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虞初新志》叙考|乾隆|康熙|徐霞客传|李小龙|虞初新志|钱谦益

【叙录】

《虞初新志》二十卷，清张潮辑，日本文政六年（1823）刊。大本十册。前有“日本文政六年癸未六月鸣门荒井公廉书于淀震豹隐居”之《翻刻虞初新志序》。卷端署“清新安张潮山来氏辑，日本鸣门荒公廉廉平氏训点”。

正文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有界行，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末页署“文政六年岁次癸未秋八月翻刻成”。

【考证】

《虞初新志》一书国内所存版本多，据《中国古籍总目》所载即有康熙刻本、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嘉庆八年本、咸丰元年本等[1]，然虽版本众多，此和本仍有其意义。

现存世之所谓康熙刻本，几乎均属乾隆时之修版挖改重印之本，并非康熙刻本原貌[2]。如其内容已有避雍正讳者，甚至有个别材料可证已入乾隆之时，如其卷六有《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一文，其评点署名“金棕亭”，即金兆燕。

其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3]，又据《扬州画舫录》载云：“金兆燕，全椒人。为教授时，于市购得小铜印，刻“棕亭”二字，乃自取为号，且构棕亭于署之西偏。”[4]

李斗虽较金兆燕小三十岁左右，然其写作此书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1795），其书初刻亦为乾隆六十年，与金氏任职扬州之时间（1766—1779）重合，故其记录自较可信。

据此可知，其号“棕亭”源于金氏任扬州府学教授时所购小铜印。买铜印具体时间此处未有确时，然据其建棕亭之时间可知或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之前不久[5]。如此看来，其署名“棕亭”之评语当在乾隆三十七年之后，至少亦当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后。

然则康熙原刻本何以需抽换挖改？可以乾隆时诒清堂本考之。

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张潮从孙张绎之诒清堂重刻袖珍本较所谓康熙序刻本更近原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编号为96115者，或当为诒清堂重刻袖珍本之初印。

与康熙序刻本相比，其最著之不同如下，卷一首篇为《徐霞客传》、卷五首篇为《柳夫人小传》、卷六次篇为《书郑仰田事》，此三篇文字康熙序刻本均无。

无此三篇之由，《四库禁燬书丛刊》子部第38册所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封面之签言之甚明：“谨遵饬禁书目，将钱谦益文三篇抽板送浙江书局销毁讫，特白。”[6]此签实不精确，因《徐霞客传》与《书郑仰田事》二篇为钱氏所作，《柳夫人小传》却为徐芳之作，然其所写为钱谦益与其妾柳如是，故有池鱼之殃。然诒清堂袖珍本亦已有删削。

国图所存另一藏本（编号87515）便与前举之本不同，此书前有“紫江朱氏存素堂所藏图书”印，知为朱啓钤旧藏。其卷一之《徐霞客传》全文删去——因《虞初新志》每篇文章均单独起讫，故删某文并不影响前后文之完整，然目录却仍有痕迹。

除诒清堂袖珍本外，尚有一种袖珍本，与诒清堂本极似，即罗兴堂清远阁本。此本亦有新元素。此本存世不多，国内有辽宁图书馆藏本，笔者所阅为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本（缺前二卷，以诒清堂袖珍本补）。

将罗兴堂本与康熙序刻本、诒清堂袖珍本乃至后之小嫏嬛山馆刻本对比，可知此本确为《虞初新志》版本演化中不可或缺之环。

前述诒清堂袖珍本与康熙序刻本之异时，已知诒清堂袖珍本于乾隆一朝因去钱谦益化而剜改。至罗兴堂本已不再如此小心翼翼，因此类剜改仍易有把柄，大刀阔斧之更换方为上策。如诒清堂本于旧版片上剜改涂抹钱谦益之痕迹，罗兴堂本则径将钱谦益及与钱谦益关系密切之数文悉数删去，另用新文代替。

或因第二篇为魏禧文之故，对卷一开篇，编者替换钱谦益《徐霞客传》之文亦由《魏叔子文集》出，于是《姜贞毅先生传》（原名为《明遗臣姜公传》）首次进入《虞初新志》，并为开篇之作。

