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中国被内战撕裂。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派军阀似乎要为争夺国家的控制权而决一死战。

吴佩孚是华东和华中地区最有权势的军阀。庄士敦这样描写吴：“即便不像他本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也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即便不是一位响当当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那年吴佩孚的主要对手是张作霖，庄士敦1923年曾指责这位军阀阴谋策划将溥仪带到满洲里。据称，这两人都是亲君主政体，他们在不同时间被朝廷招安。皇室渴望站在胜利的一方，遂平等款待之，但这样做加剧了两个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

1924年秋，吴佩孚命令他的一位将军冯玉祥率部队前往满洲里边境先发制人，防止张作霖在那里侧翼包围吴的军队。吴佩孚对胜利充满信心，希望有一天能够控制满洲里。然而，如庄士敦所言，“吴的最大缺点是对人性判断不准”。冯玉祥非但没有支援吴的侧翼，反而于10月22日进军北京鲁莽地发动政变，外交使馆陷入一片恐慌。英国公使馆向伦敦报告说，冯已经“迫使中国总统和内阁下台”，并且政变后“北京并没有建立起宪政政府”。

首都陷入危机，使馆区挤满了避难者，动荡时期一贯是洋人和富有华人避难天堂的六国饭店人满为患。同时，紫禁城也正在应对自己的小小危机。端康皇妃10月底去世，朝廷为她的葬礼举行官方哀悼。军队包围了皇宫，电话线被切断。虽然紫禁城内安然无恙，但宫廷自然担忧自身安危。当庄士敦11月2日去看望溥仪时，他已经决定要想方设法将溥仪带出北京。溥仪交给他“一捆重要文件和一个装有贵重物品的包裹”，庄士敦后来把这些东西寄存在银行以求安全保管。溥仪还送给他最后一件纪念品—皇室藏品中端康的一枚玉戒指。

次日，庄士敦返回宫廷，第三天依然如此。他发现紫禁城“一派阴森森的样子”。他再一次同溥仪谈起逃跑计划。两人都不确定如何能够获得成功，所有大门都有卫兵把守，但他们仍然怀揣一丝希望。然而这丝希望从未成真。11月5日，一份紧急电报自英国公使馆发往伦敦：

今天早晨军队包围了紫禁城，报告通过庄士敦抵达大人：目的可能是劝告逊位，比1912年那次更为彻底……皇帝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他的生命被认为处于危险之中。另外，政府希望进一步修订1912年的退位条约，尽管该条约曾在1916年由总统修订过，同时希望逊帝自愿由紫禁城迁往他可能选择的其他任何住处。……此事或许同苏维埃对新临时内阁的影响有关。

当冯玉祥的军队进入紫禁城时，他们带来一份文件让溥仪签字，以修订原退位协议并限他三个小时后离开紫禁城。电话线被切断，他联系不上庄士敦；更糟糕的是，军队只允许溥仪的两位中国师傅和他的父亲醇亲王来看望他。遗憾的是，醇亲王是他在危机中最不想见到的一个人。庄士敦这样描述他：

极为不幸的是，醇亲王缺乏坚强的性格。显然他富有善意，但我担心他太软弱，完全处于老派人员的控制下。

醇亲王懦弱愚蠢，对溥仪毫无用处，但武装警卫威胁朝廷，溥仪别无选择。他只能签字承认修订条款，离开紫禁城搬到父亲的宅邸北府。由武装警卫护送至大门口时，溥仪发现五辆车正在此等候将他和他的家人带离紫禁城。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紫禁城里第一次没有一位清朝的皇帝。

其时，庄士敦担心得发狂。他试图在紫禁城见到溥仪，但被冯的军队拦阻在外。他匆匆赶往使馆区，将自己所了解的一切告知英国公使。后来他听说溥仪在北府，且被武装警卫包围时，他的惊恐没有减少。他一直等到黄昏才前往北府，在那里“发现外门关闭，冯玉祥的一队士兵立于门外。我的车停下后，一名士兵走过来，我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他，告诉他我和亲王有约定。稍微等了一会儿，大门打开，车被允许开进院内。府里的部分仆人立刻认出了我，告诉我大家都盼着我来，皇帝正在等我”。

