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国维陈寅恪从文化学视角探讨国民性问题，对这一问题有着精深独到的见解。王国维从中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现世乐天的人生态度、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以及重行轻知的知识论等方面探讨中国国民性，并且提出了通过美学与宗教来改造国民性的独特见解。陈寅恪主要关注中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并从学术、教育、社会等层面分析其影响，同时对中西方国民性作了简单比较。王国维陈寅恪国民性思想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从文化学视角而非社会学视角探讨国民性，二是深刻把握中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王国维陈寅恪国民性思想对于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学习和借鉴其国民性思想，有助于增进文化自觉，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社会发展。
关键词：王国维；陈寅恪；国民性；文化；当代价值
国民性问题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也是国人进行文化反思的一个着力点。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从文化学视角探讨国民性问题，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然而，由于他们对国民性的探讨并未形成系统的专论，而是散见于本人文章或友人日记中，再加上其独立于现实政治的纯粹学术研究路径［１］，其国民性思想并未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甚至不曾引起学界的相应关注。学界关于王国维陈寅恪国民性思想的零星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以及其文化本位论、治学方法等方面，或者说研究者只是从文化的侧面不自觉地触及了其国民性思想，而并未对其国民性思想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本文对王国维陈寅恪国民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发掘，旨在为深化对国民性问题的认识，为增进文化自觉，做出一些积极的尝试。
一、王国维陈寅恪国民性思想
（一）王国维国民性思想
王国维围绕国人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思维方式等方面，以西洋国民性为参照，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提出了以美学与宗教等形上之学来改造国民性的独特见解。
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王国维认为，在价值取向上，中国人特别讲求实用，凡事以有用、以满足实际需要为目的。“中国之民故实际的而非理论的”［２］１８２８。他着重分析了这一价值取向的影响：现实中，学术界和教育界普遍以经世为务，而不肯研究纯粹的学术问题；历史上，“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２］１８３８，哲学、美学等形上之学成了真正的“无用之学”，甚至完全依附于政治。
现世乐天的人生态度。王国维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戏曲、小说的研究，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概括为“现世乐天”。“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３］。王国维深受叔本华的影响，把人生视为欲望和痛苦的海洋，认为人生是不幸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极力推崇《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及其价值，认为悲剧可以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他看来，这种悲剧精神恰恰是中国国民性乃至中国文化所缺乏的［４］。
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王国维指出，与西方人抽象思辨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擅长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诉诸感性直观的经验，缺乏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以具体的实际事物为思维对象。在方法论层面，经验直觉思维表现为经验类比的分类法，而不擅长归纳分析法。“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２］１８３０。王国维进一步指出，思维方式的差别，直接导致了中西方学术的分野。在他看来，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缺乏概念和理论，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障碍。
重行轻知的知识论。王国维认为，中国人在知识论层面具有重行轻知的显著特点。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和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重行轻知的知识论，即极力追求学以致用，以现实的实践需要来判定知识的价值。显然，这与西方“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５］的知识论传统截然不同。王国维进一步指出，重行轻知的知识论，必然导致学术从属于现实政治而不能独立，哲学等纯粹学术不发达。“今纯粹之哲学与纯粹之美术既不能得势力于我国思想界矣，则彼等势力之欲，不于政治，将于何求其满足之地乎？”［２］１８４０
以美学与宗教来改造国民性。面对清末民初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唯利是图、道德衰颓的污浊世风，王国维提出通过精神拯救的方式，以美学与宗教改造中国国民性［６］１３。“若欲抑制卑劣之嗜好，不可不易之以高尚之嗜好”［６］１７。他指出，在上层社会，可以通过培育美学、艺术等“高尚的嗜好”，帮助人们实现精神拯救；在下层社会，则可以通过宗教使民众获得精神慰藉，提升精神境界。
（二）陈寅恪国民性思想
陈寅恪有关国民性的专论并未见于本人著作，而是记述于《吴宓日记》中。在日记中，吴宓以谈话的方式详细记述了陈寅恪有关国民性的论述，其论述主要围绕中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而展开。
以实用为价值取向及其影响。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特别强调中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唯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７］１０１—１０３。他主要通过分析中国宗教和道德的特点来突出国人的价值取向，并且着力分析了这一价值取向在学术、道德、教育、宗教等领域的影响。
在学术方面，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导致哲学、美学与科学落后于西方。因为哲学、美术、科学属于纯粹学术领域，需要一种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的超越性精神，需要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这恰恰是中国人所欠缺的。
在道德方面，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对社会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一方面，讲求“修齐治平”的伦理实践确保了社会的规范与秩序；另一方面，这种世俗家族伦理，对于现实的利害得失过于计较，往往因小失大。“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７］１０１。
在教育方面，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造成了极端功利主义的消极后果。“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习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７］１０１。陈寅恪进一步指出，专攻“器物之学”不仅舍本逐末，而且恐将带来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恶果。
在人际关系方面，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往往导致利他精神与公德心的匮乏，导致人际关系离散化。“专重实事，则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７］１０１。
在宗教问题上，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一方面使中国人能够敞开心胸接受佛教，甚至还能兼容回、蒙、藏诸教，形成多种宗教兼容并存的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则限制了佛理的发展。“唯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７］１０３。
中西国民性比较。此外，陈寅恪在宏观层面对中西方国民性做了简单比较。他指出：“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性习为最相近......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然西洋最与吾国相类似者，当首推古罗马，其家族之制度尤同。”［７］５８于中西国民性异同的原因，陈寅恪并未详加分析。
二、王国维陈寅恪国民性思想特点
王国维陈寅恪国民性思想的突出特点首先在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即从文化学视角深入探讨国民性问题；其次，在研究结论上，他们深刻把握国民性的根本，即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他们从文化学视角出发，才能够深入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层面洞察国民性，提出深刻的见解。
（一）从文化学视角探讨国民性问题
近代以来，国人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无疑是一场以民族救亡为主题的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从严复、梁启超到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主要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出发，将国民性问题作为现实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并且主张以社会改造的手段改造国民性。也就是说，包括鲁迅在内，国人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国民性问题，而主要不是从文化的层面反思国民性。
