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之际，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全国上下纷纷捐款捐物，以支持前线将士。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身为前清朝皇帝，对祖国的强盛感慨万千。得知消息后陷入深思，最终在狱警面前从衣物中取出一件他多年珍藏的珍贵物品，决定捐出以表支持。当狱警接过这件宝物时，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那么，溥仪手中的宝物究竟是什么呢？
在光绪帝濒临病逝之际，慈禧太后面临生命的尽头，秘密策划了一个权力交接的计划。溥仪作为醇亲王载沣的儿子，虽没有直接继承皇位的资格，却成为了慈禧的选择。慈禧的想法是观望一段时间，毕竟溥仪年仅三岁，时机尚未成熟。
可到了1908年慈禧突然病重，一场严重的感冒迅速恶化，即便是大量的中西医疗也没能挽回她的健康。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慈禧太后审视了自己掌权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决定加速溥仪的登基进程。
溥仪入宫封号宣统，成为帝国的象征。慈禧原计划剥夺光绪帝的权力，由溥仪继位，同时由其父载沣摄政，以此控制朝政，延续自己的影响力。即使她重病在身，慈禧也没有放手权力的意向。
不料慈禧太后估计错误，自己的生命在做出决定的第二天就走到了尽头，将一个动荡的帝国留给了没有准备好的载沣。
载沣内心万分不愿意接这个烂摊子。那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反抗，革命军四处活动，要不是慈禧太后当政时太腐败无能，民众也不至于这么急于变天。
看似清朝还挺稳定的，实际上民生凋敝，人心思变。刚刚历经甲午海战、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还有八国联军的入侵，国家已经危机四伏。
溥仪才六岁，正准备开始按照皇家传统进书房读书学习，可他还小，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乱成一团。就在这时，湖北武昌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这是个大事，武昌光复，号召全国各省响应，孙中山被请来主持大局，消息传到北京，清朝的人都慌了。有人主张立即动用袁世凯的军队应对危机，但由于载沣与袁世凯的私人恩怨，他拒绝了这一提议。
结果没人敢去对抗武昌起义的军队，最后载沣只能勉强同意让袁世凯出兵。谁知孙中山和袁世凯背地里串通好了，如果溥仪退位，就让袁世凯当大总统。袁世凯听了乐开了花，马上答应了。
清朝已经岌岌可危，北京冷风凛冽，溥仪还小，蜷缩在隆裕太后的怀里，看着袁世凯跪在地上流泪，这一幕他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就是他退位的日子。多年后，溥仪回忆这一刻，仍然感到困惑不解，不明白为何两位大人会在那时落泪。
溥仪被迫退位后，仍旧居住在紫禁城内，不知自己已经沦为政治棋子。他在紫禁城的生活看似舒适，有皇后和皇妃陪伴，他的日常充斥着读书、绘画、弹琴等文雅活动，偶尔还外出驾车游览。
这一切在北京政变后发生了剧变，溥仪被逐出故宫，这时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只是袁世凯手中的棋子。失望与愤怒之下，溥仪计划前往天津，希望那里能找到庇护。但国民党的逼迫让他处境艰难。正当他四处为难之际，日本人伸出了“援手”，声称愿意收留他。处于无奈的溥仪接受了这一邀请，不知道自己正步入更深的陷阱，日本已经在策划利用他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
等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溥仪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竟然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
