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初，眼见在东北的失败已成定局，老蒋准备将华北的主力部队南撤江南，以保存实力，他连发急电，让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速到南京，说有要事相商。
傅作义飞到南京后，刚进了下榻处，闻讯的何应钦就急匆匆的进来。何应钦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傅作义提前讲了就要发表的任命：拟组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傅作义任长官。
傅作义大吃一惊，问：“华北的部队怎么办？”
何应钦
何应钦说把有战斗力的部队大部南撤，实在走不了的撤往绥远。傅作义表示，华北几十万大军，一时半会根本无法撤离。
何应钦说：“已命令桂永清（国民党海军总司令）准备足够的船只，海运部队。”
说完后，何应钦叹了口气，话锋一转，对傅作义说他只是传达蒋介石的话，如果傅作义有不同的看法，在晚上在老蒋官邸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可以提出建议。
可见，对老蒋从华北“大撤军”的主张，何应钦是不赞同的，以国民党海军的运力，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将华北的几十万部队运走呢？到时候乱作一团，恐怕败的更快。
送走何应钦后，傅作义陷入了深思，他清楚必须有让老蒋改变主意的说辞，否则他必定要去担任东南军政长官，如果强行拒绝，恐怕连南京都走不出去了。
傅作义为何不愿担任东南军政长官呢？实在是他被老蒋坑出了经验，他在华北“剿总”总司令任上，就没少受老蒋安插的亲信陈继承的气。
1947年12月初，国民党组建华北“剿总”总司令部，傅作义任总司令，陈继承、刘多荃、宋肯堂、上官云相、邓宝珊、吴奇伟、冯钦哉、郭纵汾等人先后担任过副总司令。
几个副总司令中，陈继承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副总司令”，老蒋的绝对心腹，“八大金刚”之一（其余七人为：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均、蒋鼎文），能和何应钦、陈诚等人同列，可见他受信任的程度。
老蒋委任杂牌出身的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主要是看中了他出色的军事能力及“绥远系”部队的战斗力。华北“剿总”的大部分部队都是蒋系人马，老蒋自然不会让傅作义控制，因此特派陈继承以副总司令的身份进行牵制，为了增强陈继承的权力，又给了他北平警备总司令的职务。
此外，老蒋还密令华北的中央军将领，凡事必须请示陈继承。这样一来，傅作义这个总司令的权力就显得有限，毕竟连“剿总”司令部所在的北平，都由陈继承的部队所控制。
陈继承
傅作义到北平不久，就领教了陈继承的跋扈。1948年1月，在华北主要将领参加的“剿总”会议上，当傅作义提出新制定的作战和换防计划后，遭到陈继承的反对。陈继承表示，没有他这个副总司令的同意，“剿总”司令部不能调动一个师以上的中央军部队。
傅作义听后大感愕然，斥责陈继承，说他没有权力这么做，陈继承反唇相讥说：“傅总司令一人说了算的话，那就把我们这几个副总司令全撤职算了。”
一番争吵后，陈继承一点都不退让，而参会的中央军将领，一副看热闹的表情，完全就是在配合陈继承的“表演”。傅作义大怒，会后不久，给老蒋发去辞职电报。老蒋回电安抚傅作义，不过这只是表面文章，他并未削减陈继承的权力，内心认同和默认了这个亲信的举动。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局面，华北“剿总”看似统辖五、六十万大军，但“绥远系”和中央军互相看不惯，甚至坐观成败，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从1948年1月到10月，傅作义因不满陈继承的掣肘，数次向老蒋提出辞职。10月初，老蒋飞到北平，亲自插手指挥东北战事，期间傅作义再次提出辞职，老蒋问他：“你若走了，无人可以取代啊。”
傅作义以讥讽的语气说：“陈继承就可以，他已经掌握了军事、人事、警备、舆论等各方面，完全可以。”
老蒋听后，愣了一下，不再说话。当锦州解放后，老蒋预感在东北即将失败，为了稳定华北的局势，让傅作义替他卖命，不得不主动将陈继承调离，让他去南京担任卫戍总司令。
陈继承走后，老蒋承诺，华北“剿总”的所有事务，全权交由傅作义，运到华北的美援装备，也由傅作义分配。但老蒋还是留了后手，他让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任北平警备总司令。李文是黄埔一期生，老蒋的嫡系将领，他后来和率部撤入北平的第九兵团（廖耀湘的第九兵团覆灭后，以十三军为基干扩编）司令官石觉相勾连，对傅作义的起义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傅作义
傅作义在华北“剿总”总司令任上，有绥远地盘和扩充的十几万部队为依托，尚且受到陈继承、李文等老蒋嫡系的压制，若放弃华北，去了东南，这个所谓的军政长官又会有多大权力呢？
再者，傅作义即便放弃华北的平津等地，也是断不会放弃绥远的，这是其根基所在。因此，对于老蒋的华北主力南撤和任命他为东南军政长官的决定，傅作义是断然不会同意的。
当晚，傅作义在老蒋官邸参加了紧急军事会议。老蒋一开始，痛骂熊式辉、陈诚、卫立煌这三个先后主持东北军政的大员，说他们的无能，才导致了东北的败局。
骂完后，老蒋换上了和蔼的态度，将何应钦几个小时前对傅作义所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说完后，见傅作义不表态，老蒋接着又表示会把福建交由傅作义管理，用于安顿绥远系官兵及家眷的后方基地。
老蒋说完后，傅作义说：“华北局势不像一般人看的那样悲观绝望，尚有六十万大军的情况下撤退，是为下策。”
见老蒋并未露出不满的表情，傅作义又较为详细的分析了华北战局，结束时说：“退守东南是偏安。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行。”
“退守东南是偏安”这句话刺激了老蒋，他马上变得亢奋起来，推翻了此前的主张，让傅作义回去后好好制定固守华北的计划。
会后已是深夜，疲惫的傅作义回到住所后倒头就睡。第二天，何应钦、顾祝同带着作战厅长郭汝瑰来找傅作义。
傅作义担心这是老蒋变卦，派何应钦、顾祝同来当说客，让他去担任东南军政长官，便以退为进，主动说：“华北剿总虽有六十万众，但也仅能自保。如果东北的百万共军入关，那么局势就无法收拾了。我还是知难而退吧，请另行指派人到北平指挥华北的中央军，我带着35军、102军、104军等部队退守绥远，以待局势变化。”
何应钦连连摆手，表示此来没有别的目的，是奉老蒋之命，给傅作义加强力量的。傅作义不大信，说到处都在缺兵，哪有多余的部队派来。
电影《大决战》剧照
何应钦说：“昨夜不是已经分析了，东北共军刚打完大仗，损失很大，至少需要休整三个月才能出关。你回去后，在三个月时间招募十万新兵，扩编三个军。至于装备，我可以立即将一大批美援的武器装备运往天津，交给你分配。然后以津、沽为根据，逐渐挽回颓势，华北不还是大有可为吗?”
