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港产片《破·地狱》,在开拍前就备受关注,两大喜剧演员许冠文黄子华,时隔32年再度合作,令不少观众心生期待。本片在香港上映后,更是连续破了多个纪录,不仅是今年第二部在香港票房破亿港元的华语电影,还超越了《毒舌大状》成为了香港史上最高票房的华语电影。如此成绩,是导演和演员们始料未及的喜讯。

很幸运的是,《破·地狱》于12月14日在内地上映。在点映期间,该片已经好评如潮,并获得了超3000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本片主创团队来到内地路演,陈茂贤导演接受媒体采访,他在采访中除了谈及创作心得,还透露了不少幕后花絮,比如本片原先的结局是个悲剧,而因为黄子华的提醒,最终才有了当前这个版本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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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比老人更忌讳谈生死问题

南都:《破·地狱》目前在香港的票房已经破亿,并在亚太影展上获得多个大奖。这个成绩与你最初的预期相比如何?

陈茂贤我们没有想过影片会有这么好的成绩,现在的票房成绩与最初的期待距离就像地球和火星这么远。东京电影节之后,我们曾预估票房,我和子华比较悲观,预估是最低的。结果没过几天,子华就首先“输”了,很快我也“输”了。

南都:本片探讨的是生死议题,对华人来说算是禁忌话题,如此受欢迎是否也意味着近些年大家对生死的问题有观念上的转变?

陈茂贤:我之前和许冠文先生都聊过受欢迎的原因,有一样东西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得明白,就是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对亲情题材的共情性强,他们能在这部戏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比较容易投入。此外,生与死是每个人都会面对、却又往往不敢正视的话题,而这部电影给了观众一个直视生死的机会。

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祖辈传承下来的避讳习惯,认为谈论这些是不吉利的。而很多时候我发现,比较避谈死亡的是年轻人,年长的人像我妈妈或婆婆,她们不介意谈论死亡,反而她们每次一谈论死亡,我都会转移话题。《破·地狱》在香港及世界各地放映时,会有许多年长观众前来观看,并在观影后向我们致谢,认为我们拍了一部正视死亡的电影,有助于年轻人更早地接触和正视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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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茂贤导演。

南都:你曾在其他采访说过这个剧本是你22年以来写过最难的,具体难在哪里?除了剧本层面,拍摄期间最难又是什么呢?

陈茂贤:我想诠释一个深刻的命题,但又不想过于直白,希望通过剧情和情绪的累积,给观众留下感受和回味的空间。因此,对白的处理成为最难的部分,如何把握每段关系和每句对白的分寸,何时该说,何时该停,这种技术上的拿捏很考验人。本片在剧本阶段就反复推翻,经历了多次变化。我们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因为我们有太多丰富的内容和关系都很想放进影片中,但是到底哪些应该放,哪些不应该放,我们斟酌了很久。

拍摄期间艰难的不仅是演员们要练很多东西,要做很多资料收集,还有在实际拍摄时存在一些场地的问题。香港殡仪馆只有三天是没人的,大年初一,清明节和重阳节。由于我很想拍实景,我觉得那样才有质感,要拍实景就要选休息日去拍,但这样就会令拍摄周期拖很长,但我们又不想妨碍家属办丧礼,所以我们就一比一搭了灵堂,变成一个殡仪馆的场景。不过还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复制的场景,像一些员工通道,我们就坚持拍实景,这些场景就要在那三天拍。

南都:这部电影的题材和你以前拍的电影不日成婚风格完全不像,为什么会想到请黄子华和许冠文来演

陈茂贤:我个人认为谈论死亡应该要用一些严肃点的态度处理。

之所以找黄子华和许冠文,原因是我自己也是写喜剧出身的,而他们两位作为喜剧传奇人物,是我入行时就很渴望合作的演员。我觉得喜剧演员都有很好的演技,但奈何喜剧演员必须取悦观众,他们只能放下对演戏的执着,或者选择一些戏路和类型。我在香港看过子华很多的舞台剧,近距离看他时,我觉得他是一个演技很好的演员,很有感染力。