庄士敦发现溥仪异常平静，但醇亲王却很慌张。庄士敦带来消息说，外国公使馆已经同政府取得了联系，他们确信溥仪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尽管他尽全力来鼓舞皇家士气，特别是溥仪的士气，但庄士敦承认11月5日那天，溥仪“既焦虑又沮丧”。他不敢保证，政府会信守诺言不伤害溥仪。按照官方说法，溥仪现在是一位普通市民—被软禁在家中。庄士敦担心溥仪的生命安全，但不知如何去营救他。次日抵达北府时，卫兵不许庄士敦进入。接下来的三周里他都没有见到溥仪。

其时，在满洲里，张作霖正在庆祝冯背叛了吴佩孚，庆祝自己接下来的胜利。不过，张作霖不太确定冯会推翻溥仪。他的担心绝非出于公心：“事实上，张作霖可能认为如果紫禁城的珍宝需要移交，他本人将会同其他人一样有望成为一名监管人。”一年前，他已经意识到溥仪的政治价值—满洲里潜在的傀儡统治者。令人疑惑的是，他是否关注过溥仪这个人？他的首要考虑几乎可以确定是11月份不仅要控制北京，而且还要控制紫禁城的庞大宝藏。11月23日，张作霖最终率领自己的军队抵达北京。次日，他任命段祺瑞为总指挥，成功压制冯玉祥。

在这些政治阴谋中，溥仪一直在北府接受严密看管。庄士敦继续为解救逊帝而努力，试图寻求到公使馆的庇护。张作霖抵达北京，引发一系列新的外交活动，但无人真正知晓将要发生什么。有些令人惊讶的是，11月26日，英国公使本人给伦敦发去一封电报，宣称“段司令昨天接管政府后的第一步行动就包括取消对皇帝行动自由的限制，庄士敦昨天拜访了他”。次日，张作霖到访英国公使馆，向他们保证他会把溥仪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这个消息让庄士敦有所安心，但他仍然坚信自己必须尽快把溥仪接到使馆区。

庄士敦正在玩一项危险的游戏。他在英国公使馆既无权，其行动又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支持；那里的麦克利（Macleay）公使并不怎么支持他的计划。尽管没有任何一家公使馆肯帮忙，他还是设法安排溥仪离开北府进入使馆区的德国医院，溥仪可以在那里等待使馆的保护。他的行为不仅是一个绝望者的行为，而且是一位忠诚伙伴的行为，他真诚地相信溥仪在北府“处于极大的危险中”。

11月29日，他们开始行动。庄士敦安排溥仪的车在北府门口等候，借口有点勉强—两人一起出去兜兜风。为了避免逃跑嫌疑，婉容被留在后面，庄士敦许诺日后再把她接到公使馆。一切似乎进展顺利，但在离开北府时，两名武装警卫突然跳上车来。碍于这两位不受欢迎的同伴，庄士敦指挥司机开往使馆区的一家照相馆，借口是他和溥仪想买些物品。抵达照相馆后，卫兵留在车里等候。他们一定想不到之所以选择这家店铺，是因为它距离德国医院仅有一分钟的路程。庄士敦和溥仪买了些东西，离开这家店时庄士敦建议去拜访一位老朋友—德国医院的迪帕医生（DrDipper），因为就在附近。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卫兵并没有跟着他们。医院内很安全，溥仪在一位德国医生的关照下被领进了一间空病房，庄士敦则去寻求使馆的帮助。

庄士敦的行动令使馆外交人员大吃一惊。英国公使记录到“年轻皇帝想在使馆区寻求庇护的举动令人始料不及，引起了某种轰动”。自从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已经过去了三周。在那段时间里，庄士敦每天都要到访使馆区。他一定清楚，在为溥仪寻求使馆庇护方面自己没有得到任何保证。或许他相信，只要溥仪在使馆区，外交界就会有人被迫为他提供一处避难所。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对他这次冒险露出笑脸。他去了荷兰和日本公使馆，但这些公使都不在。接着他转向英国公使馆，麦克利公使对庄士敦的庇护请求冷酷无情：“本公使馆从不接受政治难民，我不愿意这样做……除非确属必要。”麦克利显然认为目前的情况并非紧急。事实上，他甚至声称，他认为溥仪目前据以生活的条款“本质上并无令人反感之处”。庄士敦感到绝望，他返回日本公使馆，他知道日本使馆素来承认政治难民。