1945年，美国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与苏联对日的宣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重大转折。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溥仪在伪满洲国的宫廷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混乱。面对即将倒塌的伪政权，溥仪被迫放弃了重建大清的梦想，他的全部心思转向了如何逃离现场，保全自己的性命。
溥仪陷入两难：若落入共产党手中，可能会被立即处决；若随日军撤退，也可能被他们杀害以灭口。这位前皇帝的命运，看似掌握在他人手中，实则无路可走。
苏联红军进军东北的消息传来时，日本军官吉冈安直急匆匆地找到溥仪，通知他日本已经安排了飞机，要他立刻离开。临行前，吉冈冷冷地提醒溥仪，做好战败后自杀的准备，以死维护“皇帝”的尊严。然而溥仪早已失去了过去的皇族气概。
在无奈中，溥仪带着沉重的心情，搭乘开往沈阳的火车，匆忙告别他的“皇帝梦”。逃亡的行程充满了不安和恐惧，第五天当广播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溥仪感到彻底的心灰意冷。他在沈阳机场的休息室等待飞往日本的飞机，心中充满了绝望。
在沈阳机场的休息室里，溥仪等待着前往日本的飞机，然而他们刚刚放松下来，苏联红军便突袭机场，迅速控制了整个区域。溥仪的逃亡计划戛然而止，他被苏军抓获并被迫登上了一架未知目的地的飞机。到达时已是深夜，溥仪被带至一处陌生的苏联军营。
一个用中文询问的声音打破了夜的静寂：“有人要上厕所吗？”溥仪本以为自己落入了共产党之手，几乎惊恐失措。直到得知他们已到达苏联境内，溥仪才稍感安心。在苏联的日子意外地平静和舒适。苏联士兵对他相对友好，甚至提供了不少优待。这种待遇让溥仪开始考虑，或许留在苏联比返回国内或逃往日本都要安全。
他多次请求苏联政府允许他永久居留，甚至请求加入苏共，但苏方对他的请求置若罔闻。1946年，溥仪终于被召见至远东国际法庭，作为证人详述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全过程及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在证词中尽力摆脱与日军的牵连，情绪激动地叙述了日军对他与其家人的操控和摆布，甚至在法庭上动情地展示了日军对他妻子的冷血害死和对他的所谓“赏赐”。
此次作证，让溥仪直面了自己的罪责与过往，他首次公开表达了对自己历史角色的悔恨，认识到自己对国家的巨大伤害。溥仪在苏联法庭上作证完之后，又回到了苏联的监狱，继续他被抓的生活。
本以为自己会在这儿老死，没想到，他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50年7月30日，随着苏联的决定将溥仪引渡回中国，溥仪在得知即将被引渡回中国的消息，内心极力反抗。他深知回国后面临的不光是无尽的羞辱，更担心失去苏联时期相对宽松的待遇。
即使他恳求留在苏联，但两天后，他依然被送回了中国，直接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了劳动改造和思想再教育的日子，身份由“前皇帝”转变为编号981。
刚抵达管理所时，溥仪还保持着皇室的高傲，他的随从也在坚持使用宫廷旧礼，导致与其他战犯发生了摩擦，他们对溥仪的特权感到不满，纷纷向狱警投诉。经过几轮严厉的思想教育，溥仪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过错，逐步认清了自己在新国家中的平凡身份。
有一天，溥仪偶然听到两名狱警的对话关于捐款捐物的讨论：“我昨天捐了一斤玉米面和两斤棉花。”一名狱警问，另一名则回答道：“我也捐了点” 这时溥仪探出头来询问原因，他探头询问，“狱警同志，这捐款捐物是因为什么事？
狱警冷淡地回答：“现在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候，大家都在尽力支援。”他警告溥仪不要有其他想法，应专注于自己的改造。那天晚上飞，溥仪辗转反侧，思考过去作为皇帝时的无视民瘼，对比如今百姓的自发奉献，这使他对新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敬意。
一周后，在一次劳动结束后，溥仪回到自己的单间，他从床下拿出一件旧棉衣，向铁门外喊道：“狱警同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报告。” 狱警迅速来到，透过门窗，看到溥仪正努力撕开棉衣。
“981，发生什么事了？”狱警问。
