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和许光达都是正兵团级，凭什么跻身开国大将之列？|红四方面军|萧克

1955年的那张名单，让很多人盯着看了很久。

十位大将，三十六位正兵团级干部，按规定绝大多数只能评上将。结果王树声、许光达两个人，硬生生地越过了这道线，往上跳了一格。

没人闹，没人质疑——但所有人心里都有一个问号：凭什么？

要搞清楚这件事，得先把时间往前拨三年。

1952年，解放军在全军范围内做了一件大事——干部定级。

这不是小事。打完仗，天下安定了，总得把每个人的位置捋清楚。谁是什么级，谁管谁，一级压一级，这是军队正规化的基础动作。正兵团级，是那次定级里很靠上的一档，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级别，三十六个人拿到了这顶"帽子"。

但定级不等于授衔。

军衔制的推进，其实更早就开始酝酿了。

1950年12月，"研究军衔实施准备工作"这一条，就被写进了总干部管理部次年的工作任务清单里。那时候朝鲜战争刚打起来，百废待兴，但这件事没有被搁置——因为不搞军衔制，有一个很现实的麻烦：出去谈判，对面是将军，你派去的人肩膀上什么都没有，场面上就矮了一截。

大兵团作战也是一样。十几万人在地图上移来移去，谁指挥谁，靠职务头衔说话太慢，军衔才是最直接的信号。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把这件事写得清清楚楚：授予军人军衔，是确定地位，也是给荣誉，目的是提高各级干部的责任心，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是军队正规化建设必须走的一步。

然后就是漫长的评议、核实、上报。

到了1955年9月27日，这一天，历史落槌了。

上午，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亲手把十份命令状依次颁给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大元帅，名字刻进了历史。

下午，国务院礼堂。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命令，周恩来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的命令状逐一颁发下去。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十位大将，全部到位。

名单一出，懂行的人立刻看出了问题。

三十六位正兵团级，三十三位被授上将，一位（徐立清）主动要求降为中将，剩下两位——王树声和许光达，被授了大将。

这是破格，是例外，是这份名单里最值得追问的一笔。

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得先理解1955年授衔背后的一套逻辑。

这不只是论功行赏。

表面上看，谁功劳大谁衔高，这是常识。但放到1955年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这件事的含义要复杂得多。中国革命打了几十年，队伍来自四面八方——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加上后来的抗日武装、各地游击队，每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一支部队背后，都有无数牺牲过的人。

授衔，某种程度上是在向这段历史致敬。让每一支主力部队系统，在最高的将帅序列里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不是走过场，这是政治上的基本盘。

十位元帅里，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人都有。十位大将，同样要覆盖各路系统。

问题来了：红四方面军，谁来坐那把大将的椅子？

红四方面军是仅次于中央红军的第二大主力，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都是它打出来的。人才济济，战功赫赫。但到了1955年，代表人物徐向前已经进了元帅序列，坐不进大将这一格。

还有一个人选——李先念。

李先念的资历完全够。他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打仗的名声响亮。按说他是最合适的人。但1955年时，李先念已经离开军队，转到地方，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规定摆在那里：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不参与军衔评定。

这条路堵死了。

红四方面军在大将序列里那把椅子，就只剩一个人来坐——王树声。

王树声是什么来路？

他是湖北麻城人，1926年就入了党。红四方面军里，他是真正的老资格。红军时期，他长期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是徐向前的左右手。

1933年末，刘湘集结二十万兵力，分六路围剿红四方面军，史称"六路围攻"。那是一场硬仗，打得极其惨烈。王树声坐镇西线，以12个团的兵力，硬顶对面四路敌军60多个团的进攻。不是以多打少，是以少扛多。他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打法，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然后在黄猫垭地区发起反击，一天一夜，击毙活捉国军一万四千余人。六路围攻，就此瓦解，国军总损失超过八万人。

这一仗打完，王树声在红四方面军里的地位无可争议。

抗战时期，他担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又转战中原，担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中原突围，情形之险恶，是解放战争初期最艰难的一段——他协助李先念，带左路军从广水越过平汉铁路西进，在武当山区硬生生打出了一个鄂西北游击根据地。

1947年，他回到大别山，任鄂豫军区司令员，配合刘邓大军，把国军的重点清剿一一化解，重新巩固了根据地。

这些，是拿命换来的履历。

但就算如此，王树声的行政级别，在1952年定级时，也只是正兵团级——按规定，这个级别顶格只能授上将。

中央的决定是：破格。

破格不是随便给的。背后的逻辑只有一条：红四方面军这面旗帜，必须在开国大将的序列里有一面。王树声是那个时间节点上，最合适、最有代表性的人选。

他的大将军衔，不只是授给他个人的，是授给整个红四方面军的。

如果说王树声的破格授衔，还有迹可循，那许光达的情况，则更接近"不得不如此"。

红二方面军，也需要一位大将代表。

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是贺龙，1955年已经位列元帅，不可能再往大将里划。往下找，红二方面军里能数得上的人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萧克。

