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在内战爆发前，便定下了策，务必要争取国民党第60军起义。
此军乃云南地方部队，世称“滇军”。
“滇军”一支，清末民初，拥护共和，起事反袁，颇有风骨。
及至抗日，参与台儿庄一战，令倭寇胆寒，战功赫赫。
抗战胜利后，却被迫征调东北，卷入内战，与国民党嫡系之间，恩怨难解。
60军最终倒戈，归入解放军旗下，协助解放长春，堪称居功至伟。
揭秘：为何解放军坚持国民党60军必须留下一个建制？否则起义无效
为争取滇军努力了20年
改造旧军队，我党有过许多成功经验，其中，把国民党滇系第60军改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倒是别具一格，堪称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旧军队起义后，常常被拆得七零八落，东拼西凑入了别的部队，多少失了旧时风貌。
然而，这60军却得到了妥善保留，真可谓军人骨子里那份“滇军气”，竟连解放军也认可了几分。
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这支部队，许多人心中首先浮现的是它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事迹。
其实，这支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叱咤风云的50军，原本就是国民党滇系的第60军，源自龙云麾下的滇军，正宗的云南血统。
滇军的历史，绕不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5年的“护国起义”。
早在大革命时期，党便开始向滇军输送党员，悄然进行思想上的渗透。
1927年国共分裂后，时局风云突变，大部分党员被迫撤回，但也有少数留下，暗中活动。
到了土地革命时期，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甚至与范石生的第16军结成了短暂的统一战线，滇军与革命的纠葛也由此愈发复杂。
时间跳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龙云当即号令滇军主力组成第60军，北上抗日。
共产党再次派出党员进入该军第184师，开展抗日救亡的活动。
这一系列举措大大推动了该师及其师长张冲的进步思想，甚至还让人看到了滇军脱胎换骨的可能。
可惜好景不长，共产党地下工作暴露，国民党当局和滇军内的反共分子很快察觉。
1938年，张冲被撤职查办，地下党员大多撤离部队，余者潜伏，继续暗中活动。
抗战结束，龙云被蒋介石软禁，第60军也失去了主心骨，丧失了战斗意志。
加上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百般排挤，六十军连粮饷都不及时发放，装备更是差得离谱。
兵士们无奈，甚至开始抢夺百姓粮食，渐渐地，这支军队在人们口中竟成了“六十熊”。
如此看来，这60军起义之事，也并非偶然。
倘若局势再拖延些时日，六十军或许连“熊”的名号都难保，直接成了溃兵也未可知。
1946年4月，国民党滇系主力第60军、第93军被调往东北战场。
东北这片白山黑水，素来是是非之地，乱象丛生，这两支滇军原本南方习惯了山清水秀，来到这北方苦寒之地，倒也显得格外不适。
就在这节骨眼上，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三位巨头亲自点将，派出了中央党校的刘浩夫妇，带着中央的决策，去东北专门负责策反滇军。
此等重任，落在刘浩肩头，也是党的别样信任。
刘浩到达吉林后，便火速行动起来，通过60军内部的党组织，展开了对中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
吉林省军区不甘落后，成立了滇军工作委员会。
司令员周保中任书记，他与60军军长曾泽生同为云南人，便拿起笔来，挥洒了几封家乡信，温情脉脉，乡音劝降，效果却出奇地好。
随着国民党在东北的节节败退，60军内部的动摇逐渐显现。
尤其是到了长春，60军已经被逼得无路可退，起义之念在军中已悄然蔓延，像一股暗潮，涌动在每个军官的心底。
此时，刘浩的任务愈发重要。
他出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处长，兼第一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专责60军的策反工作。
长春被围得越来越紧，粮草将尽，兵心思变。
滇军上下，从军长到士兵，眼看着解放军的包围圈日渐收缩，恐惧与疲惫中夹杂着期盼，起义的愿望几乎成为全军的共识。
曾泽生等高级将领的心早已松动，只待时机成熟，举大旗易帜，便是水到渠成。
辽沈战场上宣布起义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的帷幕缓缓拉开，辽西与冀东一片风声鹤唳，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雷霆攻势，宛如泰山压顶，给60军带来了极大的震慑。
摆在曾泽生面前的，确是三条道：一是死守长春，结局大抵便是与国民党同葬黄土。
二是向沈阳突围，可途中兵败如山倒，十之八九是半路夭折。
三是反蒋起义，倒还有条活路，走向新生。
曾泽生对蒋家王朝早已心生厌倦，此刻面对战局，内心波澜未止。
但经过数日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在9月22日晚9时许，暗暗下了决心：起义！
横竖是个死，倒不如给自己一线生机。
曾泽生当即与几位亲信密谋，陇耀、白肇学这两位师长，也早有此意，于是三人暗中筹划，分别做好起义的各项准备。
到了10月14日清晨，曾泽生派出两位得力的军官：张秉昌与李峥先。
这二位原本在此前被解放军俘虏，早已“弃暗投明”，如今又带着曾、陇、白三人的亲笔信，出城前往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驻地，去找刘浩联系。
16日上午，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方接见了他们二人，言辞热烈。
代表兵团司令部表示对60军起义的欢迎，并且提出了五点意见，要求曾泽生派出正式代表出城继续谈判。
当天黄昏，张秉昌与李峥先带着满满的消息返回长春，向曾泽生汇报。
曾泽生听罢，毫不犹豫，立刻命令李佐（60军182师副师长）和任孝宗（60军暂21师副师长）连夜出城。
他们赶往解放军营地，与第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以及刘浩密会，商讨起义的具体事宜。
解放军提出的五点要求，曾泽生一一接受：撤除对解放军的警戒。
沿中山路（今人民大街）布防国民党新7军和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
配合解放军消灭新7军。
