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1928年10月，英国着名翻译家韦利（Arthur Waley）在《北京导报》上发表文章道：“首先，他绝顶聪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同时，他天生异类，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欧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几分钟的交谈，就会心服口服。说他的聪明绝不只是教育和后天的产物，而只能说是天生的禀赋。”
叶公超回忆胡适：“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谆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几年大陆上在‘清算胡适之’的时候，他收集了许多篇文章，拿出来给我看。他说想写一篇总答复。我劝他不必。我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梁实秋说：“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是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人、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遭遇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体体然，其如有容。’”
陶希圣说：“我对胡先生有一个看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一举一动，恰好适应这个场合，无论是说话，或是谈话，总有不失自己立场而又适应这个场合的一番意义。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柳存仁在《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中写道：“胡适之先生的谈吐是可爱的，听说已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
鲁迅却说，他对胡适的印象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当代学者耿云志评定：胡适既有中国儒家的忠恕之道，兼具西方文化的绅士修养。
殷海光断言：“胡适是个大乡愿。”但他又抱怨道，无论有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期待借批胡适暴得大名，“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适思想，清算洗脑，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适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适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
余英时说，作为被青年当作偶像崇拜的胡适思想以及所谓的胡适崇拜，并非由政治权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权威挑战的心理；因此，胡适成了唐德刚口中“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无论左右、两岸、激进、保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终其一生，面对来自政治的不信任、压力与封杀，到最后抑郁而终，正是这股革命力量所赋予的原罪。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胡适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演讲中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批评东方文明。徐复观得悉后，立刻撰文大骂胡适“是一个作自读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几个月后，胡适去世，徐复观又做公允的评论：“胡先生二十多岁，已负天下大名。尔后四十多年，始终维持他的清望于不坠。今日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死于其位，也算死得其所。可以说，他是这一时代中最幸运的书生。但是从某一方面说，他依然是一个悲剧性的书生。”他特别赞誉，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刘文典在《怎样叫作中西学术之沟通》中称赞：“我的朋友胡适之，着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 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着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着得和他一样好。”
曹聚仁盛赞胡适的小说考证：“从胡适所研究的成就来说，整理国故和小说考证真是划时代的。他将严格的考证方法应用到小说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样扩大了，也充实了我们的文学史。他考证了《红楼梦》，把曹雪芹的真面目从旧红学的迷雾中钻出来，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是新红学开路的人…我们看胡氏的考证文字，其中创见甚多；但他的功夫在于小心求证，真能严格的做到‘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他在做《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他自己已经改正了无数错误，而且承认将来发见新证据时，再来纠正其他的错误。他经过了七年的时期，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代，方才得到证实，这样的精神与细密的方法，不愧是一代的考证学大师，可与其乡先辈戴东原先后辉映的。”
余光中评价胡适的新诗成就：“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邵建说：“在我读胡的感觉中，胡适的文字与其说‘深刻’，毋宁更‘高明’。”
沈从文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胡适去世后，有人挽道：“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梁寒操挽胡适：“着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通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桑兵评价胡适：“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弟子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书中评价胡适：“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说：“…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朱学勤比较鲁迅与胡适道：“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说，胡适是饭，鲁迅是药，意即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李慎之甚至断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从1958年起，《自由中国》社第一线的知识分子就对胡适很有意见。他们批评胡适行动力弱，不愿做“带头大哥”，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却不愿出来组党。很多人说胡适有懦弱的本质，在“雷震案”中就表露无遗了。
80年代初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两岸学者汇集一堂。大陆的领队胡绳与余英时谈起胡适，胡绳笑着说：“我们对胡适，政治上是反对他的，但学术上是尊敬他的。”余回应道：“我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我认为胡适在学问上早就被人超过了，但政治上还没有被人超过。”
罗素认为，胡适“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殷海光批判胡适，质疑他的学术成就，质疑他好名，质疑他想当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但殷氏又说，总结数十年来中国国运起伏隆替，“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反之，“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也就是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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