王国维、陈寅恪则不同。作为纯粹的学术大师，王国维、陈寅恪一贯秉承学术独立的原则，追求独立于现实政治的纯粹学术研究。他们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主要不是出于富国强民的现实需要，而是立足于文化本位［８］，出于文化自觉的学术使命［９］。这种纯粹的文化自觉精神，促使他们能够深入文化的本质洞察中国国民性。
在王国维与陈寅恪看来，国民性问题实质上是文化问题，他们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也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也正因为他们将国民性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探讨，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更趋理性：既没有对国民性进行简单否定，也没有急于开出改造国民性的良方。他们深知，所谓改造国民性，实质上是对文化进行改造，而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是自然生成的，是很难以理性设计的方式加以改造的。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与国民性是二位一体的：文化是国民性的里，国民性是文化的表。从文化学视角探讨国民性，王国维陈寅恪能够从国民行为方式深入到国民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深入到文化的最深层，深刻洞察国民性。
当然，也正因为他们对国民性的探讨不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而是一种纯粹的文化自觉，所以，在近代声势浩大的改造国民性运动乃至中西文化体用关系讨论中，他们都远离讨论的中心，自居于边缘［１０］。
（二）突出中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
近代以来，学界对于国民性的探讨，主要停留于性格及心理层面，着力批判国人愚昧、麻木、奴性、自私等特性。尽管关注国人注重实用价值取向的不乏其人，但是，很少有人对价值取向予以足够重视，也很少有人从文化的高度与深度探讨价值取向问题。
王国维陈寅恪主要通过对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考察，揭示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并且着重分析这一价值取向对于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他们一致强调，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其最大的危害就是导致形而上的哲学、美学等纯粹学术不发达，这正是中国文化学术的缺陷：“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７］１０２
陈寅恪进一步指出，在社会发展层面，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可以促成物质财富的发达，另一方面却始终限制着学术的发展：“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７］１０１
王国维陈寅恪深刻把握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并且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和深度着力分析其消极影响，足见其国民性思想的深邃、独到。
三、王国维陈寅恪国民性思想当代价值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王国维陈寅恪国民性思想无疑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更有着积极的当代价值。
（一）有助于增进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对其文化的自我觉悟，也是文化主体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１１］。文化自觉需要主体以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精神，立足于时代和现实生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比较，对其文化进行审视。在文化自觉的向度上，既要看到其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又看到其文化的缺陷和不足；在文化自觉的深度上，要从技术和行为层面，深入到思维方式和观念层面。
近代以来，伴随着中西文化冲突和现代化历程的不断推进，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往往缺乏理性的自觉和深刻的反省，或者固守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或者倾向“全盘西化”的极端，而不能作持平之论。尤其是当前持续升温的“国学热”所隐含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确实令人担忧。
为此，我们不妨借鉴王国维陈寅恪对国民性的批判态度，增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自觉和深刻反省。一方面，我们要从文化精神层面，从国民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层面深刻认识和反省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人积极进取、乐观求实的国民性在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也应该承认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和讲求实用的价值取向，对于学术创新、社会公德和法治建设，乃至现代文明的发展必然产生消极的阻滞力。只有以理性自觉的精神对民族文化进行自识和反省，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坚定文化信心，并且以积极负责的态度推动文化建设。
（二）有利于促进文化创新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和生命，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文化的存在是一种动态的存在，随着人类生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文化发展的实质是文化创新，文化发展史实质上也是文化创新的历史。而文化创新的核心则是文化精神的创新，即作为精神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创新。
借鉴王国维陈寅恪的国民性思想，有助于我们从精神观念层面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在价值观念层面，针对国人过于追求实用而背离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谋求一时私利而破坏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的消极倾向，我们应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辨和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进行创新；针对中国人过于追求现实实用，缺乏精神追求的传统，我们应以哲学、艺术等精神生活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以提升中国文化的精神品位；在理论和学术层面，针对国人擅长经验直觉思维而不擅抽象逻辑思维，中国形下之学相对发达而形上之学不发达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应积极吸收现代科学精神，着力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理论创新和科学创新。
国民性是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文化的核心。只有从精神文化层面，从国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层面推进文化创新，才能有效推动文化的发展，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
学习和借鉴王国维陈寅恪国民性思想，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决当今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方面享受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成果，一方面却被社会发展失衡、贫富差距、社会失范和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社会发展的成果。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有制度不完善、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时代变迁等客观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
从价值取向来看，发展失衡、贫富差距、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国人过于讲实用，一切从现实需要出发，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不惜以社会公平、生态环境以及社会事业的发展为代价所造成的。社会失范、诚信缺失、法治不立等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对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的消极疏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不少人对于道德、法律等社会规范抱着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没有将道德意识和法制观念上升为确定不移的信念。
鉴于当前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不仅应该借助法律、制度等硬的手段规范社会发展，还要借助文化、教育等软的手段改变国人价值观念，通过文化创新，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国人素质，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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