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易》学，本于田何。然据《汉书·儒林传》，言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又谓丁宽事何，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是王同之《易》传于杨何，与丁宽虽同出田何，然厥后施、孟、梁邱三家，均承丁宽弟子田王孙之传，而王同之学遂绝。惟《儒林传》又言梁邱贺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别一京房）。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是梁邱之学，兼由京房溯王同、杨何之传，然亦与丁宽之学相杂。时传杨何《易》学者，又有司马谈。
《史记·太史公自序》，言谈为太史公，受《易》于杨何。则谈与京房同师。谈子为迁，迁传父学，则《史记》述《易》之词，必为王同、杨何之故谊。考《史记·孔子弟子传》云:“商瞿鲁人字子木，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肝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王子中同，同传淄川人杨何。”
又《儒林传》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此史公叙《易》学之传授也，仪言田何授王同，而不及丁宽诸人:又仅言王同授杨何，而不及京房诸人;复言“言《易》者本杨何”:则史公言《易》,传父谈之学，由杨何上溯王同之传，与丁宽所传稍别，彰彰明矣。（或谓本于杨何当作田何，不知班据施、孟、梁邱三家之说，马承何说。师承不同，马言《易》本杨何、著己之师承所本也。）吟就《史记》述《易》者言之。《太史公自序)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周世家》云:“西伯囚羑里，盖演《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太史公自序》曰:“文王羑里,演周易。”（《日者传》引司马季主言亦谓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是谈、迁皆以八卦为伏羲作,以重卦为文王作,与虞翻以重卦作于伏羲（此孟氏家注）者不同也。（据迁引司马季主言,则六爻必文王所作。）
《孔子世家》日:“孔子晚而喜《易》、《序》(《正义》云《序卦》也)、《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日: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是迁以《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均为孔子作也。其不言《杂卦传》者，或杨何所传之本，与施、孟、梁邱不同，合《杂卦》于《说卦传》中，或上、下经而外仅分《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为六卷，其次与《史记》所序同，与施、孟、梁邱十二卷之本不合，不得执班《志》所载篇目相附合也。又《史记》释《易》之文,亦多古谊。如《屈原传》:“《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泄”为“渫”字古文,“以”为“用”字确解。(《史记》引经多代以训诂字。)此承上文楚怀因不知人获祸言,则所谓“岂足福”者，即指不明之王言，言王以不明而丧福也，则“并受其福”亦指王言。与京房《易章句》以“受福”为“天下受福”者不问。
《太史公自序》云:“故(易》日‘失之毫厘，(徐广日一云差以毫厘。《汉书》迁传作失以毫匣。差以千里。’(徐广日一云谬以千里。《汉书》差作谬)故曰:‘臣弑君，子弑父,(《汉书》无日字。)非一旦一夕之故也,(《汉书》旦作朝，无也字。)其渐久矣。’”“失之毫厘”二语，见于《易纬·通卦验》《坤灵图》同),而《贾谊新书》(《胎教篇》)及《汉书·东方朔传》均引为《易》文,或杨何所传之本有此二语?“臣弑君”以下亦《坤文言》之词。)“其渐久矣”，《易》作“其所由来者渐矣”。引经之省文也。且字作朝，与易用为以同例。)据《史记》上文言弑君亡国，皆由于失其本，本即《易》之所言“积善”,弑君亡国即《易》之所谓“殃”。其所谓“渐”,即释殃之由积而成也。其以《易》文互相训释，与费氏家法相合。此皆杨何说《易》之例也。《伯夷列传》云:“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此引《乾文言》之文。“同明相照”二语,与今本不同,或系杨何之故本，或系史迁易词而训，然皆史迁通《易》之证。况史迁之说，多本于谈。
如谈论《六家要指》,首引《易大传》“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二语，此明六家异路,而所务则同。《史记》之论治术,多用此例,如《滑稽传序》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亦云:“今之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异务”。约其词,“要以成功为统纪。”《龟策传》言夏、殷、周卜筮法，谓“大小先后，各有所尚，要其归等耳”。又曰“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洁于精神也”。亦此“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之意，均用“同归而殊途”之义者也。又谈论《六家要指》曰:“尝窃观阴阳之说，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又以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为未必然。)《史记》之论卜筮诸术,均用此意。
如《日者传序》曰:“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大命哉!”《龟策传序》曰:“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又言:“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盖史迁说《易》，不以卜筮为非，亦不拘墟于卜筮，与术数家言龟策者不同。然以上二义，均确述父谈所传;谈说复出于杨何，则杨氏说《易》之家法，固于此可睹矣。又《史记》述《易》,多举大谊。如《外戚世家》曰:“《易》基乾坤。”(下云:“《诗》始《关睢》,《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惟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欤?”此即用古传“君子慎始”之说，与《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之义合。盖亦杨何之谊也。)
又《田敬仲完世家赞》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木,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本于《系辞)“故知幽明之故”。)《滑稽传序》引孔子语曰:“《易》以神化，”《太史公自序》曰:“《易》以道化”,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案《易》不言五行,故《孟氏易》言阴阳气无箕子，以箕子言五行,《易》言阴阳，其道各别也。此言《易》著五行，或系杨氏说《易》已以五行之说参入《周易》,故史迁本之。又《易》以道化，盖即孔子之语小变之。若《易》长于变一语，盖亦以《易》为变易之谊,指“穷变通久”,“变动不居”诸语言也。)盖均王同《易传》之说，由杨何以授司马谈，故史迁著之史册。
若《律书》以律历通五行八正之气，并论阴阳之盛衰,《天官书》言天运之变，旁及天人相与之故，或亦杨氏《易》相传之义。自是以外，有可证古《易》异字者，于“井渫”及“同明相照”二语。如《天官书》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足证杨本取法作法类。又云:“是以孔子论六经，记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此即《系辞》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义，足证杨本“苟非”作“告非”。均足证杨本之殊于今本。况《史记》书，又有本《周易》之义为说者。
如《楚元王卒世家赞》言“国之将亡,贤人隐”,即本“天地闭，贤人隐”之义。《留侯世家赞》言“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即本“精气为物”之义。又《后汉书·郎颛传》引《易》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二语，或亦即《易》之佚文而引之者欤?若夫《春申君列传》载歇上秦王书，引《易》“狐涉水，濡其尾”二语,“汔济”作“涉水”,或系黄歇所据之本，或系史迁所改易，以训诂代本文，均难臆定。(又《蔡泽传》引泽对范睢,亦引《易》“亢龙有悔”。)然据《太史公自序》,谓:“先人有言:‘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则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惜所传之止于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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