在庄士敦疯狂地拜访公使馆之际，溥仪变得越来越焦虑。就在那时，他的老师傅陈宝琛和内务府总管郑孝胥一起抵达德国医院，他们建议溥仪应当去日本公使馆。由于担心庄士敦回来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同时害怕他的父亲可能会随时出现，从而阻止他的逃跑计划，所以溥仪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在溥仪赶往日本公使馆的路上，庄士敦正在那里会见公使，寻求庇护。经过一番思考，公使表示同意。庄士敦冲回德国医院，却发现溥仪已经离开。整个下午就像一出英国闹剧，虽然“皇帝逃亡在北京引起的轰动仅比他被驱逐出紫禁城小一些”。

日本公使馆位于英国公使馆的正对面。溥仪安全了，庄士敦可以稍事休息。他甚至告诉英国公使馆，他相信“目前危险过后，人们会认为皇帝意在出国，首先是去日本”。果不其然，媒体对溥仪逃往日本公使馆一事大加宣传。日本已经开始利用它强大的力量试图侵占别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事后看来，很容易将溥仪的行动视为某位准备参与日本颠覆满洲计划的人士的行动之一。庄士敦在他的余生坚持认为，1924年从未有过任何此类巨大的政治阴谋。逃跑后的几个月里，他写信给骆任廷：“没有任何日本‘阴谋’，尽管报纸上的报道完全相反。我们自己的公使馆不想承担庇护他的责任。”英国外交部存留下来的文件证实了这种说法。

皇后和皇妃也来到溥仪身边，他们很快住进日本人提供的住房，虽狭窄但够用。庄士敦失去了他的皇家住宅后，搬进英国公使馆，天天去看望溥仪。溥仪渴望同他一起离开中国，但庄士敦“劝他当下安静地待在日本公使馆，直到冯玉祥将军及其同僚在修订退位协议方面的武断行为所引发的局势得到最终解决”。私下里，庄士敦告诉溥仪如果他立刻离开中国，他会失去留在紫禁城的一切，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自此他再也不能回到中国。尽管如此，溥仪仍坚持想尽快离开北京。

溥仪的焦躁是可以理解的，在与日本人共处期间，他从未离开过使馆区。尽管庄士敦全身心扑在社交活动上，但溥仪一定感到自己只不过从一个监狱换到了另一个监狱。所以他一心想去国外过自由的生活，为达此目的不惜对庄士敦撒谎。

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公使馆庆祝他的19岁生日。庄士敦继续安排他的日程，那个月他按照要求已经为溥仪组织了几次活动。2月24日下午5:45，庄士敦同日本人一起离开溥仪，计划次日照例在上午11点返回。当天晚上7至8点，溥仪告诉随从他要步行去英国公使馆见庄士敦，去参加那里的一个舞会。其实，他离开日本公使馆后，在两名仆人、一名值得信任的官员和“两三名日本公使馆警察”的陪同下，步行去了车站。只带了一个简单的手提包，这群人便登上了去天津的第一班火车。

这趟行程并非没有危险，虽然他们做了一些基本防范：“为避免吸引不必要的注意，他们在火车上分散开来，皇上起初坐在一节三等车厢里。”当冯玉祥的部分士兵进入他的车厢时，可以想见溥仪是多么惊慌，“他告诉他们自己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没有人对他的真实身份表示怀疑”。次日清晨皇后和皇妃离开时则平静得多，这时庄士敦还未抵达日本公使馆。

当庄士敦发现溥仪已经离开北京时，他感到受了伤害，非常生气。在《紫禁城的黄昏》中，他只是顺便提到溥仪去了天津。对于自己的挚友骆任廷，他也只是说“皇帝突然离开前往天津是秘密行为，违背了我的建议”。六年来，他一直是溥仪的导师与知己；对庄士敦而言，溥仪的背信行为是一枚难以下咽的苦果。甚至连他后来提交给英国公使馆的官方报告也写得简明扼要，庄士敦实在难以接受溥仪的行动。他的确认为中国新闻界近期对溥仪的“恶毒攻击”是溥仪想离开北京的部分原因。另外，庄士敦知道溥仪的生命受到了几次威胁，也有人要求处决他。

