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在镇江崇实女中度过的岁月（1946~1952年）|中学|女中|学校|崇实女|镇江市|黄镇

作者尹协和

1945年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中，传来了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奋和激动难以言表。这人说：他看见几辆卡车拉着垂头丧气的鬼子开走了，汽车后面人群的欢呼声吓得鬼子胆战心惊；那人说：以前人们走到卡子门哨口时要给鬼子行礼，现在鬼子见到我们中国人就连忙鞠躬……。

年青人见面就相互伸出食指和中指，打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姑娘们衣服上戴着V字形胸花。我家的老外公唠唠叨叨、自言自语地说个不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使人们洗涤了沦陷区八年亡国奴日子的晦气，一个个精神振奋神采飞扬。为庆祝胜利，十月十日“双十节”那天，镇江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提灯会。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我升入初中。

按照家长“就近入学”的要求，我上了镇江县中。当时的镇江县中就在薛家巷底，跟薛小毗邻。

记得县中那块地方日伪时期好像是警察局，我们在薛小楼上教室里，从窗口伸头往那边望，就能看见那边机关办公室门上挂的牌子，什么“第二课”之类（“课”即“科”的意思，日本人习惯这样用。由于当时不懂“课”字的意思，觉得奇怪，所以对这个牌子印象特别深）。

说起镇江县中，后来的人可能都无印象。原来，镇江在日伪时期是个县，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镇江成了江苏省省会，才改称镇江市。我上学时可能因刚刚胜利，当时还是称“县中”，第二年县中就迁到城里，不知改为什么学校了（可能就是京江中学），原来在薛家巷底的校址后来成了润商小学。

那时的镇江县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七、八十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男生们上课时大声吵闹，盖过了老师讲课的声音，有时还欺侮女生。我对这个学校很不满意，凑凑合合上了一个学期。就在这时，听说大西路的福音堂里要办一个女中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女生于锡珍、曹克慧等都很高兴。

那时我们对“教会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一无所知，唯一就看上了它是一个女子学校。初一下学期，我们都转学到了崇实女中。

从这开始，我就在教会学校里生活了六年（1946－1949），也可算是比较特殊的经历。

崇实女中始建于1884年，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办的教会学校，校址在风车山顶，风车山属于宝盖山的一个山头，因美国人在山上建了一个打水用的大风车而得名。

该校也算得上是长江流域最早的近代中学之一了。

最初的学生都是基督教教友，还收养一些孤儿，这些孤儿被教会培养成材以后，往往返回该校任教，称作“施教报恩”，有一些终生不嫁的老处女就这样把终身献给母校的教育事业。

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后来扩大招生面，也招收非基督徒的普通学生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停办，风车山的校舍被军队占用。到1946年复校时，只好先暂借用大西路福音堂的房子。

我们是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只招了三个班，即初一下、初二下和高一下。校长由福音堂的牧师崔宗酆兼任，教师大都是原来在其他学校任教的本地人，如法季驯、吴栖梧等老师，大概是用高薪挖来的，他们都不是教友。最初只有几个职员（包括崔师母）是教友，不久来了慕淑琴、姚子青两位老师是教友，可能是教会派来的。

第二年教会才从南京调来姚菁粹老师当专职的校长。

私立学校可能学费要比公立学校高一些，但它有美国教会的外资津贴，学费大概也不会高得太离谱。从我家当时经济条件看，八年抗战中祖父留下的财产已经耗尽，父亲的薪水每月入不敷出，家中生活比较拮据，如果学费太贵，父亲就不会同意我上这个学校。另外，曹克慧家也属工薪阶层，她们家能承受得起崇实的学费也就能说明这一点。

2001年镇江二中（崇实女中自1952年后改现名）为迎接120周年校庆，征集校史资料，刘龙老师来信曾问及当时学费多少，我无法确切回答。我真惭愧自己当时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完全不体会父亲每学期筹集学费是多么艰难。

1986年父亲回忆家庭衰败史时曾说：“战乱时期生意损失惨重，胆小不敢再做买卖，想存钱保本生息，1942年请人在上海买了1000元港币（值4、5两黄金）存银行，为期三年。由于通货膨胀及币制改革蚀耗，到1945年仅值一疋杭罗，秋季开学时卖出，只够几个孩子交学费”。可见每逢开学父亲总要为筹集学费发愁。幸好，后来崇实女中有奖学金，我因每学期都考第一名而能享受学费全免的待遇，减轻了家庭负担。

进入崇实女中以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宁静安详的气氛跟镇江县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福音堂虽座落在繁华的大西路上，但走进院内后，就听不到一丝噪杂的声音。眼前只见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地和一丛丛红艳艳的大丽花，洁净的水泥路旁长着低矮的冬青围栏。迎面的高大尖顶建筑物就是教堂，教堂窗户上闪着蓝色和黄色玻璃的亮光。人们走到这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放轻脚步，不敢大声喧哗。