许冠文是导演、编剧、演员,他还演过正剧。因此,作为同样有喜剧背景的导演和编剧,我非常希望与他们合作,共同创作一部严肃题材的电影,以此向观众证明,喜剧演员不仅能驾驭喜剧,也能出色地演绎正剧,他们拥有驾驭各种题材电影的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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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到这个地球很多东西没得选

南都:那邀请许冠文和子华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陈茂贤:这件事很神奇。我只是向邵监制提了两个名字,真正难的是监制邵剑秋先生,要去沟通的人是他。当初我想写这个戏的时候,我和邵监制说,我想写一个关于生死议题的戏,他说让我拍得轻松一点。但他看完剧本之后,他跟我说这部作品不搞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写着写着变成这样。他问我想找谁演时,我说黄子华。当时黄子华是过亿票房的男主角,我见到邵监制叹了一口气说:“我试一下吧。”我不知道他中间做了什么,总之过了几天黄子华就坐在我面前。起初,黄子华是想拒绝我的,他通常不接没有完整剧本的戏。但幸运的是,他很喜欢这个题材,于是我们聊了拍摄想法,他最终决定加入,让我回去完善剧本。

我回去写的时候邵监制问我角色“文哥”想请谁出演,我回答:“既然叫文哥,那就让许冠文来吧。”那个时候,我看到邵监制叹了更大的一口气。许冠文先生是我们编剧导演界的祖师爷,一年只能在编剧会的春茗看到他。隔了几天,我在见到子华的同一个咖啡厅里,祖师爷(许冠文)出现了,大家聊完一次之后就谈成了。我不知道起初邵剑秋监制是不是焦头烂额,电话都打坏了。作为一个导演,这部戏的视觉需求都是我提出,就会有一些人帮我组织,我永远很感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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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很多人看之前会以为是黄子华和许冠文的双主角戏,但大家看完会发现卫诗雅饰演的文玥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为什么会加文玥这个角色?如何评价卫诗雅的演绎

陈茂贤:我的戏要定义生命,就像海报中讲的“生死从不由己定,人身难得度众生”,我们在芸芸众生中,能够成为人的机会是很难得的。但是当你成为人的时候,生命的核心就在你跟家人朋友的关系了。我觉得文玥在这部戏里面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说明人来到这个地球,很多东西没得选。文玥生于这个喃呒家庭,爸爸给了他很多枷锁,她虽然没有选择,但她可以去破除自己的“地狱”。我觉得文玥是一个象征,可以跟观众共情。通过道生的视角,即观众的视角,最后将情感集中到文玥的身上,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我希望通过文玥,让观众在影片的结尾有所感悟,能够跳脱出自己原有的想法和困境。所以,文玥这个角色在整部电影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前我和卫诗雅拍过两部戏,她是个非常出色的演员,无论是动作戏还是情感投入,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以往我们合作时,她可能会更多地寻求我的导演指导,希望和我多沟通。在这部电影里,她很渴望出演文玥这个角色,我让她自己多做尝试,而不是依据导演指示去表演。因为有时候导演在演员旁边的时候,会让演员觉得很安全。这次拍摄就像在海里没有救生圈,没有人可以帮她,她只能靠自己去处理这个角色。我觉得她有能力做到,而且事实上她做得非常好,这次经历让她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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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破·地狱》探讨了一些文化保育的议题,并做了一些现代性的思考,但你们拍的时候受到了一些喃呒师傅的质疑,例如不肯教卫诗雅“破地狱”,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讽刺呢?明明自己在做文化保育,却没有得到圈内的认同。

陈茂贤: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质疑是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告诉他们用意。最初基于故事的保密性,很多东西都没成型的时候不方便讲太多,我们和喃呒师傅讲能不能教女性“破地狱”。按照祖辈的传统,喃呒技艺是传男不传女的。因此,如果要教一个女孩子,他们必须明白目的和用途,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可能会利用这些技艺去骗人。当师傅们问得很详细时,我们又不能回答他,我只能说我是拍戏。他们会有怀疑,会有很多疑问。直到剧本完善后,我再次去找师傅们,提议让他们看看剧本。我跟他们说,仅凭我的口述,他们可能会怀疑我是否在冲击他们的信仰,所以我希望他们能亲自看看剧本,了解为什么要让一个女性角色参与“破地狱”。后来他们知道我们拍这个戏的目的和内容,就很愿意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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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旁人的提醒,不会有这版结局

南都:据说原版结局是非常悲惨道生失去了那个没出生的孩子,现在的结局反而比较阳光,你怎么看两个结局的区别?