最令庄士敦困惑的是，溥仪究竟是怎样完成他的计划的。他非常了解这位年轻人—或许当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溥仪一向过着奢侈骄纵的生活。他连自己的鞋带都不会系，更别提组织一次火车旅行了。不过数小时，庄士敦便悲伤地得出结论：日本人已经安排他逃往天津，他们将“利用他作为政治人质”。他的担心没有错，溥仪先是入住一家旅馆，后来搬进天津日租界的一栋房子而非他在英租界的房子。

2月25日夜，溥仪从天津打来电话，当时他一定非常担心庄士敦会发怒。溥仪在他的书中没有提及这次通话，即没有提及庄士敦对他这次逃往的态度。庄士敦说，溥仪央求他到天津去，但他的答复冷淡：“我感觉自己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可能让人猜测我与溥仪的这次秘密离开有所关联。”私下里，庄士敦暗想“我是否应该……去天津找他”。他越想，受伤的感觉越明显，“无论如何，如果我现在能够离开溥仪，也是一种解脱，因为我不愿离开北京。我已经放弃了带他去英格兰的想法，并且我想，如果日本人想要他，他最好去日本，选择在京都或其附近定居下来”。

溥仪了解庄士敦感到了受伤和愤怒。庄士敦告诉溥仪，因为溥仪不听他的劝告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北京，所以他决定辞去帝师一职，溥仪惊呆了，第一反应是“反复召唤庄士敦到他那里去”。但庄士敦对此置之不理，还有那些被溥仪派到英国公使馆“乞求我不要辞职”的信使也吃了闭门羹，庄士敦拒绝撤回他的辞职书。

溥仪继续恳求他，庄士敦最后不得不屈服，于3月9日前往天津见他。庄士敦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那时天津是一个条约港，是一个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如同其他条约港，该城市的部分地区被划分为租界。每个租界，不管是英国的，日本的，还是法国的，都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司法管辖。

天津租界对日本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在华北地区为日本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基地。该城内日本控制区域布满了士兵，还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和外交活动。随着日本很快成为在中国的最强大的外国势力，天津成为它的外交和军事抱负最为明显的地区。溥仪居住在日本租界只是说明了日本的实力。

庄士敦前往天津并在那里住了四日。他继续保持冷淡与疏远，拒绝溥仪在自己住处为他提供一个房间，而是自费住在一家旅馆里。他们就庄士敦辞职一事继续进行争论，溥仪拒绝接受。庄士敦最终返回北京，理论上他的皇职还在，有些联系太过强大，无法断开。溥仪把自己两周前逃离北京，以及抵达这里后在日租界所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他。

在天津耳闻目睹的许多事情警醒了庄士敦。溥仪免费住在日本人提供的舒适住宅—张园内。溥仪只是把他的新家描写成一处“占地三英亩，包含一栋大房子”的宅地。庄士敦在一份报告中补充到“溥仪目前居住的这栋房子近期入住过孙逸仙”。尽管溥仪不再受紫禁城内那些繁文缛节的限制，但他依然没有太多自由，这令庄士敦忧虑：“该宅邸内一向有六名（日本）警察站岗，几位侦探负责看守各条通向它的路口。”要想进入该宅院，必须拥有日本人签发的通行证。溥仪似乎从一个监狱转到了另一个监狱。

1926年在天津张园留影。后排站立者自左至右依次为：庚子赔款委员会主席威灵顿勋爵与夫人，庄士敦爵士；前排为溥仪与婉容（KoTim-keung友情提供）

庄士敦没有时间去考虑现在围绕在溥仪身边的这群人：以前的侍臣和官员。他感觉他们的影响就像溥仪以前在紫禁城的生活一样不利于溥仪的健康。他建议溥仪：“皇帝目前最英明的做法就是在天津尽可能朴素、低调地生活……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公开露面”。他警告溥仪不要卷进各种阴谋，并表示不同意溥仪的行动计划，说继续考虑访问欧洲是不明智的。当这位前任帝师告诉溥仪，他甚至“不再怀有他可能在牛津好好待上一两年的希望”时，溥仪毫不怀疑庄士敦的感情。

