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1931年1月—2024年7月27日），女，苗族，出生于贵州贵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
这是我八十一岁（注：2012年）的第一次讲座，80岁以后就觉得自由多了，不用考虑升职，人家怎么评论你，舆论怎么样，都可以忽略不记，就敢讲自己愿意讲的话，真的可以自由。中国有句古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越接近死亡，话越真诚，越是自己内心想讲的，没有畏惧，我自己体验到这一点。
今天讲一下我最近对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大家一起讨论。
▌有不同声音才有文化的繁荣
“文化与文化相处，最根本就是对话，对话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而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要统一思想，我的思想把你覆盖、同化。这个问题在国内是挺严重的，很少尊重别人的思想。”
第一个问题讲出来可能会挨骂，因为我是很不赞成提倡软实力。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不要把出发点放在软实力上，而是应该有别的说法，比如可以说提倡文化影响力。我觉得文化影响力要比说软实力好一点，软实力概念由美国约瑟夫·奈（编者注：生于1937年，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提出，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内在吸引力，在国际上获得利益的能力，最根本是得到自身利益，而文化吸引力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他们来说，软实力是以征服别人、获取私利为唯一目的，披上伪装的一种本领。他们极力膨胀自己的文化和软实力，是为了压制其他文化可能产生的吸引力，认为对方是一个威胁，特别是对中国更加注意。其结果就是精神殖民，用他们的文化和思想来进行指引，对全球文化实施单边统治。我觉得这是美国提倡发展软实力的最根本理由和考量。
我们要不要跟在美国后面发展软实力，也与他竞争，需要这样做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与美国有不同的出发点，应该走不同的道路。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出发点和美国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要压制其它文化，也不是单方面向世界灌输中国文化，更不是着眼于宣扬中国实力，说我们多伟大。我们的最大利益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不同世界文化一起共存，中国应该参与到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
中国文化本身就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因素聚在一起，互相比拼，就可以生出新事物，而把一样的东西加在一起，就不能发展，等于抛弃，难以为继。这是中国非常根本的文化基因。早在公元前7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政局，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讨论“和”与“同”的关系。最后由孔子总结出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中国从古到今，流传到现在的一个根，所以一定不能抛掉“同”与“和”的问题，而去追逐什么软实力，去苟同美国的单边文化那一套。
文化与文化相处，最根本就是对话，对话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而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要统一思想，打通思想，我打你通，让你的思想与我的思想统一，我的思想把你覆盖、同化。这个问题在国内是挺严重的，很少尊重别人的思想，总是用自己的思想去覆盖别人，特别是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提倡五个统一，“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舆论、统一行动”，如果真正贯彻，就没有什么生机了，就没有什么不同的东西可以发展出来，大家都一样，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中国人的创造为什么现在发展很慢，就是因为大家都统一，新思想萌芽受到弱视。所以，对话要承认差异，“如切如磋”，总是在摩擦，“如琢如磨”，总是在互相的琢磨，完全是和平的。
有一个故事讲给大家，晏婴见齐王，齐王夸奖他身边的一名叫梁丘据的臣子，说梁丘据很好，我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我想做什么，他就按照我的意图去做，非常和谐。后来晏婴说，这哪里叫“和”，永远跟着你去做，这有什么意思，没有意义。我觉得今天社会上也有这种问题，高层领导往往听不到底层的声音，因为都被梁丘据这样的人过滤，他们不但说，而且还加油加醋，顺杆爬，越爬越高，或者是抬轿子，把领导的思想硬抬头，然后和真正民意就有了隔阂。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很坏事的，上层常常是很英明的，一般老百姓也有很聪明的，可能就是因为梁丘据式的人物，使得下面的意志不能上达，形成互相欺瞒，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好，没有真实的现象被呈现出来。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中国对对话的理解就是面对面，而不是用一种思想去覆盖另一种，要有不同声音，然后才有中国文化的繁荣。
今天我们面向世界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精神殖民，而是通过广义平等的对话，让不同文化根据自己文化的基因和现代的结合，为解决世界共同难题做贡献。
对于软实力，我有这样的考虑，但是要加强软实力，我也没有什么可反对，可这不是我们的发出点，不是中国的本意，也不是今天所要宣传的最核心口号。
▌文化面向世界的核心是贡献中国新思想
“西方说中国学者很有才气，多半是指多少年以前的人，至多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那一代，以后的他们都看不上，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拿得出的理论和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学者。”
我们用什么面向世界，到底想要什么，要向世界奉献什么？到时代广场做一个广告，去搞一场很精彩的演出或者时装展览，以及音乐会，这都是可以做的，而且也合乎中国的利益，可到底这些是不是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的最核心东西？现在我也有一些想法，可能与别人的想法不完全一致。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经济上的发展不可怕，再发达也无非是欧美的制造厂。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今天的学术研究，很多都是用的西方概念和观念，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很少能尊重中国当代文化，他们说中国文化好，多半是指中国古代文化，看不上中国当代文化。他们说中国学者很有才气，很有文艺，多半是指多少年以前的人，至多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那一代，以后的他们都看不上，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拿得出的理论和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学者。