扣押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及60军52师师长李蒿及其三位团长。
与此同时，曾泽生在182师和暂21师内召集了一场气氛凝重的军官会议，表面上是讨论“部队前途”，其实心中早有了定数：起义，调转枪口！
他沉声宣布了起义计划，命令下达之后，全场静默，只有军靴的细微挪动声。
随后，他命部队立刻调整防线，枪口不再对着解放军，而是对准了国民党嫡系的新7军。
这一刻，决定了整个60军的命运。
回到军部，曾泽生毫不拖延，立即扣押了潜伏在军中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军参谋长徐树民。
这人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可惜棋差一招，被曾泽生一网打尽。
接着，他又命令52师师长李蒿带着三名团长前来军部“开会”，一如往常，但李蒿与三位团长哪里料到，这“会”开得竟是让他们彻底失去自由。
一到军部，便被扣押。
到了17日清晨，曾泽生提笔给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长春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函，堂而皇之地宣布了起义。
午后，刘浩进城与曾泽生面谈，商讨60军起义后的细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
夜幕降临，在60军的引领下，东北人民解放军独6师、独8师悄然进城，与60军接替防线。
至18日凌晨4时，交接顺利完成，60军2.6万余官兵有条不紊地撤出长春，前往九台休整。
起义如此干脆利落，竟让人几乎来不及细想其中的惊险。
10月20日，《东北日报》大张旗鼓地刊发了解放军总部给60军的贺电，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次“光荣义举”的高度赞扬。
60军的起义深深刺入国民党的心脏，新7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新7军暂编第601师第2团最先行动，直接与解放军接触，商议起义事宜。
副军长史说与参谋长龙国钧密谋一番，终于决定放下武器，投奔解放军。
至18日午夜，新7军派人与解放军接洽，解放军第1兵团参谋长解方代表东北野战军，正式与新7军代表签署了协议。
新7军自愿放下武器，解放军承诺保证郑洞国以下所有官兵的生命安全。
那些愿意留下的军官，可以获得工作，不愿留下的，遣返回家。
19日上午10点，新7军全军放下武器，解放军顺利接管长春西部，长春城宣布和平解放。
至此，吉林省大地重获新生，吉林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宣告最后胜利。此战，东北战局彻底改写。
从60军到50军
长春围困战，国民党损兵折将95855人，丢弃武器弹药无数。
这场围困战役，乃是我军战史上首度大规模施行的围城之策，且是首次以围困之法和平解放一个固若金汤的大城市，战果辉煌。
此役，不仅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撤退长春、回师沈阳、全力增援锦州的如意算盘，更让东北野战军得以腾出手来，专心辽西会战，大大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
而曾泽生率部3个师共2.6万人起义，为这场和平解放添上了一抹亮色。
和平解放长春，辽沈战役大局既定，曾泽生此举功不可没。
为了将这支起义部队成建制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东北军区可谓用心良苦。
上面一声令下，立刻从各个部队调兵遣将，专门挑选了一些有“改造旧军”经验的得力人物来操刀。
徐文烈，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这位老手早就改造过滇军的第一八四师，如今奉命坐镇哈尔滨。
王振乾，辽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有成功改造东北军第一师的经验，如今来管第五十军的政治工作，那也是驾轻就熟。
这二人接到调令，毫不犹豫，调集起海城起义的党员干部，继续他们的“改造工程”。
徐文烈对这些海城起义的老伙计可谓熟悉得很，这些人早在兴隆整训时便脱胎换骨，一支支部队被重塑得焕然一新。
他们中的精英，先后组建了三个支队，先上前线历练，再回到吉林军区成立独立第五团，任务层出不穷，个个被磨砺得精锐无比。
到了1948年8月，独立第五团再次补充主力部队，被编入第六纵队第十八师。
东北军区当时对这些起义的官兵颇为惜才，特意留了一批骨干没有编入伤亡频繁的主力部队，以免他们折损过多。
这些骨干战士却反倒觉得是种遗憾，战斗少了，荣誉自然也少了，心里总有点不甘。
终于，第三支队官兵正式编入第六纵队，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八路军主力”了。
一个个精神抖擞，满脸得意：“咱现在可是正牌的八路主力了！”
从边缘到核心，这一转变让他们心中无比自豪，历史的洪流中，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48年10月17日，解放军代表刘浩与曾泽生会面。
这日，刘浩对曾泽生郑重告知：起义后，60军将被完整保留下来，编入解放军的序列。
这消息无疑是一颗定心丸，毕竟，起义易，保留建制却难。
曾泽生心中五味杂陈，60军几经风雨，如今得以保留编制，实属幸事，也可谓是解放军给这支起义部队的特殊“嘉奖”。
60军在起义后，顺利帮助解放军接管长春城，堪称大功一件。
保留番号，既是荣誉的象征，亦是对曾泽生的认可。
此事一出，滇军上下也稍感欣慰，毕竟，起义不是叛逃，而是正名，是归于光明。
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正式授予这支部队一个崭新的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
曾泽生被任命为军长，徐文烈为政委。
此时，部队内部进行了全面的政治整训，党的组织一一健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生根发芽，50军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之后的50军并未闲着。
鄂西战役、成都战役，这支部队接连参战，战场上的硝烟未散，他们又移师湖北沙市、钟祥一带，转而投身于农业生产和汉江大堤的修筑工作。
战场杀敌也好，脚踏实地搞生产也罢，50军的转变从一支国民党旧部，渐渐蜕变成一支政治觉悟与军事作战兼备的人民军队。
这一过程，既是历史赋予的机遇，也是滇军自我重生的契机。
“滇军”已成为过去，但这番号下的精神，却在新的50军中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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