溥仪被庄士敦的话压垮了。其时，庄士敦仍然对他以前的指控感到愤怒，给李经迈写了一封对他进行负面评论的信：

掩盖这一事实是无用的，即他在北京使馆区的近期逗留并没有增加他在此处洋人中的威望。……不像皇后（富有魅力），他缺乏天然的尊贵与魅力；他无疑拥有优秀的品质，却不能被陌生人立刻感知。由于缺乏着装品味，他还给我带来了大量麻烦与尴尬。在这些或那些方面，他经常顽固地令人恼怒，听不进去建议。

最后一句说明庄士敦是多么了解溥仪，这些缺点确实会导致他垮台。私下里，庄士敦特别担心溥仪的将来，但他相信自己已竭尽全力警告溥仪不要卷入政治阴谋。他仍然相信当时日本人没有计划利用溥仪在日租界的存在来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他担心中国军阀们的阴谋。溥仪告诉庄士敦，张作霖已经派来一位代表欢迎他“到张的‘势力范围’去，邀请他访问沈阳，可以自由占用那里古老的皇宫”。溥仪认为这个计划极好，尽管他“来天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国”。庄士敦一再强调，在天津安静地生活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没有人确知张作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事实上，庄士敦对张作霖的建议举棋不定。离开天津后，他再三考虑：“如果可能，张的确想发动（大家猜测已久的）政变——帮助皇帝重登皇位，先在沈阳，（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然后在北京，这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事情。……或许他认为巩固和扩展自己权力的最安全方式，就是以傀儡皇帝的名义实行君主立宪制。”庄士敦继续想：“如果张司令确实是对皇帝心怀善意，并非打算利用他达到自己险恶的目的，或许可以建议皇帝接受邀请去沈阳。”不过，由于知道溥仪并不可靠，所以当他们在天津见面时，他没有向溥仪提起这个建议。3月13日，庄士敦闷闷不乐地返回北京，一如四天前他闷闷不乐地离开这座城市。

随着溥仪离开北京，庄士敦再次处于事业的十字路口。他在这座城市没有房子，起初同使馆区的英国官员住在一起，把从家中和紫禁城公事房里取回的书和行李存放在他在北京所能找到的任何地方。最麻烦的是，他没有工作。大约一年的时间，他一直在领取殖民部的小额津贴，这笔津贴把他留在殖民部，但不能保证给他一份工作。威海卫仍然由领事馆的官员来维持，但英国政府相信很快就要把这块租借地归还给中国了，所以那里没有他的位置。他只有50岁，还有几年才到退休年龄，必须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一个决定。

最初，似乎庄士敦有许多选择。1924年年底，他曾经收到伦敦大学教务主任的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成为东方学院汉语教授职位的候选人。因为当时仍然受聘于溥仪，所以他的答复相当含糊其词：“我认为自己目前还不能去英格兰，但是如果我能够去……我会很高兴接受这个职位。”他最终没有申请，该职位由他人获得，但这次邀约至少说明在不列颠他没有被忘记。

起初，他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丝毫顾虑。早在1925年春，“另一份工作机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与庚子赔款管理事务有关。麦克利想知道他能做什么，似乎我的名字在外交部已经与这份工作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份工作可以让我留在中国，并且能够经常前往我的山斋，那里现已成为一块宝地，在北京的外国人中很有名，那么我可能会喜欢这份工作”。不过，庄士敦决定不去相信运气，他给殖民部写信询问“是否能在外交部驻华部门或殖民部其他地方为我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遗憾的是，这两个部门都未能为他提供合适的职位，因此庄士敦被迫无奈地询问“是否可以回到威海卫华务司的实质性工作中，直到该地归还给中国”。

这似乎有损于庄士敦的身份地位，在靠近北京政治中心令人兴奋的六年岁月之后，重回威海卫成为一名小吏的想法无法让庄士敦高兴起来。在等待答复，同时也在等候庚子赔款基金会的消息期间，他返回樱桃谷自我疗伤。在那里，“1925年夏初的时光在无所事事中度过（除了一些私人文学作品）”。溥仪继续尝试与他和解，而庄士敦随着不满溥仪行动的怒气日趋消减，“偶尔会去天津看望皇帝”。溥仪依然逼他回来，最终庄士敦答应重新考虑他以前的辞职要求。