到了21世纪，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正在产生一些中国新思想，并引起世界性的振动，得到世界认同，当然，还不是非常多。
李泽厚
比如，李泽厚是当代很重要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美学最根本的原则就是陶冶性情，讲究人性的心理，抵制人变成物，变成追求功利的人，注重培养人的性情。今天的物化功利，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用来抵抗物化的审美文化应该是中国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可能现在审美文化也变成物质化的东西，总是在谈文化产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国文化重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和生活，而不是单单追求钱。
李泽厚提出“情本体”，引起西方学者很大共鸣。西方自文艺复兴后主要讲理性，可中国一再讲的是情理，有情有理，用情理代替纯理性。中国的情理和西方的理性怎么结合，怎么带来一个新的审美文化，是陶冶性情，重新返回道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怎样才能够恢复到原来审美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大问题，我认为将来中国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突破会引起世界的重视。我常常觉得很伤心，总是说道德如何落后，如何叫人嫌弃，可又有谁真正做一些改变道德沦丧的事。我们首先需要一种新理论的崛起，李泽厚的“情本位”理论就是一个开始。
另外，中国学者提出“天下体系”理论。帝国理论是欧美对外政策的基础，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这一理论已无路可走，此时中国学者特别是赵汀阳教授提出天下和帝国体系。他所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认为应该把目光从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转向中国古代的天下理论，把天下看成至大无外的思考方略。这种理想从天下诸侯国到家，由大到小，从大的角度思考各个城市和谐相处，都是天下的一部分，有可能互相理解，也就排除不可逾越的绝对民族观念，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渴求的。天下体系逐渐为人所知，在国外引起相当大的轰动。
《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 赵汀阳 著
中方学者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既不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也不是西方向我们学习，而是中西文化在一种互补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文化交流需要对他人文化有同情的了解
“林语堂有着宽容通达的人生观和独立思考，以及汇通东西文化的宽阔视野。他的一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实绩。”
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向世界？这个问题多少年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要么奉迎西方思想，称西方有的东西中国也有，要么根本不来往，西方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最早做比较文学的时候，遭到很多人骂，说这些没有什么可比较，真正了解中国的只有中国人，与外国人讲中国人的东西根本没用，反对任何比较，至今仍有很多人持这样一种态度。
关于态度，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并充满热爱，如果不热爱自己的文化，那还宣传什么？面向世界还干什么？所以，主要是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觉，而且要对他人的文化有一种同情的了解，现在有些人就认为中国特别好，西方根本不值一提。
我给大家举一个林语堂的例子。林语堂在1935年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叫《吾国与吾民》（编者注：英文名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非常畅销，深受美国人喜爱，曾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编者注：PearlBuck，1892年出生，1973年逝世，美国作家，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称赞。赛珍珠认为《吾国与吾民》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深刻、完备、重要的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参照的是，它由一位现代的中国人写作，作者根基深深扎在过去，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8年，林语堂又出版了一本书，叫《生活的艺术》（编者注：英文原名《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描述中国人怎么生活。该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成为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还不是一次，持续52个星期，很受欢迎。这本书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大影响力。
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三十年代，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在国际影响上可以和林语堂两种书（编者注：指《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相媲美的著作？中国人自己写的新书没有一本可以取代他。我想这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他对中国文化有相当深刻的了解，而且有一种热爱，能够捕捉到中国文化某些精彩画面，而且以简单易懂的形式传达给西方读者。林语堂不像钱钟书那样有家学渊源，文化根底很浅，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后来就读于上海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但他勤于学习，努力实践，不仅用英文写出《中国的智慧》、《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著作，而且直接将中国文章翻译成英文，比如陶渊明的《古文小品》，苏东坡的《东坡诗文选》、沈复的《浮生六记》、郑板桥的《板桥家书》、刘鹗的《老残游记》等，翻译的特别好。他热爱中国文学，了解中国文学。
