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历史 作者：章念祖
陷《苏报》案
就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祖父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寻找振兴国家发展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主张走维新改良的道路，但也碰了不少钉子。后来祖父被推荐到《苏报》报馆工作。
《苏报》原是一家以日侨出面开办的报纸，1900年由陈范接办并“以鼓吹革命为己任”。1903年，引起清政府极为不满的，一是该报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祖父作序），二是祖父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因这两篇文章笔锋犀利、影响深远。尤其是文中称光绪皇帝为“载??小丑，未辨菽麦”，这极大的刺痛了清政府的神经。清廷决意镇压。由于苏报馆地处上海租界，因此清政府照会租界当局，要求协助缉拿、引渡在《苏报》上发表言论反对政府、鼓吹革命并污蔑皇帝的国民。拘捕对象牵涉到苏报馆的老板陈范，以及蔡元培、章炳麟和邹容。
陈、蔡在得到消息后即外出躲避。章和邹当天都不在。邹闻风后也未回到住地。但祖父在上海没有落脚之处，当晚仍回到报馆。听说有人要抓他，他也不在乎，照样吃饭睡觉。直到第二天工部局的警探来抓人，祖父非但不跑，反而问道：“你们找谁？”对方答“找章炳麟。”祖父便说“章炳麟就是我。”遂被捕。其实祖父也知道应保存（自己的）革命力量，并能预见到被捕的后果，但他还是低估了此事的严重性。
1903年7月，租界工部局应清廷的要求抓人，《苏报》被封，催生了“苏报案”。于是便出现了在中国的地盘上由政府做原告、老百姓做被告，洋人做裁判的奇怪局面。按照清廷的如意算盘，第一天由租界工部局在上海拘捕犯人，第二天将犯人“引渡”押解至苏州，第三天押解南京，第四天就准备行刑了。清廷欲置章、邹于死地，但“引渡”最终未能实现。1904年5月经租界公廨会审，章、邹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
自投身于反对清政府腐败统治以来，祖父曾七次遭到清廷追捕。每遇此祖父都选择出逃，惟此次（“苏报案”）因为他认识到“革命要流血牺牲”、“要溅血了”，反而表现出“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大无畏气概。
邹容与祖父相差十五岁左右，故两人的友谊属忘年之交。当邹听说祖父被捕入狱，就来投案自首，情愿与祖父共患难。其实他完全可以逃走，但他们都不肯这样做，都很“傻”。
在监牢里，两人的革命斗志还是很高昂，并附和作诗表达彼此间的深厚友谊。如这首：“平生御寇御风志（邹），近死之心不复阳（章）。愿力能生千猛士（邹），补牢未必恨亡羊（章）。”
主笔《民报》
1906年，在邹容死后一年多祖父也出狱了。出狱当天，孙中山安排了同盟会会员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门口迎接，并于第二天上船去了日本。当时革命形势高涨，因此祖父在到达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现场有上千人，其中留学生很多（约600多人），同盟会会员也不少。这与他第一次（1899年）到日本的情形完全不同，那时只有几十个留日学生。
笔是祖父擅长的革命武器。故到日本后即受邀担任《民报》（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与改良派（《新民丛报》）展开论战，并担任该报第7—18期的主编。而后陶成章也编过几期，接着祖父又续编了第23、24两期。再后来该报被查禁了。
文字收功
武昌起义后政局比较混乱，仅江苏就有五个都督，反正谁都可以拉山头做都督。其时祖父在与革命派、立宪派的交往中，主要靠的还是个人的影响力，如与江苏巡抚程德全，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等在人事问题上进行协调，妥善安排。之后祖父还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各方会议，参与了包括确定国名国都、国旗等一些重大事项的决策。关于国都，祖父主张定北京，不赞成定南京（起初祖父的想法是定都武昌）。在国旗的问题上，祖父主张采用“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一）。当时祖父还写过一篇《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四个字做了注释。后来在启用阳历等问题上，祖父的观点与孙中山有了很大分歧。他并非不赞成改用阳历制，而是反对此举的议定程序（认为应提交更具全国代表性的国会讨论通过）。祖父对孙晚年的一些做法也并不认同，不认可孙北上联俄。尽管如此，中山先生对祖父始终是很尊重的。1912年2月祖父即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后来又被任命为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