此时，英国公使麦克利正在敦促庄士敦返回溥仪身边，因为在威海卫为庄士敦安排一个职位几乎毫无希望。1925年6月，庄士敦正准备返回天津受聘于溥仪之际，在一次短暂的北京之行中，他“听说公使馆工作繁忙，人手严重不足”。他的第一冲动就是要求立刻返回威海卫替换一名使馆人员，但是他担心这样的提议会被误解为企图通过暗箱操作得到他的老职位。因此，他主动帮助公使馆，在这个城市的酷暑中分文不取地工作着，甚至“在公使馆华人雇员罢工期间”，工作担子异常繁重的情况下，他也毫无怨言。

在英国公使馆帮忙期间，庄士敦得知当时主管威海卫的领事官员拉塞尔·布朗（RussellBrown）正准备休假。庄士敦立刻察觉到这是一个返回威海卫的机会，“不必担心因此损害某位领事官员的利益”。庄士敦意识到这个请求的敏感性—威海卫自1921年起一直被视为领事部门的独占地，而非庄士敦的雇主殖民部—他将自己的这份申请书抄送给全体使馆人员，以便众所周知。布朗立刻表示反对，说“他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威海卫，打算放弃他本应享有的假期”。

在这种情况下，庄士敦只好撤回自己的申请。他不说自己为何改变主意，只是在1925年8月写信说“他撤回了自己要求返回威海卫的申请书”。如果他们知道他撤回的真正原因，殖民部的反应或许会更和善。事实上，他的这一转变在伦敦激起了一片愤怒，一位官员写道“这令人厌倦，为他做任何事都太难了……适合庄士敦先生的职位实在太少了”。自1925年3月起，殖民部就一直帮他物色一份工作，但没有成功，他的态度实在毫无助益。

令其生活更加不快的是，英国公使麦克利清楚地向庄士敦说明，他返回威海卫“会给领事部门造成极大的不便，会打破公使馆已经制定的交还威海卫后的善后计划”。庄士敦对自己在威海卫的前途没有了丝毫幻想。在公使馆最为困难的时期他施以援手，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感谢，于是庄士敦选择尽快离开。

庄士敦在上海找到了一个职位，他赶到那里继续商谈此事。这份工作是“拟办的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庄士敦写了一份关于该拟办出版物的报告，其中对它的可行性表示质疑，结果该计划被束之高阁。此时已是1925年的秋天，庄士敦已经将近一年没有薪水，寻找新工作方面也再无进展。

庄士敦开始感到绝望，他不想离开中国，但他的资金快用完了，他需要找点事做。溥仪继续向他施压，要求庄士敦回到他那里。带着顾虑，庄士敦回到天津，告诉溥仪他准备暂且留在溥仪那里。溥仪很高兴庄士敦又回到自己身边，尽管他警告说，只要英政府为他提供一个职位，他就会随时离开。除了对再次成为皇室一员感到懊丧外，还有一个问题，溥仪只能每月付600元的薪水并提供住处。这与紫禁城的黄金岁月已大不相同，那时的赏金定期如薪金。但庄士敦留在了天津，出于他对溥仪的忠诚，以及很高兴溥仪仍然视他为朋友。他理解溥仪的尴尬处境，并表示“我实际已不可能接受定期薪水”。

1925年年底，庄士敦搬到天津英租界的利德尔大厦。他继续定期去看望溥仪，仍然建议他忘掉海外旅行计划，安心过平静的生活。他试图拓宽溥仪在这座城市的生活圈子，因而把他介绍给“英国领事和英国驻军指挥官”。如果庄士敦一直待在天津，不好说溥仪会发生什么。这位苏格兰人一贯能让溥仪安静下来且经常提供合理的建议。但随着财政日益困难，即便他也一定对溥仪的前途感到绝望。无论如何，庄士敦注定不会留在溥仪身边。为溥仪工作仅仅数周后——时间太短，还不足以让溥仪的新生活发生任何明显改变——庄士敦便接到英国政府为他提供的一个新职位。

本文经东方出版中心授权文摘自 [英] 史奥娜·艾尔利 著 马向红 译《来自苏格兰的帝师：庄士敦爵士的生平与时代（1874—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