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教育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的后记，作者韩巍。原文1.5万字左右，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5800字。并且对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名，做了掩饰性处理。
大学教育何为，始于反思！尤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反思，这是教育能给他人影响的前提，是教育之意义最重要的来源。
对方向的反思：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本身，而不是其他。不是当一个年轻生命离开世界的时候，控制舆情，让大家不觉得他的离开与自己有关——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的个体，不可能关爱生命。在这样的极端案例面前，讲“情怀”近乎自取其辱，可这就是校园里时常发生却讳莫如深的事情。
对文化的反思：我们给予教育/教育工作者/教师以蜡烛或人类灵魂工程师形象的传统设定。但如果看到很多学生心智萎缩、价值迷失恰恰是因为蜡烛或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话，煽情是不是在自欺欺人？
对机制的反思：教育究竟该如何组织和实践？社会离不开行政管理，但学校(尽管是以公立为主)应该是“行政化”（或官僚化）的“天敌”。官僚化加技术是可以支配社会资源建立起暂时的运行秩序的，但“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却不能指望官僚化的学校(大学)，这类学校更乐于沉浸在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种指令、指标，应付各种检查、评估！
管理教育何为？
（一）
“我不知道的东西，就不是知识”：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为例
席酉民老师示范了“问题导向——多元范式——不追热点——轻视指标”的一贯性，殊为不易。然而，“百花齐放”的代价之沉重，也让人猝不及防。
我对中国管理学界某些“看门人”的不满由来已久，基于个人研究的体会，范式冲突虽然在所难免，但“范式偏见”在某些学校的根深蒂固，实在让人惋惜。无辜者不得不面对教授评委们“我不知道的东西，就不是知识”的态度。
如同赵向阳所提及的 “别说学术研究生的论文早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所谓‘标准’，甚至连MBA论文也变得越来越像学术论文……MBA论文在开题时难以通过的原因经常就是‘题目太大了，一定要小点’ (MBA论文连公司战略或者商业模式都不能写，都觉得大，那你们觉得MBA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呢？)，或者‘一定要有模型、假设和问卷调查’ ‘案例研究没有普适性’ (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在深圳大学指导的第一篇MBA论文也因采用案例研究而遭受质疑，当时受一篇英文文章标题的启发，还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页文字进行反击——“You can generalize the stupid”。
关于西交大管院，这个教训始自冯老师的分享，可谓“源远流长”了。“在三峡工程项目研究期间，我们的一位同学在席老师指导下做了一篇硕士论文，梳理三峡工程从概念提出到当前的历史决策过程：民国时期各个重大决策事件是怎么回事儿？1949年后各个阶段对三峡工程的考虑和争论是什么？等等。希望从完整的历史总结中提炼出富有价值的管理启示和决策建议。非常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当时并没有得到教授们的认可，我们这位同学的毕业遇到了一些挫折，他的论文在调整后才通过了毕业答辩。”
席老师当年不大可能了解叙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意义生成/给赋(sensemaking/sensegiving)，因而他的直觉和鉴赏力更加令人称道。那些“教授们”的自以为是，不仅挫伤了一个学生对于研究的热情，扼杀了学术的多样性，更错过了重大项目决策史这么重要的一个方向。
张师弟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大量质性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如对中国大学领导，尤其是对席老师近身观察(shadowing)、深度访谈，他对领导现象的复杂性有了深一层的感悟，发现 “领导者的行为和决策背后，隐藏着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自我认知。领导者的成长经历、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都会对其领导风格产生深远影响。我的观察主要基于事件和对其的诠释，虽然与理论的连接并不紧密，但更像是在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
“然而，在2011年年底，当我将基于这些故事形成的第一稿报告提交至西安交通大学进行博士学位预答辩时，却遭遇了严重的质疑。几位答辩老师对论文持否定态度……甚至有答辩委员拒绝做出详细评价，拒绝在预答辩表上签字。这些评价对我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感谢命运吧？！“巧合的是，2012年10月，我们关于本土领导研究方法论的一篇文章被国际领导力著名期刊Leadership Quarterly录用。这篇文章的发表也给我博士答辩带来了转机。”