此篇较原选之《徐霞客传》稍长，约多一叶。卷五以侯方域《贾生传》代替原《柳夫人小传》，此文长度与原文相当，均占三叶。卷六代替《书郑仰田事》者为方苞《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如前所言，此乃将方苞《高阳孙文正公逸事》与《石斋黄公逸事》二文合并而成，之所以合并，原因即于篇幅，原《书郑仰田事》占三叶，而方苞二文各占一叶强，若版面不符，自当影响本卷其他篇次，故编者颇费苦心，以二为一。

以上仅笼统而言，实罗兴堂本一如前举诒清堂袖珍本，亦当经改版。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所藏罗兴堂本卷五《柳夫人小传》并未被代替，而辽宁图书馆藏本则已改用《贾生传》。

由此可知，罗兴堂本初仅替换钱氏二文，后见文网渐密，乾隆于钱谦益之打击不遗余力，唯有重加修芟以避祸。然此次替换颇为粗糙，前两篇之末尚请金兆燕字斟句酌撰评，《贾生传》后便如《纪周侍御事》，全无评语。

罗兴堂再修版影响甚小，故侯方域《贾生传》一文迄未成功进入《虞初新志》之流传史，另二文则挤进《虞初新志》至今，甚至颇有研究者以《姜贞毅先生传》为原本所选，个别版本无此篇仅因政治原因被删去之故[7]。

就上文所论可知，诒清堂袖珍本中之一部分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刻，另一部分则于朝廷禁燬钱谦益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之后，罗兴堂本大体相近，康熙序刻本较诒、罗二本为晚，或当在乾隆一朝末年。

若然，则就《虞初新志》版刻而言，承续者当为嘉庆八年（1803）寄鸥闲舫刊本，然笔者所见仅有四十卷《广虞初新志》，未见《虞初新志》，据此本黄承增序云“今所传诒清堂袖珍本二十卷”之语[8]，可推测其亦当承诒清堂本而来。

此后之版本即此日本文政六年（1823）所刊和刻本，前有主事者荒尾氏序云：“其书有前后二刻，以康熙癸亥张潮所刻为初出，乾隆庚辰张绎所校巾箱本则系重鎸，但重鎸增五篇，而阙二篇，增者为《徐霞客传》、为《柳夫人小传》、为《书郑仰田事》、为《纪周侍御事》、为《板桥杂记》，阙者为《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为《象记》，今用初出原本翻刻之，更追补重鎸内四篇，独《板桥杂记》，东都书肆既刊行之，故除。”

所述颇详，可知刊刻者阅过康熙序刻本及诒清堂袖珍本，并视康熙序刻本为原本，故以之为底本，行款亦与之全同，唯康熙序刻本每传另起一面，此本则偶有另起者，多数连排。

然其仍据诒清堂袖珍本补四篇，则此文政本实为《虞初新志》流传史中独特之本，较当下国内坊间版本精当，因国内流通者均以咸丰本为底本，去真逾远。

此和刻本另有一处颇值关注。当下所见皆康熙序刻本与剜改诒清堂袖珍本，和刻本《书郑仰田事》一文之位置实为重要线索。

目前所见诸本除前述守素园藏本外均未收此文，后人唯据咸丰本录其于卷十六。

笔者初未见守素园藏本时，据和刻本此序推测《书郑仰田事》一文原当位于卷六《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处，因序作者列所增五文与所阙二文均依文中次序，先为卷一《徐霞客传》，继之以卷五《柳夫人小传》，后则为《书郑仰田事》，再为卷七《纪周侍御事》，末为卷二十《板桥杂记》，则荒井氏所见诒清堂本非但含《书郑仰田事》一文（现多数诒清堂本无此文），且必不在咸丰本所置之卷十六，据以上次序，对照附金兆燕评语之替身《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即可知此文原本之次序。

和刻本刊行二十八年后之咸丰元年（1851），又有小嫏嬛山馆刻本问世。由此本选文可知，其主持者当以罗兴堂初刊本为底本，并参考诒清堂袖珍本及康熙序刻本。

如卷一首篇换为《姜贞毅先生传》，卷六第二篇换为《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卷五首篇《柳夫人小传》不变，此三处均与罗兴堂本初刊本同。

之所以云其参考诒清堂本袖珍本则在于，其虽收录《徐霞客传》之替身《姜贞毅先生传》，然仍将前文一同收录，仅改变其位置，由首篇改置于《大铁椎传》后而为第三篇，此举或欲使魏禧二文相连属。以上均为前述诸本之综合汇集，尚称严谨。