我们的教室在教堂后面的二层小楼里，教室楼后面还有个小操场。女同学上课时都很安静，专心听讲，努力学习。

我特别爱听法良（法季驯）老师的平面几何课，那漂亮的板书、精练的语言、严密的逻辑使我入迷，这对培养我的思维能力大有帮助。有时我晚上做一道难题没有想出来就到睡觉时间了，在睡梦中还会出现灵机一动解出难题的奇迹。

那时我和于锡珍、黄镇、曹克慧几个同学比较要好，大家都是无忧无虑的孩子，除了学习就是玩，完全不关心时政大事。崇实女中一贯的传统是星期六下午就放假，我们就约几个同学到学校打篮球，那时女子篮球规则是以中线为界攻守双方都只能在半场范围内活动，常常双方挤在中线旁伸长胳臂抢球，十分滑稽可笑。

崇实女中体操队。

复校初可能因为选择教师有困难，也曾出现过一个跟崇实传统不相和谐的音符。

当时的音乐教师是个长得很帅气的青年，名李汉琏，后来知道他是个三青团的活跃分子。他最擅长唱男高音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嗓音特别好，很有魅力，在市里也小有名气，高中的大女生有不少人对他很崇拜。

他在崇实任教时间不长忽然就走了，据说是参军去了。过了几个月他又回到镇江，这时他已不是崇实的教员，但还是来校做过一次演讲，那时我们不关心政治，听得半懂半不懂的，好像是讲他所在的国民党军队在山东遭到惨败，（现在想来可能就是1947年5月张灵甫的王牌74师全军覆没的那场孟良崮战役），讲得声情并茂，似乎很悲壮。最后在高中同学的要求下，他又唱了一次《教我如何不想他》。

大概在1947年暑假后，我们就到风车山的校舍上课了。

当时校产还没有全部收回，西边有一座楼还被什么单位占着，我们只能从东校门进。过了铁路上的黑桥，对直上山，山路较短但坡度较陡，山坡尽头就是校门口，进了门就是教学楼。大约半年后才改走西门，这时过桥后要向西走，沿着跟铁路平行的平坦的斜坡前进，道旁全是破烂的棚户人家。

曾有一段时间，早晨上学时，可以见到教会在那里“施粥”。但施的不是米粥，而是一种称做“汤粉”的食品，是美国战后救济总署的剩余物资。我们在福音堂上课时也曾发给我们学生每人一袋，说是给学生增加营养。这种汤粉（soup powder）是牛皮纸包装，印着英文字，约1000克重。母亲做了一点尝尝，可能是玉米和黄豆粉的混合物，咸味中混有难闻的大葱味，没人爱吃。

走过破烂不堪的棚户区，一拐弯就见西校门，进了校门，这里却是别样天地。

门房里看门的工友是个尖嗓子的小老头，有人说他曾是个太监，他对人总是谦卑地笑脸相迎。

从西校门进入，要走过一条长长的水泥路才到教学楼，沿路最先见到的是左边的两幢小洋楼，那是教会派来的两位美国老小姐罗克烈和盖梅月的住宅。学生们走过这里只是遥遥观赏这西洋式建筑，不敢走近。

路的右边向南伸进去，排列着几座二层小楼，那是男教师宿舍，这里也有一块无形的、约定俗成的牌子：“女生止步”。

再向前走，路的右侧就是沿着山头的围墙，墙的内侧是水泥路旁的树木花草，墙外是开阔的山村风景。路的左侧先见到两幢大楼，一座当时还未用上，另一座楼房就是住校女生和单身女教师的宿舍。走过宿舍楼，是一个不很大的操场，最后才到教学楼。

所有这些建筑，占满了小小风车山的整个山顶，山南围墙外是桃林乡的农田，山北没有围墙，只是沿着山腰拉了一圈铁丝网，山坡陡削，长满了灌木、杂树和杂草，透过树丛向下看，隐约可见山脚下棚户区的屋顶和火车走过喷出的白烟。极目远眺，还可遥见天际间朦胧的长江。

教学楼的建筑显得很坚固，墙脚下镶着一块白色大理石的奠基石，上面刻着建校的年月等纪念文字。但是这座楼大约在1982年已经被拆掉了，据说是因为长了白蚁。后来建成的教学楼虽然加高了，但显得很单薄。

在我们上学时，那个教学楼是个二层楼房，一楼有礼堂和办公室，二楼有明亮宽敞的教室，楼里的地板、楼梯、门窗以及礼堂内的排椅都漆成棕红色，显得非常庄严肃穆。再配上整个校园里自然和谐的风景，一种特有的宁静安详的气氛使人心平气和，很适合专心研究学问。