徐师弟也有类似的好运气，而比他晚一届的刘同学，因为没有拿到“国际发表”的通行证，尽管中文发表优秀，却不得不受着煎熬。于此，表面乐观、和气的刘同学甚至不愿意回顾这一段往事，只留下一腔激愤：“因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写作风格‘非主流’，又没有英文顶刊文章证明自己，博士毕业答辩过程中论文被反复要求大修改，也因此陷入漫长的挣扎困顿期。我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企业通过战略创业实现转型的过程……当我试图在博士论文研究中这样做的时候，反被时下主流的学术话语权所伤。中国管理学术界(包括我所在的学院)在实证主义范式的定量研究道路上走得太远，其精细、自我强化的程度已十分严峻，影响了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其大量研究严重脱离了管理实践，已经变得琐碎而无价值。”
主流的顺遂和非主流的坎坷在师门也是天壤之别。好在张师弟、徐师弟通过国际发表以“自救”，加之刘同学的坚持，席老师迟来的庇护，最终的结果并不显得过于 “悲壮”。但前车如此，还会有多少后来者去“以身试法”呢？
偏执于实证范式研究，遗祸已久，个人以为，当研究者只愿意通过轻松的手段测量那些可见的要素特征，却试图理解和解释中国企业实践的复杂性，就是在缘木求鱼。最可怕的是，它会严重削弱研究者的认知能力。少不更事时的吴同学有过如下经历：“好像是为西安的一家国企做课题，我们事先做了详细的准备和调研提纲，在调研访谈阶段，刚问了几个问题就被访谈者直接打断，说你们这些问题都是书本上的，实际的企业运作不可能是这样的，当时气氛还是有点小尴尬的。”
其实，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有几个实践者今天还会像王方胜“问道”于师者席酉民、像薄连明一样潜心回答“席酉民之问”？如白师弟所说：“商学院现在发展的一大危机就是近十年的科研指挥棒让教师群体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管理实践。近十年，商学院普遍看重国际化指标和国际期刊(如美国UTD期刊列表)发表指标，引进的博士主要以海归为主……可以发表更多国际论文。很多商学院许以这些海归教师丰厚的年薪，但也立下了苛刻的‘非发即走’的条件。在这些教师职业生涯的前6—8年，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发表论文上，没有什么时间关注企业实践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商学受到‘学术与实践两张皮’的批评。”
我个人并非不尊重热衷国际发表的同行，包括大批海归研究者、海外华人研究者，但前提是要先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管理实践中曾经和正在发生的那些具体的故事，然后再娓娓道来。只是我比较武断地认为单靠实证主义的脑袋根本讲不好中国管理故事。
已经主政西交大管院多年的冯教授提到：“我有个体会，在相对稳态的社会里，问题常常是微观的；在剧烈变化的社会里，关键问题往往是战略性的，而战略问题是比较难以用定量模型来刻画的。” 继而，“2023年，我们思考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未来发展，对学院的特色形成初步总结，概括为三点。一是人才培养观：管工结合，数理基础，工程驱动，系统思维；二是学术研究观：问题导向，多维定量，系统建模，交叉创新……” 我想对冯院长说，不仅仅是“战略问题”，很多管理问题都是“ongoing” “entangled” “emerging” “interactive” “provisional” “becoming”的,都不适合数理基础上的关于“工程”“模型”或者这类封闭系统的想象，千万别把曾经中国排名第一的管理学院彻底变成“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李师弟对研究生教育的反思也让人产生强烈共鸣：一是文献传承的缺失令研究生在攀登学术巅峰的最后一公里时倍感无奈；二是研究问题不明确、不具体；三是投稿环节的腐败和内卷增加了学生毕业的困难；四是“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模式难以出高水平成果；五是毕业标准的逐年提高令研究生毕业更加困难。
于是，在西交大管院已算资深教师、坚信和谐管理理论的尚老师，只好使出“权宜之计”：“研究有两条线路：一条线是我带领学生做规范的定量研究，努力发表高水平的论文(这有利于学生毕业)；另一条线，则是我自己不断尝试，把和谐管理理论放到一个管理现实场景中去探索其应用的价值……因为我发表的文章都是学院考核中不太记分的，即那种俗称是‘不打干粮’的活儿……我会在上课时与学员们分享，他们给我的反馈大多是‘这种思考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很有启发意义’。”
写到这里，我想附带两段插曲。
插曲1： 当席酉民老师在朋友圈说：“管理实践中，不要简单地相信任何一个理论，因为没有一个管理理论可以直接套来解决问题。有效的管理一定是基于管理者的认知、组织的问题、所处的环境，甚至领导的个性和习惯、组织的文化，借助理论的启示或洞见，形成独特的管理方案。” ——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已经在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判定了管理知识的“非科学”性，远离了让他赖以成名的“科学”轨道，他还在重构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关系，他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者。可能他自己都意识不到，他的人生感悟早已偏离主流范式的约定俗成，他已经蜕变为一位行走在通向实践智慧道路上的诠释主义者、建构主义者、行动主义者。他的个体实践，恰好佐证了我的一个猜想：在这个世界上，多数信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在精神气质上更愿意成为遵循者、重复者、“忍者”，只有诠释主义者、建构主义者才会更在意“make sense of……”“无中生有”，更迷恋“事在人为” “力所能及”地带来改变。谁在聆听他的这些教诲呢？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师生吗？