然卷十七忽增孙嘉淦《南游记》一篇，全文一万一千余字，是为《虞初新志》最长之文，较卷二十所收二篇万字长文尤甚。且此文纯属游记之体，与《虞初新志》选文之旨颇不相及。

此文写作亦晚，据文中所云，作者“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则吾南游之始也”，知孙氏南游始于康熙六十年（1721），张潮已去世十多年，况此文写作与流传自较南游之始为晚。

编者未虑及此点即以张潮名义选入此文。此前罗兴堂本亦曾选入方苞之文，其文作时亦在张潮逝世前后，然一者罗兴堂本之改录方文与文字狱有关，尚可理解，二者彼文置于《虞初新志》中尚称合体。反观此文之加入，无法解释。更不可思议者为编者竟于此文后代张潮拟一评语，称扬其为“千古奇文、至文、妙文”。

另，此本又对原文擅加误改，如卷十五首篇篇名在前数种版本中均为“同梦记”，而此本或因张潮评语之末云“姑录其记同梦以志异”之语，便将篇名改为“记同梦”，此实属误解，张潮之语并非引用篇名，“记同梦”不过为“所记同梦之事”而已。

此本虽不严谨，问题极多，却终为通行之本。1922年上海文明书局本与此后上海进步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所收均为此本。

1932年后，开明书店铅印本出版真正奠定《虞初新志》至今为人所接受之样貌。书前《校印题记》云：

世所传《虞初新志》，多从道光坊刻本翻印，舛误颇多。其最著者如卷十九《七奇图说》有说无图。张氏于每篇之后均有评语，今本多所阙略，甚至凡例、总跋亦均被删。兹从郑振铎先生假得康熙刊本校补，其他讹误及后来因忌讳窜易字句，悉为订正。

惜原本已非初印，今本所具如卷一《姜贞毅先生传》、《徐霞客传》，卷五《柳夫人小传》，卷十六《书郑仰田事》、卷十七《南游记》，卷二十《板桥杂记》诸篇，尽被抽燬。于此足见当时文网之密。今仍据通行本补入，捭复其旧。民国二十一年一月，校者识。

其书封面与扉页均标 “据康熙刊本校印”字样，题记亦云从郑振铎先生借得“康熙刊本”，从后所举“抽燬”篇目可知，其所借之本确为康熙序刻本，然校印者又“据通行本”即咸丰本（或以咸丰本为底本之民国石印本）将上举诸篇补入，则开明本实将一“康熙”本校改为一咸丰本矣。

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开明书店纸版重印[9]，使开明本遽为建国后《虞初新志》之代表性版本。

198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重新校点出版，也“用开明书店铅排本为底本”，虽校点者云“参照了康熙刻本、诒清堂刻本、嘉庆巾箱本、日本文政六年（1828年）浪华河内书局刻本”[10]，然总体格局已为开明本限定，此亦为数十年研读《虞初新志》使用率最高之本。

1997年，柯愈春重辑《说海》，所收《虞初新志》仍据“开明书店铅印本排印”[11]。

直至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收王根林校点之《虞初新志》（2012年出版单行本），校点说明云“以嫏嬛山馆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刻本”[12]，虽底本选择仍是《虞初新志》诸版本中最不可靠者，仍为建国以来首部不以开明本为限之本。

然则此本似仍未脱离明本之影响，其明证在未加任何说明即将咸丰本所无之《象记》收入。

事实上，由个别细节亦可知此书虽确如校点者所言“校以其他诸刻本”，然最初所用或仍为开明本，如张潮自叙中有“仿摹逼肖”一语，前举康熙序刻本、诒清堂袖珍本、罗兴堂本、咸丰本乃至文明书局本与进步书局本均为“逼”，唯开明本误为“毕”，此本则与开明本同，应非偶合。

绾结而言，《虞初新志》最近张潮原意之本当为康熙原刻诒清堂本，然此本现存何处尚需查证[13]。目前国内外所藏多为所谓之康熙刻本，实均为乾隆后期对原版剜改补刻之后印本，尚不如乾隆间张潮后人张绎重刻之诒清堂袖珍本为近真，然因乾隆朝文字狱频发，此书又多涉钱谦益，故从诒清堂袖珍本始已有剜改，至罗兴堂本又继之以抽换，《虞初新志》原貌丕变。

此后和刻本于恢复原貌颇费心力，而咸丰本辗转补苴，去真愈远，以迄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