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十周年
国行公祭，法立典章。公祭是绵延数千年的文化现象，展示礼仪制度的完善与政治文明的风范。
古代礼仪——
公祭一词较早见于先秦礼书《仪礼》：“公祭如宾礼。”公是周代分封的最高一等诸侯，公祭特指“一国之君”参加的祭祀活动。公祭还有“官方祭祀”之意，最早见于《唐会要》，意指朝廷官员参加的祭典仪式。
“祭祀之兴，肇于太古。”在考古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祭祀鬼神祖先，向其问卜的内容占据绝大部分，如征战、狩猎、天气、年成等公共事务。
到了周代，公祭体系初步定型。通过规定入祀者和主祭者的标准、祭祀时间、祭祀场所、服饰器皿、礼节礼仪、祭文祷词等，公祭逐渐成为常态化仪式。周礼为公祭注入人文精神，又经春秋时期孔子等发挥，进一步拓展了公祭的社会治理功能。
沿袭周礼，历朝历代“慎制祀以为国典”，详细创设和完善公祭体系并记入礼仪志，以祭礼的稳定性服务于礼治秩序。
《周书》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感动上天的不是祭品，而是德治之道。正所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治国应以民为本。由此，帝王要祭五方帝、祭孔等，地方官员则要祭忠臣烈士以及造福于民的历史人物等。
“郊祀”是级别最高、最隆重的公祭。自汉朝开始，天子“三岁一亲郊”，在冬至日率文武百官前往南郊祭天。据史书记载，祭礼极其隆重，参与者经常多达数万人，由象征吉祥的大象仪仗队开路。如此规模的典礼，无疑耗费巨大。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和司马光曾就削减祭典支出还是依循古礼展开了改革与保守的大辩论。
除官方举行的祭仪之外，民间也有公祭传统。根据宋朝张载对《礼记》的解释，家族祭祖活动若由族中大宗主祭，称之为“公祭”。民间自发举办的公共祭祀还有“社祭”，并逐渐演变为传统节日或庙会，如楚地百姓为纪念屈原而形成的端午节。
公祭礼制还因地域、时代和气候而变。比如，经董仲舒定名的“四时之祭”，就注重以四季成熟的农作物来祭祀，用来表达对自然的感恩之情。
近代升华——
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华礼乐旧传统受到了剧烈冲击。伴随“西俗东渐”，传统公祭逐渐被改造成一套新的文化生成与传播模式。
礼仪上，接受西式简朴风格，减少繁文缛节，增加现代元素，如奏乐、献花、行礼、宣读祭文、致辞、演讲等；礼义上，祭文所表达的不是王权神圣、忠君思想和等级制度，而注重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现代伦理建构及实践相吻合。
“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提到，“要之借已往之感情，作方新之元气”。近代以来，公祭大会与追悼会经常联袂举行，既是为同袍的牺牲“致哀”，也是向革命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致敬”。仪式为情感抒发提供了空间，也是为了将哀痛化为力量，继承英烈精神奋进。
1925年5月，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万余人公祭顾正红。会场两旁挂着挽联：“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安在！”横额：“工人先锋。”恽代英、向警予、项英等激昂演讲，口号声震天动地。顾正红的牺牲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延安时期，公祭活动是根据地军民日常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45年2月，延安各界公祭彭雪枫，毛泽东挥笔写下“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1945年6月，中共中央以党的代表大会名义追悼死难烈士，敬献“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永与人民同垂不朽；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是向胜利勇往直前”的挽联。
1944年9月，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广场开会悼念张思德。毛泽东作了历时一个半小时的讲话，阐释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重要意义。这一演讲，后来以《为人民服务》为题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为人民服务”，自此一直激励着人们在平凡岗位上勇担重任。
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抗击外来压迫的崇高气节，通过公祭激励着全民族共御外侮。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同祭祀黄帝陵。毛泽东以古体祭文格式书写，但将黄帝文化符号再创造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以此呼吁“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当代发展——
古往今来，公祭都含有人文教化、文明传承等多重功能，是将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汇成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当代公祭是建立在现代公民意义上的公共活动，具有庄严、肃穆、隆重、节俭的鲜明时代特征，折射出作为国家制度规约性的“礼仪典章”与作为传统文化延续性的“约定俗成”之间的张力。
一是化礼为俗，推动英烈褒扬纪念工作创新发展。当代公祭延续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缅怀先贤的文化主题，也同近代以来提倡的爱国主义精神、公而忘私精神相一致。
二是以俗入礼，引导支持重大民俗类公祭规范有序发展。孔子、黄帝、大禹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其祭仪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相关。在官方出面以及提供支持外，还应注重“从仪到义”，深入发掘阐释传播祭仪内蕴的时代主题。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十周年。十年来，每一次国家公祭都是一次对记忆的唤醒，一次与和平的对话。它不仅表达了对逝者的深切缅怀，还传递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庄严立场。
（作者：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窦畅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曹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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