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1955年的全军大授衔，就不能不提到彭德怀。因为他当时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是整个授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对实行军衔工作的看法考虑，势必对整个军衔评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其一，对授衔存有一定的矛盾心理

据《彭德怀传》记载：“彭德怀对军衔制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

这种矛盾心理一是基于：彭德怀认为军衔制是必不可少的，是我军建设和作战的现实需要。对于这一点，他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这样说道：“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工作和上进心”。

这种矛盾心理二是基于：彭德怀在“个人思想上，却对这一区别身份的标识，感到厌烦”。他最主要的担心是，实行军衔后官衔表面上的明显区分，会否影响上下级之间的政治平等关系，会否妨碍军队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他本人每遇到外事活动和重要场合需要穿军衔礼服时，“都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情绪”，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

其二，对自己的元帅军衔并不“感冒”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但彭德怀的心理却与这句名言大相径庭。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对于别人称呼他元帅，彭德怀很明确地表示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

“将来会没有的”这句话，不仅说明彭德怀不喜欢称呼他元帅，也体现他开始怀有早晚取消军衔制的一些心理。

其三，对评上将军衔人员亲自找各位“老总”谈话

当时的军衔评定工作，是由中央书记处提名元帅和大将的授衔名单，由政治局审议确定。而对于1000多名将军，特别是几十名上将的授衔名单，则由彭德怀亲自主持拟定，上报中央政治局审批。

为确定好这些上将人员的预选名单，彭德怀从1955年春开始，亲自拜访每位“老总”，同他们磋商每个高级将领的军衔。因为这些“老总”们都是当年这些预选上将的直接领导，对他们的整体情况比较了解，最有发言权。经过和这些“老总”们多次沟通磋商，较好地达成了一致意见。

其四，对带有“争议”人员亲自找他们进行谈话

评衔是个大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特别是对那些带有“争议”人员的方案，如何处理是个敏感问题。为此，彭德针对一些特殊情况的将领，直接和本人见面，敞开心扉同他们交谈，充分听取本人意见，积极消除他们思想上的误解。

对于主动要求降衔的，彭德怀也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比如，对于许光达、徐立清两人的让衔问题，他就当面作了两人的工作。许、徐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都非常了解。许光达几次向中央军委写报告要求降衔，彭德怀请他来当面解释，最终才答应接受。而徐立清本就是正兵团级，理应授上将，对于他的让衔，彭德怀并不同意。最终，经徐立清称自己负责评衔工作，不能“近水楼台”等为理由，反复申请坚持，彭德怀最终才表示同意他的请求。

其五，对女军人的授衔工作留下了历史遗憾

1955年的大授衔工作，总的来说效果是好的。但有一个群体“对彭德怀是不满意的”，她们“是一部分妇女工作人员”。据《彭德怀传》记载：这些妇女人员，在“30多年以后，仍有人悻悻然”。

原来，授衔前出台了《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要求绝大部分女军人做转业或者复员处理，原则上不再给她们授衔。关键问题是，《规定》当中使用了“期限满后未处理者，停发薪金”，“一律停止供给”等用语。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和用语，对于很多从战火中走过来、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女军人，显然口气过于刚性、难免有伤感情。

最终，全军获得授衔的“女军官只有4665人”。对于一个有数百万军队的大国来说，仅有这个数量的女军官获得授衔，其比例是非常低的。不得不说“这是整个大授衔工作的一个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