据郭汝瑰回忆，在谈话中，傅作义的情绪很不好，对战局显得很是悲观。
11月5日，老蒋召见傅作义，强调了固守华北的决定，并说：“平津如非万不得已不放弃，至少再扩充三个军。”
傅作义听后，大大松了口气。当傅作义回到北平后，马上根据“固守平津”的方案，对华北国军的布防，进行了一些调整。
此时的老蒋，已经被傅作义说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朝课后召见敬之 、墨三商华北军事方略, 决令宜生（傅作义）固守, 并增加其兵力也 。继与宜生谈话, 说明华北不能放弃, 并以全权交彼, 切勿有所顾虑。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不久，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也到了。沈阳解放前夕，老蒋本不愿意接走卫立煌，要看他的笑话，还是杜聿明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力劝，说卫立煌好歹是一方大员、二级上将，若当了俘虏，实在是难堪。老蒋听后，这才很不情愿的，让王叔铭派出飞机将卫立煌接到葫芦岛。
卫立煌到葫芦岛时，和杜聿明谈了半夜，杜聿明担心老蒋追究东北战败的责任，卫立煌不以为意，认为他去东北本就是被老蒋强迫的，去之前老蒋向他承诺，无论胜败，均不需担责。杜聿明听后，表情复杂，但也不好多说。
当卫立煌从葫芦岛来到北平后，受到傅作义的设宴款待，当两人正在闲聊时，老蒋的处分下来了，称：“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傅作义一面安抚卫立煌，说只要在北平保他安全，另一面却震惊老蒋的翻脸之快，看来他不去东南是正确的。否则一旦离开，虎落平阳，到时候老蒋秋后算账，追究华北丢失的责任，傅作义的下场不会好于卫立煌。
卫立煌在北平待了一段时间后，包了架飞机带着家人从北平到上海再转飞广州，到广州后，保密局广州站的特务密报局长毛人凤，老蒋从毛人凤口中得知卫立煌或要从广州去香港的消息后大怒，电告广州方面，派兵围住卫立煌一家住的宾馆，强行将卫立煌用专机押到南京的住所软禁。直到1949年1月底，老蒋下野后，在代总统李宗仁的帮助下，卫立煌才得以逃离南京，免遭毒手。
回过头再说，傅作义拒绝南下，不去担任东南军政长官，是否正确的选择呢？
首先，老蒋制定的“南撤计划”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华北“剿总"的六十万大军，分布在从绥远到塘沽的千里战线上，如何集中起来南撤就是个大问题。即便东北我军不迅速出关，按照老蒋、何应钦、傅作义等人的估计，要休整三个月。但是华北我军也有几十万部队，一旦这六十万国军集中南撤，我军必然追击，打运动战是短板的国军，能逃走多少？
其次，即便华北国军要强行南撤，那么以其海军的运力，撑死运走十余万人。其余部队只能是从陆路走的。几十万国军，往南到陇海沿途大都是解放区，不用打，仅后勤怕都会导致大部逃散，即便有部分部队能逃到徐州方向，以国军的组织度和行军速度，这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这些国军还能跑哪里去？
按照老蒋一贯的重嫡系亲杂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又是黄埔一期生，能走海路的部队，必然只能是黄埔系掌握的部队。加之塘沽本就由中央军控制，所以对傅作义而言，即便要南撤，他的“绥远系”部队也是无路可走。
因此，留在华北等待局势变化，是当时傅作义的最好选择。有人也许会问，傅作义为何不把“绥远系”主力全部撤到绥远？
主要是时间来不及，东北我军迅速出关，联合华北部队，在半个月的时间内，歼灭了傅作义“绥远系”的孙兰峰兵团、安春山的104军、郭景云的35军，使傅作义丧失了大部分基本部队，不得不走向谈判桌。
平津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2万余人，其中北平和平解放，接受改编的为25万。北平解放后，傅作义冒着被特务暗杀的危险，亲自到绥远斡旋，促成了董其武、孙兰峰等人率绥远六万余官兵的起义。北平、绥远共计有31万余部队接受我军改编，傅作义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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