插曲2：管理如果是致用之学，如果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在文集中倒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不管是还在大学的，还是身处实践界的同门，很多人师从席老师、受益席老师，都与读他的非学术书籍(essay books)有关(当然也有例外)。爱读书固然是学生的选择，但它也提醒我们需关注今日之管理学院的评价标准为何与现实越来越远。一个管理学院的老师，近似医院的医生，拿了多少课题、发了多少文章，与治病没有多大关系；一个管理研究者，如果不能被实践者所需求，再多的“业绩”也只能自娱自乐。论文？顶刊？没有几个人是因为席老师的某篇论文而被启发的，若以此为据，我们今天评价管理学者贡献的套路，应该是非一般的荒谬。
（二）
“没有问题”的课堂：管理学院的教学
席酉民老师很早就头顶各类光环，他出现在课堂上之前，名字就已回荡在学生脑海，因此不太有教学第一线教师的烦恼。不重视课堂教学，是我在西交大管院工作8年的一种感受，当然，MBA教学例外。因为，那个时代的MBA学生还十分生猛，动辄集体签字，请求罢免某个老师的任课资格，也才有MBA中心葛老师“年轻老师站住讲台”一说。
作为一名大学管理学院的教师，我很早就觉得管理学院的老师不该、不必，其实也不能那么执着于所谓的“科研”，而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课堂教学或社会服务上。来自中央财经大学教学一线、已从教多年、“对中国教育现状非常悲观”的毕师弟说道：“我们的大学仿佛还停留在百十年前……很多教师依然照本宣科，学生依旧死记硬背，学术考核和评估更是乏善可陈。长期以来，我们过于重视用外在的统一标准来塑造人，忽视作为人的学生的基本需求，排斥其多样性，难以容忍其犯错，不鼓励创新。我们的学生，普遍缺乏创造性和独立批判意识。” “教书多年，我几乎从未遇到过学生的公开质疑，课堂上的沉默经常令人感到尴尬。这太不正常了，因为有时候我明明讲得不对，也没有人提出疑问。”
这与北京师范大学赵向阳的观察、体会何其相似：“令我感到最悲哀的是，每次给北师大的本科生上课，即使我使出了洪荒之力，启发学生提问，或者我直接提问，但还是鲜有学生愿意主动地回答问题，更别说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了。即使我故意保持沉默，试图用沉默施压，也没人接招，教室里三四分钟内可能都没有人讲话。”——大学，课堂如此，一流如此，教育何为？！
对此我又想插一句，身为老师，我对席酉民老师的影响力有着别样的感受。席老师在很多文章里被反复引用的洞见，如关于学术的“树桩子、编篱笆、补篱笆”，关于人生的“浸淫在世俗里，活在理想中，行在从世俗到理想的路上”，也不见得有多么特别。我们普通人的苦口婆心，显然比不上他的只言片语，不是话语本身多么令人茅塞顿开，而是席老师说出来就变得醍醐灌顶！一个好老师，的确需要一些“光环效应”，还是要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品牌。
关于教育何为，允许我发出几声苍白的呐喊
教育何为？教育要让其参与者，尤其是教师，找到从事这项事业的意义，让学生探寻成长的意义。它不应被功利主义、工具主义、职业主义、管理主义之流驱使，它应该是一项人类特有的事业、志业。它不是科学主义的、技术主义的，它是人文主义的，它的核心是善与美。
教育何为？教育要对人类的选择给予尊重！教育的意义不止于成才、成就，教育是成长，是在不同的时空中学会“选择”和“努力”。家庭、社会连同学校，要编织一个全新的意义之网，让更多鲜活的生命，从幼年到成年，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激情、多一种选择，找到自己的兴趣，通过持续的努力见证自己的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教育何为？教育不是制造成功者—失败者的“分拣”装置，教育是让更多人发现生活的意义、赢得生存权利的“孵化器”，它不应该成为制造知识（技术）霸权、鼓噪财富攀比、强化社会等级的土壤。教育尤其不应该沉溺于复制那些无聊、无趣的权力游戏、资本游戏、身份游戏，不要让一级级学生成为变幻莫测的“社会”的附庸者。
教育何为？作为家长，不要再执着于“起跑线”或者“输赢”，谁都会败在时间面前；作为老师，讲好一堂课，唤醒学生的独立思考意识，让学生“眼里有光”；作为院长，让老师有归属感、荣誉感，觉得此生值得；作为校长，让院长不再为指标惶恐，让老师不再为督查焦虑，让更多的师生把学校当作“诗意栖居”之地……“社会”，请安静些吧，如果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未来，基于效率、效益的竞赛(或是超级竞赛)都“可能” “应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话，那就放平心态，去亲近人类几千年来留下的那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吧！我们一定能从中找到人生的其他去处，无论是“可能性”，还是“有选择”，都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意义”所在。我们无法想象有限的力所能及去解决身不由己的“社会化之弊”，但更多的力所能及会造福一个家庭、一间课堂、一个学院、一所大学…… 但愿聚沙成塔，而不必愚公移山。
教育何为？这本小书给出的答案不过是：发现自我，成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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