾弥漫, 人喊马嘶。

“有情况, 应当赶快做好战斗准备, 掩护伤员转移。”

他立即叫来16团团长谢家庆、38团团长蔡爱卿及两个团的政委陈悦常和刘有光。经研究, 将16、38两个团各部署在一个山头, 抢修工事, 阻击可能进犯卷峪沟的敌人。

6时30分, 500余日军果然走来, 一遇阻击, 便向16团驻守的羊儿岭高地猛冲过去。

周希汉部的任务是去平辽公路作战, 在这里打一下不过是让伤员多一点时间转移, 没有必要死打。于是, 打了半个多小时后, 羊儿岭高地就给丢了。

丢了就丢了, 再找一个地方打一下, 拖一拖敌人就行了。周希汉惦记着的还是8月31日刘、邓首长下达的任务。

正在这时, 两个人气喘吁吁地跑来。一看, 是师部特务营的营长和一名警卫员。

幸好打了半个小时, 不然, 叫这两个人到哪里去找周希汉呢?

一听师部也在卷峪沟, 周希汉气坏了。早知这样, 羊儿岭高地怎么会丢给敌人呢!

没办法, 只好快夺回来。

立即部署: 16团的两个连攻左侧背后;38团的1个营攻右翼;16团的4个连兵分三路攻正面。三路攻击部队由两个团长1个政委各率一路, 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夺回羊儿岭。

7时多, 进攻开始。

敌军又是飞机低空扫射, 又是施放毒气弹, 又是刺刀肉搏, 将我军的进攻一次又一次打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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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以必胜的信心, 灵巧的动作, 准确的枪法, 一次又一次地往上冲。

经过两个小时的苦战, 13次反复争夺, 羊儿岭高地终于被我军占领了。

这次可得小心了!

战士们抓紧抢修工事, 准备迎战。

除失而复得的羊儿岭高地外, 周希汉部还占有两座高地, 代号分别为1767和1670, 羊儿岭高地的代号为1547。

三座高地相互呼应, 像铜墙铁壁, 保护着正在转移中的三大首脑机关。

正在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敌军蜂拥而至, 约1000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1547、1767和1670三座高地发起猛攻。

这些日军其基干部队是从晋南调来的增援部队, 是一支生力军。

我军的3个团, 从8月20日晚上投入战斗以来, 已连续战斗了13个昼夜。总指挥周希汉8月18日晚接到任务, 兴奋得当晚就“失眠”, 连夜从师部赶回部队。战役打响后, 又不敢多睡。快到转移阶段时, 因敌情变化快, 更是眼也不敢合, 盹也不敢打。结果, 双眼肿得连走路也要有人扶。部队的疲劳情况, 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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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这支部队还是刚刚打完一场大仗的部队。

8月31日, 这支部队在芦家庄阻击敌人, 受到了三路敌人约2000人的合围。

激战两天一夜, 最后才在9月1日晚上完成任务并摆脱敌人的包围, 当夜行军至现在的战场。这就是说, 全部队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 并势必有一定的伤亡和较大的弹药消耗。再加上争夺羊儿岭的苦战, 这种局势更严重。

还有, 总指挥周希汉是陈赓的参谋长, 单独指挥大部队作战是第一次。16、38两个团中的38团, 是一支新部队, 即决死队中的一个团。

日军对八路军曾有一个评语:“他本身之作战能力甚弱, 虽说是正规军, 也未超过土匪战斗力的范围。”

好吧, 那你的这支生力军就来打一打这支甚为疲劳、弹药消耗甚大、“作战能力甚弱”的军队吧!

急于报复的日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但整个阵地一动也不动。

一个小时过去了,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仍是如此。

当然八路军也是人, 人都要吃饭睡觉的, 这样硬打下去行吗?

行! 周希汉并没蛮干, 他每次都是以1/3的人坚守阵地, 2/3的人隐蔽休息。刘、邓首长下了死命令:“没命令, 不许撤, 一定要死守阵地。”不轮流休息一下,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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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时30分, 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 这意味着首脑机关已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周希汉愉快地结束了这场从6时30分开始的长达15个小时的战斗, 共毙敌300余人。

部队转移至指定地点, 已是第二天凌晨了。周希汉很想美美地睡一大觉, 但一合眼睛, 脑海里尽是那一个一个的战斗场面, 怎么也睡不着。

正在似睡非睡时, 值班参谋跑来, 兴奋地说:“参谋长, 首长们都来了!”

“首长们? 哪来的首长们?”

走进客厅一看, 惊呆了。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总部野政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都在那里。

天哪!

一场半路上碰到的, 最初只是为了掩护伤员转移的战斗, 竟成了一场保卫三大首脑机关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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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代表朱、彭首长和刘、邓首长来慰问你们!”

“你们打得很主动, 很坚决, 很顽强, 很好!”

“你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保障了三大首脑机关的安全, 功劳不小啊!”

“你们在与上级失去联系、遇到紧急情况的条件下, 机智灵活地处理情况, 这种经验要好好地总结推广。”

“部队伤亡如何? 要好好休养, 恢复体力。”

“希汉, 你们怎么刚好路过这里呀? 刘、邓又是怎么找到你们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