从棉衣内部，溥仪取出了一串黄色宝石，这是他曾在离开紫禁城时秘密携带的。他严肃地说：“这些是我当年带出来的皇家宝石，如今国家处于困难之中，我想将它们上交，为国家尽一份微薄之力。
当狱警接过溥仪递来的物品，立刻被其珍贵程度震撼，这不是普通的宝石，而是一块载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田黄石。
据《清史稿》记载，田黄三链章在清代乾隆时期被视为珍贵之物。一开始这块石料作为地方贡品进献，却没能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一度被尘封于宫中的储藏室中。
然而某日乾隆帝心血来潮，想要一枚全新的印章。他便派遣宫廷工匠前往仓库挑选合适的材料制作。工匠们在众多宝石中发现了这块品相独特的田黄石，它的稀有程度在玉石中属于凤毛麟角，通常只在福建寿山的一小片溪流旁边产出。
田黄石因其色泽温润、稀少而珍贵，乃至有“一两田黄，一两金”的赞誉。这块宝石最终被工匠呈上，乾隆见到后立刻被其吸引，命令工匠即刻着手雕琢。
最终工匠巧手将其打造成一件由两块方形和一块椭圆形印章组成的连章，连接方式巧妙且极富匠心，这便是后世称赞的田黄三链章。乾隆对成品极为满意，龙心大悦，亲自为之命名，并常年佩戴在身，成为其私人珍藏中的瑰宝。
乾隆逝世后，这件印章作为皇室传承之物，代代相传至溥仪。田黄石的价值不光因为其稀缺，更因其色泽和质地，在皇室中被极为重视。
田黄石因其名与“皇”音同，常被视为帝王之石。溥仪将这样一件与皇室地位象征等同的宝物上交，显然是出于对当前形势的深刻理解和对自己未来命运的考量。
溥仪此举是想通过这种象征性的贡献，表明自己与旧日皇权的彻底决裂，同时也是试图缓解自己过往与日本侵略势力合作的罪责。他知道自己的过去充斥着对国家的背叛，若政府决定对他进行严厉的惩处，也在情理之中。
他把这件宝物上交后，长时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心中不免怀疑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否被某些人私吞了。时间一晃而过，直到有一天，所长亲自来到溥仪的牢房，告知他田黄三联章已经被正式上交到了政府。
所长的话语中透露出对溥仪的一种暗示：“我们政府不关心你的过去如何，也不在意你上交了什么。我们更看重的是你在这里的改造表现。”这话让溥仪深感羞愧，意识到自己试图用这块宝石换取自由的小心思已被洞悉。
事实上，围绕溥仪这一特殊囚犯的去留问题，党内部曾有过激烈的讨论。但在1956年的政协会议上，毛主席的一席话为这场争议画上了句号：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我看这样的人我们也不要杀。不杀他，不是他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我们杀了他不利。”
毛主席还说道：“保留他的生命，可以让他为人民做出贡献，同时也能成为对外的一个正面示例。
之后的几年里，溥仪在改造过程中彻底改变了生活态度，他放弃了过去的皇帝生活方式，开始自己洗衣做饭，亲自参与各种劳动。在反省和深刻思考自己的历史角色及所犯错误的同时，溥仪还在狱中撰写了《我的前半生》。
1959年，因为在狱中的积极表现和真诚改造，溥仪被新中国政府特赦。此前溥仪并没有对此抱有太大希望，他曾经向狱友透露过自己的忧虑：“我这个人罪孽深重，表现也并非出类拔萃，不足以符合特赦的条件。
但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多余的，新中国的领导层正如他们所承诺的，公正地评估每一位战犯的改造情况。
特赦后，溥仪在北京一家植物园找到了园丁的工作，这段时间里，他还领到了自己的第一张身份证。到了1962年，溥仪娶了护士李淑贤为妻。两年后的1964年，他又开始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担任资料专员。
1967年，溥仪患上了尿毒症，病得很重，周总理得知后马上安排他到首都的医院接受治疗。
虽然医生们尽力了，溥仪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1967年10月17日，溥仪去世了，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河北易县的华龙皇家陵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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