萧克的资历不低，担任过红六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战时期又是120师副师长，怎么看都够格。但问题在于，萧克出身红六军团，而红二方面军的核心命脉，是红二军团。

两者不一样。

红二军团是贺龙和周逸群在湘鄂西根据地创建的老底子，是红二方面军真正的根。如果大将代表从红六军团出，那红二军团的那段历史，在最高序列里就成了空白。

那红二军团里，1955年还有谁够格？

这才是最残酷的答案：几乎没有了。

红二军团打了太多苦仗，高级将领牺牲的牺牲，转地方的转地方，留在军队且资历职务都过得去的，已经寥寥无几。反复筛，最终剩下许光达——他不只是合适的人选，他几乎是唯一的人选。

许光达是湖南长沙人，1925年入党，1926年进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的是炮兵。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许光达知道消息的时候，起义军其实已经撤退了。他和几个黄埔同学决定去追。有人拦住他问：起义军都败了，你去追什么？他的回答干脆：虽败犹荣。又问：这不是去送死？他说：虽死犹生。

十九岁的娃娃，就是这个气性。

他追上了队伍，在宁都加入，从排长、代理连长，一步一步往上走。1929年被组织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1930年参与组建红六军（后改编为红二军团），任红六军参谋长，后升任第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

跟着贺龙在湘鄂西打仗，许光达挨过子弹，挨得很重。

1932年初，瓦庙集一战，一颗子弹打进他的胸腔，弹头嵌在距心脏十厘米的地方，开了三次刀，取不出来。伤没好，就被秘密转到上海，再转苏联。从1932年到1938年，整整六年，他在苏联疗伤、读书、学坦克。

这六年，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六年。长征就是这六年里走完的。那些留在国内的战友，有的死在雪山草地上，有的死在敌人的围剿里，有的在最绝境的地方坚持下来。

而许光达，那段时间，待在莫斯科，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牛奶。

这件事，后来成了压在他心上最重的一块石头。

1938年，许光达回国，先在抗大任训练部部长、教育长，后到晋绥军区打仗，参加了大量抗日反"扫荡"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出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后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参加了沙家店、宜川、荔北等重要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点将，让许光达组建装甲兵。那是1950年4月，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就一道命令，一个职务：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他向彭德怀立下军令：党把装甲兵交给我，我这后半生就献给它了。

此后他提出一句话："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这句话贯穿了他主持装甲兵建设的全程。59式坦克、62式轻型坦克，志愿军入朝的坦克部队，都有他的心血在里面。1951年，他亲自去朝鲜前线考察，回来后组织后续坦克部队入朝参战。

他把苏联那六年的坦克知识，全部用在了这里。当年在莫斯科学的东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此外还有一个现实考量：当时中国装甲兵建设高度依赖苏联援助，两国之间的技术对接频繁，而苏联装甲兵司令员的级别，相当于大将。许光达授大将，有利于平等对话、技术交流。

但这只是锦上添花。真正决定他位置的，是那顶"红二军团代表"的帽子，他没有办法不戴。

1955年8月1日，建军节。

国防部举行"八一"招待会，庆祝解放军建军二十八周年。

宴席上人来人往，觥筹交错。许光达坐在那里，听到了一个消息——老上级贺龙凑近他，告诉他：你会被授大将。

许光达没有高兴。他当时的反应是愣了一下，然后说：这太高了，折煞我了。

这不是谦辞。他是真的不安。宴会还没散，他就去找贺龙，当面请求降衔。贺龙没办法答应，说这不是他能做主的事，让他去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说。

许光达回到家，整个人闷着。妻子问他怎么了，他才说出心里的话：这顶"乌纱帽"是建立在战友们流血牺牲的基础上的，那些死去的人什么都没有，我这个幸存者已经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实在是受之有愧。

他想起了1932年的事。那段最苦的岁月，他不在。战友们在吃树皮、啃草根，在敌人的重重包围里拼死突围，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他许光达，那六年，在苏联喝牛奶、学坦克。这件事，他心里从来没放下过。

他去找贺龙，贺龙不答应。他又去找其他老首长，也没人能拍板。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信。

1955年9月10日，《降衔申请书》写完了，送了上去。

这封信里，他把自己的革命经历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然后一条一条地列出自己的"不够格"：德才资功，四个字，他觉得一个都站不住脚。他写道：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信的最后，他写下自己的诉求：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这不是第一次。贺龙后来对毛泽东说，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在中央军委的会议室里，把信举起来，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他越说越激动。走到窗边，用力推开两扇窗，然后说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话：

"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贯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这个评价，拿唐太宗赞魏征的典故来比——李世民说魏征是"帝王之镜"，毛泽东说许光达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意思不一样，分量也不一样。

军委最终没有批准降衔申请。许光达的大将，还是大将。

理由是：他作为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的代表，这个位置必须由他来坐，这是中央从全局出发做出的决定，不是个人谦辞能撼动的。

但许光达没有就此罢手。降不了衔，他转而申请降待遇。反复申请，反复报上去，磨了很久，最后终于磨成了：十位开国大将，九位享受四级薪金待遇，唯独许光达，定为五级。他是十位大将里薪金最低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