宿舍楼也很考究，楼内地板家俱等是一色的枣红色油漆。宿舍是两、三人一间，在二楼中部有一间很大的自习室。

自习室的结构很特别，它是沿着墙壁四周像火车车厢里那样用板壁隔成十几间敞开的隔间，每个隔间内有一张方桌，方桌的三面有固定在壁上的长条凳，自习室的中央却留出不小的空间，可以开会、搞活动。从自习室容量来看，全部坐满也不足100人，可见当时学生人数之少，在我印象中，那时住校生大约只有30多人。

当我们最初由福音堂搬上山时，我们曾参观过宿舍，对这里的生活环境都很羡慕，但是住宿费相当贵，只有家离学校较远的有钱人家小姐才住校。记得于锡珍就曾要求家里让她住校，家里坚决不同意，而我和曹克慧对此想都没有想过。我们每天走读，平时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去宿舍楼，对住校同学的生活也不太了解。

教会学校重视英语教学这是人所公认的。我们每天上午第一节课都是英文课，六年的课表从未变动过。

初中时教材用的是开明书店出的一套读本，内容由浅到深全是故事和短篇小说，老师不系统讲语法，也不教国际音标，但是却教给我们一些很有用的经验之谈。譬如，见到一个生词，先找出母音字母，划出音节，按习惯，母音字母在什么情况下读长音、什么情况下读短音，辅音字母怎样搭配就该怎样发音等等，这些规律只要不是特殊情况一般都是正确的。语法虽未系统讲，但课文中遇到的语法现象也还是要说明的，特别是课文中遇到的phrase（片语，或称短语）老师都要我们underline（在词下面划线）。

有时老师还要我们用英文写作文，我们不懂语法，只能模仿课文中的句子胡乱凑几句。有时还举行全校的英文演讲比赛，所谓的演讲，其实也就是选一篇文章背熟了，上台带着感情朗诵，我也参加过。我体会，这种教学法主要是通过反复朗读、用英语提问和回答问题来培养语感，从语言习惯中逐步掌握语法。

到了高中阶段，我们才专门上语法课，教材是英文版的《英文典大全》（A COMPLETE ENGLISH GRAMMAR FOR CHINESE STUDENTS）作者是DAVID LATTIMORE ，M.A.）。它的教学特点是善于用diagram（图解）的方法分析句子，因此一翻开书，里面到处可见图表。我觉得这种方法很好，但不知为什么解放后这种方法绝迹了。

除了一般的文化课，教会学校的特点就是有宗教活动，虽然学生中基督教徒只是极少数，家长信教的也很少，但全体学生都要上圣经课，每周一早晨还有老师领着做“小礼拜”。

音乐课上主要是教唱赞美诗，课外还组织一些同学参加“唱诗班”星期天到教堂去唱赞美诗。

我和我周围的几个好朋友于锡珍、黄镇、曹克慧等都不信教，但是年幼的我们又觉得这些活动很新鲜、很好玩。

我们班的圣经课是姚菁粹校长主讲，她是个老处女，还教我们的初中英文和世界地理。我们背后叫她姚老太，现在想来那时她顶多也就40岁左右。

我们对待圣经课就像听故事一样。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上帝”这样一位主牢一切的神。至于耶稣，我好像在什么小说里读过关于他的故事，小说中把耶稣描写成一个革命领袖，为了拯救民众，被敌人杀害，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没有读过以色列的历史，不知道是否有所影射，但我认为他是人，不是神，不是上帝的儿子。

记得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教室里充满欢乐的阳光，我和曹克慧共一桌坐在靠门的位置。姚老太习惯地将左手背贴在腰上，身子微向前倾，慢条斯理地讲着圣经，我心不在焉地听着，脑子里还在想着未解出的几何题。忽然姚老太叫了我的名字，问我在遇到困难时是否祈祷上帝，我站起来低声回答：“我不相信有上帝”。同学们大吃一惊，因为大家都认为即使自己不信上帝也没有必要明白告诉姚校长。姚老太也很生气，但她没有发火，她想了一想，然后严肃地说：“糊涂的孩子，你对上帝有罪了，可是上帝仍会爱你的，快祈求上帝饶恕你的罪过吧。”接着又继续讲课。下课前，姚老太又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门！”这段祈祷文是她在每周“小礼拜”时领着大家背诵了不知多少次的了。她经常背的祈祷文还有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门！”等等。