祖父与宋教仁的关系很好，政见亦相近。宋极力主张、宣传‘议会道路’，而祖父“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言论也含有此义，不谋而合。所以1913年3月宋遇刺后，祖父写下挽联“愿君化彗孛，为我扫幽燕”，来表达他心里的想法。
是年6月祖父结婚。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北京方面相邀，而他自己也想去北京发挥作用。于是8月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并想用选举的方法把袁世凯赶下台。结果一到北京即被袁软禁在龙泉寺（巧的是祖父以前遭通缉，在家乡附近避难的地方也叫龙泉寺）。
袁世凯曾赠祖父一枚开国元勋的“大勋章”，祖父拿来作扇坠，根本不当回事。祖父脾气很大。他有发火的本钱，故令袁有所顾忌，只能随他去，并吩咐手下任他砸、任他烧而不要去惹他。其间祖父绝食。后来幸亏有几名学生帮着做工作，连哄带骗的让他进食。
“吴其为沼乎！”
祖父是一位爱国者，不相信听命于外国。曾去东北（边界）考察，著有《东北筹边史》。他认为沙皇俄国“不友善”，进而反对“联俄”。在孙中山去世后，祖父写过一幅挽联，“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故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祖父的爱国行动还包括把在日本的一些外国革命志士联合起来，成立了“亚洲和亲会”。该组织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国家。“九·一八”事件爆发后，祖父即发电报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远，表示支持他们抗日，并要求他们不要把枪口对着学生。后来他又北上会见了张学良、冯玉祥，竭力说服他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甚为担忧，当时曾大书篆轴“吴其为沼乎！”表达忧愤之情。
不拘小节
祖父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也与众不同。如对吃的很随便，菜只吃摆在面前的，稍远的就懒得去碰了，可能是嗅觉不太好的关系，他讲话鼻音很重，抽烟又不论好坏，后来得了鼻窦癌。祖父外出后常常不认得回家的路，衣服很脏而且有异味。但他讲起革命来往往是滔滔不绝，号召大家起来革命，也吸引了当时很多寻求革命道路的年轻人。其实在“苏报案”发生前，祖父就写过很多文章，都是鼓吹革命，揭穿“维新保皇”的面具。在日本期间也写了不少的文章，为宣传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
祖父与祖母的婚礼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家里有一张当年他们结婚时的照片（现在杭州纪念馆）。以前听祖母说，婚礼当天祖父西装革履，但他不习惯穿西服，所以皮鞋也穿反了（中国传统的圆口鞋是不分左右的）。
章门子弟
祖父的入室弟子众多，包括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黄侃（季刚）、刘文典（舒雅）、汪东（旭初）、沈兼士、马裕藻、龚宝铨、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启明）、吴承仕等。其中吴承仕是唯一的“中共”弟子。
我父亲遵祖父命，对章门的入室弟子一律称“大哥”，学生称“兄”。入“太炎讲习会”的称为“学生”。学生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73岁。因有社会资金支助办学（蒋介石也曾两次捐款），所以学生无需缴费。
身后哀荣
1936年6月祖父去世时，国民党给予国葬，并派中央委员丁惟汾送来一万元善后款（此款最终被用于办学）。但祖父只愿以五色旗覆盖。由于当时没有现成的五色旗，所以就用五种颜色的绸缎缝制替代。当时战火临近，祖父被暂葬于自家后花园。祖父去世时家境已不富裕，所以也没留下什么财产。
祖父过世后，祖母在上海办了一家“太炎文学院”，也想做些延续中华文化的事情。
解放后，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田桓等诸多老先生联名写了一份关于将章太炎坟迁葬的提案递交时任华东军政府主任谭启龙，然后上报至国务院，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1955年4月，政府按照祖父生前的意愿，将其坟墓由苏州迁至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遗臣张苍水墓旁。迁葬仪式很隆重。墓碑系祖父生前写就。在日军侵华时期，祖父的故居、坟地都完好无损，可见日本人对祖父也是十分尊敬的。但文革中，祖父的坟墓遭到了破坏，文革后才得以修复。
祖父的早年旧居在浙江余杭，解放后即被政府没收，并作为当地政府的办公用房。我的高祖育有六个子女，当年都居住于此，被当地人称为“章六房”。因居众，所以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其实，此处只是祖父的出生地，小时候居住过，上学了师从俞樾，离开后就没再回来过，因此居住的时间很短。
旧居已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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