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时,熊兆仁提出一个口号“拖住敌人,让主力来消灭它”,他指挥江南游击队四处出击,专找敌指挥机关进行扰乱。
熊兆仁于1912年2月出生在福建永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后,熊兆仁留在苏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任苏浙皖边区司令部司令员、苏浙皖边军事委员会军事部部长。
熊兆仁所部江南游击队,包括以天目山为中心的苏浙皖根据地,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根据地,以武夷山、天目山为中心的闽浙赣根据地等多块成片的根据地。
1948年年底和1949年年初,由江北溃退到江南的敌军,在荻港、铜陵、大通等沿岸一线修筑地堡工事时,熊兆仁从敌人的活动,判断人民解放军要渡江南下,于是积极主动地组织对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等进行侦察。
皖南游击队小队长赵云等人,在三月初开始这一工作。他们化装成砍柴的农民,到敌人的工事前沿进行窥探,把敌人的兵力、武器和工事的分布情况,写成材料,画成草图,由打鱼出身的赵云送到江北。赵云藏好用蜡封口的小酒瓶(内装情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划船过江。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江面.水流又急小船无法过江,赵云把酒瓶拴在腰上,泅水过江,把情报送到了获港对面的我中路大军的指挥机关。
1949年1月,华野前委在徐州贾汪召开扩大会议,明确要求各部队:对预定渡江地段实施大规模的战役战术侦察,在江南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展开全面的侦察活动,初步查清敌兵力分布、工事构筑和沿江两岸地形情况,掌握长江水情,为部队拟定渡江登陆计划提供依据。
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先遣渡江侦察营,过江后的第三天即4月9日,就和江南人民游击队沿江支队取得了联系,在游击队驻地泾县陈头村和沿江支队会合。侦察部队向游击队学习在江南水网地区作战的方法和经验。由游击队当向导,开展敌后侦察活动。
游击队对当地地形敌情了解,很快弄清了获港一线的敌江防部署,包括沿江工事的位置和特点,炮兵阵地的位置、指挥系统、作战能力、兵力调动等。这些情报,有的绘成图表,有的通过电波,源源不断地传到江北,为各部队拟定具体渡江方案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敌第二十军和第八十八军换防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就是在江南游击队配合下弄到的。
熊兆仁领导的江南游击队,看到对岸渡江的解放军向天空发出三颗信号弹后,游击队也立即在山头上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作为接应信号。游击队在繁昌地区和解放军侦察部队会合,开始了对敌人指挥系统的骚扰和破坏。正当渡江大军第一梯队船到中流时,侦察部队和游击队同敌人的指挥部展开激战,破坏了敌通信联络。
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游击队四处剪断敌军用电线,破坏敌军撤退的道路、桥梁,攻占敌据点、截击敌辎重弹药,追击抓捕逃敌。我西路大军渡江后,曾一度遭到敌人主力部队的阻击。这时,游击队在敌人的腹背进行骚扰、破坏,消耗敌人力量。丹阳区武工队长人耿荣富等三人,在我军登陆时,拖住了敌主力一个营的兵力,和敌人激战一夜后壮烈牺牲。
活动在贵池地区的游击队奋勇追击,在贵池附近毙伤敌70余名,缴获一门小炮和三挺机枪;随后又隐蔽地进到黄山地区设伏,五分钟消灭了敌100余人,把敌人溃逃部队打得东奔西逃。
熊兆仁指挥休宁、黟县、婺源等地区的游击队,提出一个口号“拖住敌人,让主力来消灭它”。游击队四处出击,或者打埋伏,或者专找敌指挥机关进行扰乱,或者发动佯攻,把敌人死死拖住,不让南逃。在游击队的阻击、骚扰和破坏公路桥梁等各种方式的斗争下,敌溃逃速度放慢,使得我军在千里追击中能够迅速追上敌人,歼灭敌人。
渡江之前,游击队就秘密地筹粮。苏南地区,敌第五十一军和第五十四军盘踞几个月,到处搜刮粮食而不可得。我军进驻该地区后,游击队组织人民群众把筹集好了的粮食马上送交人民解放军。仅武进县就筹集和缴获敌人逃跑后丢弃的粮食达98万余斤。
游击队有许多老战士,过去就是人民军队的一员。他们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出生入死,历尽艰辛,现在终于盼到自己的大部队,盼到解放,哪能不悲喜交集,欣喜若狂。当他们得知大军南下的消息,便翻山越岭前往迎接,粮草成了会师的见面礼。游击队还担负起看护伤病员,守护仓库,押送俘虏,维持治安,帮助地方建立新政权,开辟新区,支援前线等工作,游击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先遣渡江英雄连”和江南游击队的事迹,1954年拍出了经典电影《渡江侦察记》。 1955年,熊兆仁被授予少将军衔。2019年4月7日,熊兆仁在福州逝世,享年107岁。致敬开国少将熊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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