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那个历史转折点上，郑维山，一位历经磨难终于得到平反回到北京的的开国中将，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场面。
他在看望老首长徐向前时，却遭到了徐帅的严厉拒绝，一句“我不见他”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故事？
红小鬼出身
郑维山幼时曾读过一年私塾，之后因家贫辍学，当时受父辈影响，早早的就开始接触革命，12岁时参加童子团，后调入赤卫队。
之后15岁的郑维山参加了红军，当时军队一来为了照顾小孩，二来年纪较小的红军战士对领导忠诚度高。
不容易混进敌人奸细，所以尚且年少的郑维山，就被安排到领导跟前做传令兵。
就这样，郑维山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和领导徐向前。
因郑维山少时替父亲给为地下党送过信，所以算是有点工作经验。
而徐向前也十分喜欢这个勤快又爱笑的少年，所以从师范毕业还当过老师的徐向前，便犯了所有老师的通病，好为人师。
就这样，一个想教，一个爱学，郑维山跟在徐前方身边，学到了许多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的知识。
之后，郑维山得到一个机会，和李先念等一起入抗大学习，从杭大毕业后，他的军事技能和理论知识全部点满。
但郑维山和别的将军不同的是，别人是先学理论，再投身战场实践。
而郑维山却截然相反，他先是跟着徐向前这位军神见识和经历过各种大型战役，而后才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
这种独特的成长轨迹，使得郑维山在战场上自然比同辈将领多了几分从容与自信。
与大西北的不解之缘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郑维山身负重任，历任多个关键职务。
他的英勇事迹与赫赫战功，无需过多赘述，1955年荣获中将军衔，便是他英勇岁月的最高荣誉与认可。
在此期间，郑维山一个湖北人，却与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郑维山第一次去大西北，是红军西征，当时他所在的部队遭遇了马家军的强烈抵抗，损失惨重。
虽然郑维山侥幸活了下来，但他的战友大多留在了那里。
第二次便是解放前夕的兰州战役，在此战中，郑维山为了迅速突破敌军防线，命令炮兵在短时间内向马家军的阵地发射了大量炮弹。
据报道，他在短短6个小时内就打出了1万多发炮弹，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消耗。
由于解放军的炮弹供应并不充裕，这样的炮弹使用量对当时的后勤保障构成了巨大压力。
彭老总作为第一野战军的司令员，对郑维山的炮弹使用情况非常关注。
当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对郑维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过于浪费炮弹，不顾后勤补给的实际状况。
尽管郑维山被彭老总批评，但他并没有辩解或推卸责任。
而且当时彭老总也知道郑维山与马家军的恩怨，所以在郑维山承诺会从马家军那里缴获更多的炮弹回来后，便没有对此事过多追究。
而郑维山第三次踏足大西北，便是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他致力于巩固边防，为西北边陲的安宁稳定倾注了最后心血。
郑维山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时已经67年，但他依旧精力充沛。
当时我国正值改革开放，但中央除了发展沿海地区，也并未对内陆地区有所忽视。
郑维山前往西北前，邓公就亲自接见了他，并交给了他两项战略任务。
一是用20年时间绿化大西北，二是要选拔和培养10个接班人。
当然他也没有辜负邓公所托，在西北任职期间，亲自勘察荒山。
推动了大西北的绿化工作，因此被西北人民亲切地称为“绿化司令”和“绿化使者”。
郑维山在军事生涯中，曾三次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位罕见的“三将军”，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再说回建国后。
郑维山被撤职
建国后，郑维山的军事生涯主要集中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
他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从朝鲜回来后，就一直在北京军区工作。
直到1968年，有心之人制造了一场关于“华北山头主义”的冤案。
在这场波及广泛的政治风暴中，北京军区被认为是“山头主义”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郑维山作为北京军区的重要领导人，由于他是徐向前一手提拔起来的。
两人在军中“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关系也众人皆知，所以也卷入其中，被指控为“山头主义”的核心人物之一。
“山头主义”虽然对郑维山影响甚大，但并未撼动他的军职。
直至1971年，郑维山再次被裹挟进陈伯达案件，而被免去职务，而陈伯达案要从1967年说起。
当时陈伯达在唐山公开场合的讲话中称：冀东地区存在英国人、日本人的代理人。
并指责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起主导作用，叛徒在其中活动。
陈伯达当时已经是正国级干部，身居要职，他的言论导致冀东地区的大批革命干部受到了迫害，人数高达八万余人。
1970年，中央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之后因陈伯达案涉及人员众多。
中央决定对北京军区进行大规模整顿，此次整顿涉及重要军区领导层的重组和重新任命，其中就包括郑维山。
郑维山与陈伯达案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在那个时期，很多领导干部都面临着所谓的“集体责任”。
意思就是：即便个人没有直接责任，也会因为所在单位或组织的问题而受到牵连。
而当时陈伯达案件影响甚大，所以除了陈伯达本人，还涉及到对陈伯达支持者的批判和清洗。
在这个过程中，郑维山因与陈伯达有过工作关系，被当作与之有联系的人被裹挟其中。
在下乡劳动期间，郑维山始终保持乐观态度，认为种地与革命并无二致。
徐向前也十分关注郑维山的处境，曾写信询问一二，郑维山在徐帅的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豁达和乐观，认为这是回归自己的老本行。
直至1980年，郑维山牵连进陈伯达案一事得到平反，他回到北京后首先去探望的就是徐向前。
但之前的“山头主义”始终挂在他的头上，为了郑维山以后的发展，徐向前拒绝了他的探望请求。
2000年郑维山在北京安详地结束了他85年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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