陈茂贤:我剪了9个月,中间无数次崩溃。在原版的结局中,我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要真正珍惜某样东西,往往需要先经历失去的痛苦。我的电影核心命题是探索生命的意义,以及我们如何找到它。我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先经历了失去生命的痛苦,他才能真正懂得珍惜生命。因此,在电影的结局中,道生在面临是否要让一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时,这个新生命却自己选择了离开。这种失去的痛苦,让道生深刻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所在。

当初剧本写出来时,卫诗雅、金姐(金燕玲)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编剧看完后则认为我这样写会出问题。我觉得这是一部作者电影,所以我很坚持,直到子华说我原先的结局是反人类的,他提醒我如果大家看完电影后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安乐的。我拍完后,在最后剪辑时觉得大家说的可能是对的。当时电影已经提交给东京电影节,但我打电话给公司,让他们去协商给我时间改点东西,于是有了这个版本结局。我很庆幸观众喜欢这个版本,感谢有一部这样的电影。每次有人谢谢我的时候,我都会说道生没有超度观众的时候,已经超度了导演。我很谢谢子华,他的建议让我有机会避免了一个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结局,让电影能够传递出更加积极、向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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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电影用上车下车象征死亡,这是一个很直白的象征,当初为什么会想用车象征死亡?有没有想过其他的象征?

陈茂贤:我从小到大都觉得红磡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红磡在我小时候是一个火车总站,这个地方一边是住宅区,另外一边就是专门做白事(丧礼)的地方。火车总站很像一个人生旅程,衣食住行都可以在那里搞定。你可以搭火车去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你转巴士、的士,转任何一辆车去任何一个旅程都要经过那里再下来,这就像人生的跑道。无论怎么样,终点都会去到红磡做白事殡仪馆。我选择在红磡拍摄,也是因为它与生死、与人生的旅程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香港,很多人死后需要运往不同的地方,而红磡火车站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成为了遗体转运的重要站点。这种功能上的特性,让它成为了一个象征——象征着生命的终结和新的开始,也象征着人生的无常和循环。因此,我选择用车辆象征人生的旅程和变化。车辆可以带着我们去往不同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也可以带着我们回到起点,面对生命的终结。在红磡这个特别的地方,车和车站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旅程的缩影,让我能够更深入地探讨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南都:文哥最后那封遗书,是不是只有一封?让文玥“破地狱”的遗愿是不是真的?他是自然离世的吗?

陈茂贤:对,只有一封。他是自然走的,那封遗书放在柜子里,他一直有很多东西想让道生帮他做,但文哥不是一个容易把话说出口的人,所以就写了遗书。世事无常,每天你都会见到一些人,但突然之间我们再也见不到了,我想表达这个世界的无常。而让文玥去“破地狱”是道生的意思,爸爸叫他帮自己超度子女,用的方法道生决定。文哥很信任他,而道生就想了这个方法。

南都:拍摄这部电影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部电影对你的现在或未来会发生什么影响?

陈茂贤:这部电影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写和拍的,我觉得它很能代表我。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导演的世界,而通过这个电影可以将我的世界带给不同地方的观众,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我的世界,我觉得很感恩可以做这件事,也很感恩通过导演和演员组成的世界,可以令观众喜欢,这是最无价的。这部电影令我一个悲观的人开始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不需要用这么悲观的目光去看这个世界,我可以慢慢走出来。

采写:南都记者 刘益帆 实习生 林睿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