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古人说，学必悟，悟而生慧，因此悟性之有无是区别读书优劣的主要标志。悟性是能够学会的，但却不可以教授。一般来说，悟性的获得需在娴静的冷环境中，通过自己反复揣摩，不断内省、反思、渐悟、顿悟，从而获取智慧。
刘道玉，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在主政武大期间，他积极推动教育改革，作育英才，被称为“当代蔡元培”。易中天、邓晓芒等知名学者，都曾受到过他的教导和帮助。
纵览古今中外，自有文字和印刷术以后，只要不是十足的文盲，人人都有读书的经历。但是，人们读书的境界、数量和收效完全不同。随着各级教育的普及，读过书的人越来越多，但读过书、读书人和真正会读书的人又不同，区别简直判若霄壤。确定无疑的是，只有那些爱书、爱读书、爱藏书和会读书的人，最终方可成为杰出的人才。
什么是读书人？民国时期杨玉清先生在《论读书》一文中写道：“以读书混文凭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混官做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为时髦、为装饰品的人，更不是读书人。”他在文中用了一个“混”字，指出某些人读书不纯的动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官场上的官员和商场上的老板，利用权钱交易从大学获取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就是这种混文凭作装饰品心态的表现，他们亵渎了研究生学位的真正学术价值。
那么，何为真正会读书的人？从整体而论，读书有会读与不会读之分，不会读书的人居多。不言而喻，那些仅仅追求记问之学，读书时心不在焉、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书读完以后，也都抛之九霄云外了，这当属不会读书人之列。那么，凡是会读书的人，他们深知读书是一种心灵活动，必须营造一种恬适娴静的心境，唯有此时才进入到浩瀚的书的世界。他们通过读书，以达到开茅塞、除陋习、得新知、长见识、养灵性、增智慧。
清朝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他以“窥”“望”和“玩”三字形容读书的态度，恰好反映了不同年龄人的读书心境。我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一生都与书打交道，读书、教书和写书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依照张潮的论点，现在我也到了“台上玩月”的阶段。什么叫“台上玩月”？我理解所谓的“玩月”，就是完全摆脱读书的功利性目的，以超然的态度，欣赏书中知识的美，品味知识的真正价值，以及隐藏在知识背后的智慧。
我虽然是老年读书人，但绝不敢自诩是真正会读书的人。至今，我仍然还在苦苦地求索，可谓是愚者千虑终有一得，愿意与广大青少年交流读书的心得。我的体会主要有两点：
首先，读书贵在于精，包括精选、精读和精思，这是每一个名家读书的共同心得。北宋欧阳修4岁丧父，因家境贫寒既无钱上学，也买不起书，由母亲向四邻借书，他靠抄书自学而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因而，他最懂读书和做学问的真谛。他说：“读书趋简要，言说去杂冗。”
在“好大狂”思潮的影响下，现在图书的版本越来越大，字数越来越多，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开本图书已经很难再寻觅得到。可是，民国时期和国外的学者，其最富有创造性的著作都是少而精。例如，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校注人间词话》，其中曾经创立了“境界说”，但仅有小32开本70页，只不过4万字。又如，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拉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发表在1953年4月25日的英国权威的《自然》上，该文仅有960余字，但却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约翰·纳什在22岁时，以仅仅27页的论文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其中创立了“纳什均衡”的博弈论。显然，要想读小而精的书，必须改变我国当前学术界追求多而杂的著述风气。
其次，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读懂，而最高境界是读“通”。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懂”仅仅还是限于某个事物本身，而“通”则已超出事物本身，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了，所以“通”比“懂”进入到更高的层次。那么，怎么才能达到“通”的境界呢？这就是悟性的功能，悟是通向智慧的唯一途径。古人说，学必悟，悟而生慧，因此悟性之有无是区别读书优劣的主要标志。悟性是能够学会的，但却不可以教授。一般来说，悟性的获得需在娴静的冷环境中，通过自己反复揣摩，不断内省、反思、渐悟、顿悟，从而获取智慧。渐悟与顿悟都是获得智慧的途径，渐悟是逐渐的，顿悟是突发的灵感，像创造性的灵光一闪念。我以为，读书人只有获得悟性，才能达到“通”的境界，方算得上是一个真正会读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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