第二，因为出生于牧师家庭的原因，他经常和外国人来往，成为朋友，比较了解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更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趣味，能够将心比心的针对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而不是向西方灌输或宣传，更不是炫耀什么“软实力”。林语堂把外国人当朋友，同情的了解。
第三，林语堂用一种和平的心态、自由的精神、杰出的文学才能从容自若的娓娓道来，特别容易被接受。在选题方面，大至宇宙、小至苍蝇都可以成为他表现的东西，广泛包容。
他创造的文体与高调的、斗争的、急躁的启蒙文体风格形成尖锐对比。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外或对内宣传都是过激的，甚至还是那种红卫兵似地激昂慷慨，别人不爱你的东西，再说有什么用？我觉得应该学习林语堂他的心态。
最后，更重要的是他的一切出发点都有坚定的跨文化思想的基础。
他从圣约翰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清华大学，获得“半额奖学金”又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吴宓和梅光迪都是他的同学，林语堂深受他们的影响，认为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中西互补。这一点常常受到批判，比如被鲁迅骂，但我觉得这一点林语堂还是很对的，既要努力工作，又要尽情享受。
林语堂40岁的时候写了《我的话·杂说》五则联语，既总结过去，也树立了今后的人生准则，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
道理参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 领现在可行之乐，补平生未读之书。
大概意思是，我的两只脚，一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对面是知心朋友，两旁的人都不会妨碍我的眼睛，不会让我看不顺眼，现在能快乐我就要充分领略，没有读的书，要尽量补足。所以，林语堂的生活特别逍遥、平实。
他有着宽容通达的人生观和独立思考，以及汇通东西文化的宽阔视野。林语堂的一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实绩。
▌文化交融是互相选择不需灌输
“文化的交融是双方的选择。可是我们过去有一个特点，总是把中国认为最好吃的，不管你吃辣还是吃咸，都要塞给你。选择的权利应该是双方共同的，而不是我们给人家安排什么。”
文化的交融是双方的选择。可是我们过去有一个特点，总是把中国认为最好吃的，比如弄一盘点心，不管你爱不爱吃，不管你吃辣还是吃咸，都要塞给你。中国文化常常是这种态度。选择的权利应该是双方共同的，而不是我们给人家安排什么，让他们吃，这使得中国文化走出去产生一些障碍。
文化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学艺术，还包含生活方式等。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一起，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等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可能以偏概全。
一个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产生影响，存在共鸣很重要。也许他们对中国文化并不是特别了解，也没有认真研究，可是有一种共鸣，产生一种灵感，比如通过伏尔泰、庞德等人，他们不是汉学家，甚至不懂得汉语，可是借助一些知识触发了灵感，进而将中国文化引入到自身的主流文化。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灵感的共鸣不是一般汉学研究所能代替。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
伏尔泰
例如法国的伏尔泰，他穷尽一生精力孜孜追求的理想，就是将法国变成一个能够具有宗教宽容精神的国度，而在他看来，中国就是这样的理想国的最优秀的范例。这是我们理解伏尔泰为什么推崇中国文化的关键。伏尔泰关于中国的知识，多半是作为他说明自己的思想时引述的例证出现的。在他的中国知识体系中，他最看重的，是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的那种宗教宽容的态度，而他一生致力的，可以说就是提倡宗教宽容，反对宗教裁判所的黑暗。
伏尔泰以为中国的传统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宽容精神。在他看来，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就是最理想的宗教宽容的态度，他甚至认为，这就是中国之所以强大、繁荣和自信的根本原因。他切入中国文化的观察点是西方式的，而且，他本来的目的就不是要研究中国文化，而是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实例来说明他从逻辑上确立起来的理想。对于伏尔泰来说，中国正是他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中为自己设立的批判参照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好例证。
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确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国度，无论是从政治制度、法律、对于宗教的态度还是从道德或者日常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上都是如此。他认为中国这个巨大古国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中国人有着最好的道德和法律。伏尔泰说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时代。西方一些早期的宗教领袖或者活跃人物在后来的宗教中被当作先知，从而垄断了神意，并以这种垄断的身份压制其他的对于上帝的信仰方式，是一种最要不得的做法。
而孔子之所以应该受到尊敬，就因为他不这样作，他的教导中，没有如西方宗教中的先知或者使徒那样一种通过垄断神意而将自身变成神的企图，而只是将自己当作一个人，而且，在他的教导之下，中国人后来也的确这样做了。伏尔泰的这些看法虽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但也有其独到之处，反过来对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有所助益。 总之，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我们不需要炫耀，不需要灌输，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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