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东南地区包括淮南东、淮南西、浙江东、浙江西、江南东、江南西以及福建七路所辖境域。北宋初年依唐代旧制将全国分为十道，至道三年（997年）始改道为路，重新将全国分为十五路，东南地区划归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四路管辖。此后，北宋中期以及南宋初年再分为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两浙东、两浙西路，加上福建路，这就是东南七路。东南七路成为定制虽然是在南宋初年，其管辖范围却与至道四路完全相同，基本相当于今天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全部，以及安徽、江苏两省大部，面积大约为65万平方公里。
宋代东南七路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全部位于亚热带东部湿润地区之内，一般地区年降水量在1 000—1 50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2 000毫米以上，水量丰沛。区内的淡水湖面积占全国的50%以上，富有灌溉、航运和水产之利。长江沿岸广大湖面还起着天然调蓄作用，人们在沿江修筑了各种塘堰以尽灌溉之利。据熙宁年间的数据统计，东南七路水田达1 900多万亩，占全国总数的55%。宋室南渡以后，这一地区成为朝廷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水利事业的兴建较北宋时期又前进了一步。而亚热带地区丰富的热量资源，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以现代气候状况而论，本区北部淮南一带，年日均温≥10%的日数为230—250天，积温可达4 000℃—4 500℃；本区的南部浙闽一带≥10℃的日数可达270—300天，积温则在5 000℃—6 000℃，除个别山区，大部分地区可实行一年两熟制。优越的水热条件，为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
东南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十分久远，大约新石器时期，1万年以前，水稻就在这片土地上驯化成功。回顾东南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东晋以来的变化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人们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对这一地区进行全面开发。我们在关于农业的讨论中，始终没有离开人口，对于东南七路，人口同样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人口研究表明，中国历史时期存在三次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移，对于移民迁入地南方而言，每次移民南下都伴随新的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东晋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为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促使南方农业生产方式有了全面的改观，并且逐渐缩小了南北两大经济区的差距。唐中期“安史之乱”带来的又一次人口大规模南迁，不但消除了原来南北之间的地区差距，而且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移向江南。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历程从唐至宋，在二百多年的时间内，最终完成。
东南地区有发达的经济、丰富的物产以及众多的人口。仅在面积并不大的平原地区，就养活了占全国总人口22%的人民，同时还担负了国家的大量粮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朝廷规定由江淮运往京师的粮食为400万石，以后随着东南经济的发展，漕粮数额不断增加，至道六年增为580万石，大中祥符初年朝廷又将江淮漕粮增至700万石，占输往京师总漕粮的82%，故包拯强调：“东南上游，财赋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出也。”宋室南渡以后，长江以北的半壁河山沦陷于金人之手，北方移民相继南下，东南各路的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增加。南来的既有各行各业的劳动民众，也囊集了朝中知识阶层的文化精英，这一切都促使进入南宋以后，东南七路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宋代东南七路是国家经济依仗的地区，若从农业地理视角展开讨论，值得关注这样几个问题：
1.东南七路地貌，丘陵山区所占比例很大，平原并不充裕。农业开发中伴随人口迅速增长，必然出现“土地小狭，民人众”，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这里仅以明州定海县为例，讨论宋代东南地区人口与土地之间关系的变化。政和六年（1116年），定海县有户16 226，依每户五口计，应有81 130口，这时全县的垦田面积为3 300顷，人均耕地约4亩。南宋时期，定海县人口几乎增加了50%，即达121 695口，而“垦田所加才三十之二”，全部耕地充其量不过3 520顷，人均耕地下降为2.9亩。定海不过是一个边海小县，人地关系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经济发达的太湖平原表现得就更明显了。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人们在寻求新土地的同时，在已经开发的地区内实行精耕细作、集约经营，在有限的土地内尽可能提高其利用率与经济价值，成为东南地区农业开发的主旋律。
2.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足的情况下，以提高土地利用率为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宋代东南七路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在土地上从事耕作的农民，无论是主户还是客户，为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而作出各种努力。那些拥有小块土地的四、五等户，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只有靠提高生产技术，才能获得更多的农产品。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无地客户的数量日趋增加，而地主对地租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租种别人土地的客户，为了能在交纳苛刻地租之外，获得更多的收获物，通过精耕细作，竭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这些因素的促进下，东南各路的耕作水平不断提高，并为农业生产带来全新变化。
东南七路是两宋时期农业耕作水平最高的地区，权且不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的太湖平原，两江路与相邻的荆湖地区就存在很大反差。南宋名儒陆九渊在荆州为官时就曾指出，这两个地区在土地利用方式、农田水利制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江东西无旷土，此间旷土甚多。”土地利用程度的高低，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常土地利用率与人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寸土寸金，绝无旷土可言，可见两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两湖地区。陆九渊还指出，这两个地区还有着完全不同的农作物种类。“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占早禾，晚田种晚大禾。”早禾、晚禾都是水稻，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宋代江南东、西路实行早稻、晚稻轮作复种，但早、晚稻生长期的不同，为复种轮作提供了条件。而两湖地区则“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陆。陆田者，只种麦、豆、麻、粟或莳蔬栽桑，不复种禾，水田乃种禾”。荆州一带水田与旱地作物区分很清楚，一季作物成熟后，再不种植其他作物。朱熹在潭州（今长沙）为官时，也见到这里“只有早稻，收成之后，农家便自无事”。荆湖地区与江东西自然条件无大差异，但农业经营方式却不同，关键之处在于人口引发的人地关系压力不大，自然无心投入更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设施完善的地区，往往农业生产发展程度较高。江、湖两地相比，如陂塘水堰一项，荆湖地区在数量和完善程度上都不如两江地区。陆九渊说“江东西陂水多及高平处”，就是说可以把陂水引到高亢的田地中；而两湖地区近山处的水田因地势高亢，只能靠山泉灌溉，被称为“浴田”，显然在技术上还不具备引陂水至高平处的能力，或者无心制作引水工具。
陆九渊对于两江、两湖农业经营的比较，足以看出高下之别。但宋代东南七路农业生产水平与农业技术最具优势的地区在浙西路，即太湖平原，这就是说两江若与浙西路相比，值得赞许之处多在两浙。由此看来，同属于东南地区的各路，农业生产并非同步发展，其间的地域差异同样存在。
（本文节选自《宋代农业地理》第五章“国之根本，东南望郡——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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