每到星期六，英文课下课前，姚校长都不会忘记对同学们说：“希望你们明天都到福音堂去坐礼拜”。参加唱诗班的同学当然是要去的，一般同学去不去坐礼拜那是自愿的，但不少人受好奇心驱使也想去看看。由于福音堂离我家特别近，黄镇等同学有时星期日上午先到我家玩，然后就约我一起去坐礼拜。我虽不经常去，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很喜欢教堂里的那种气氛的。进了教堂，谁都不大声说话了，走路脚步也轻了。牧师布道是用一种特殊的、拖长了的、深沉的音调。这声音似乎是一种催眠术，即使你完全没有听进去他讲的内容，也会使你浮燥的心立刻沉静下来。唱诗班的歌声响起，那特殊的旋律把你带入近乎梦幻的境界，忘掉身在何处，忘掉世俗纷扰，使你的灵魂得到净化。

曾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种魔力，大约在1947年冬天，南京教区一位有名的牧师（名字忘了）来镇江布道，一连几个晚上在大西路福音堂讲道，姚校长一再动员同学们去听讲，本来我晚上一般是不出门的，但在黄镇、于锡珍两位好友的怂恿下也不好意思不去。

这位牧师的演说几乎使全校轰动，许多原来不信教的同学听了几次以后，也想要加入学校里的“青年团契”了。（这是教会里未正式受洗礼的信教人的群众组织），我的妹妹就是其中一个，黄镇也曾动过参加团契的念头。这位牧师口才极好，虽然他讲的内容也无非是说什么“一个人生活里是应该有信仰的，有了信仰才能得到精神上的寄托”等平庸语言，然而在礼拜堂那特殊环境里，在那宁静安详而又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他那亲切仁爱的态度，那抑扬顿挫的音调，却使演说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扣人心弦的效果，像中了催眠术一样，使你的思想不由得跟着他的话转悠。这大概属于表演艺术的魅力吧？由此可见，小说《牛虻》中主人公，在牧师的祷词诱导下不由自主地忏悔，泄露了革命组织的秘密，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坐在礼拜堂里，身旁的黄镇、于锡珍都心动了，我也神入其境失去了自我，似乎很感动。

但回到家里，清醒过来后，想想“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印象却很模糊。

我问自己：我本不信鬼神，我为什么要信上帝？我强打起精神在日记上用理智写下：“弱者才需要上帝作为他的精神支柱，我愿做强者，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需要上帝！”

宗教活动中最有趣的是过圣诞节。

1947年12月24日晚上，同学们叽叽喳喳挤满在学校礼堂，礼堂布置得喜气洋洋，空中拉起彩带，台前立着两棵美丽的圣诞树，树上小灯泡闪耀着欢乐的光芒，教徒和非教徒都很高兴。忽然琴声响起，活动开始了，姑娘们安静下来。慕淑琴老师坐在钢琴旁奏起了圣诞节的赞美诗乐曲。姑娘们也跟着唱起来：

“平安夜，圣善夜，万安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静享天赐安宁，静享天赐安宁。”

接着又唱起另一曲：

“一轮明月照在天空，……数位牧人和霭可亲，……小小的主耶稣睡在马槽里，众天使守卫在主睡的地方，……小小的主耶稣睡觉很安康。”（旋律我还记得，歌词记不清了）。

忽然，圣诞老人来了。弓着腰，背上背了个红色大口袋，身穿宽大的红衣红裤红帽子，白眉毛、白胡须都是用棉花做的。大家都很惊奇，这是谁呢？他叽叽咕咕说了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把口袋里的圣诞礼物分给大家，就又匆匆离去。有人说这是姚子清老师扮的，真是一点也看不出。

圣诞礼物只是一些糖果和圣诞贺卡，同学们高高兴兴地打开贺卡，却发现每一张贺卡都有剪过的痕迹，原来这些都是盖梅月、罗克烈两位美国小姐拿出来的，是她们收集了许多别人送过的卡片，剪去字迹后作为礼物分给大家的。同学们看到这些剪过的贺卡不免有些扫兴，但是这些卡片的确很好看，它那优质的纸张、精美的印刷、美丽的图画和新颖的花式设计，都是国产贺年片无法相比的。

我一边欣赏它们，一边感叹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甚至有些受辱的感觉。

1948年圣诞节没有搞全校的活动，只是教徒们自己庆祝了。

教会学校里的老师一般都很和善，对学生如同对子女，同学们也都循规蹈矩，团结友爱，很有点家庭气氛。但若说到教会学校里的“特色教师”，就不能不跟“老小姐”联系起来。

首先，美国教会派驻崇实的罗克烈和盖梅月两位先生，就是被人们称为“小姐”的，而不是称她们“女士”或“夫人”，当时她们的年岁至少在50岁以上。

我们一般学生对她们总是敬而远之，没有跟她们说过话，也没有机会听到有关这两位小姐的经历，她们也不经常到教学楼来。

盖梅月看上去很和善，有时见到她来教学楼，用美国腔的汉语跟教师们说话，但跟姚菁粹、慕淑琴就常常是用英语交谈。曾有一年，记得好像是她过60岁生日的那一年，她拿出自己的钱来资助一位清寒学生，称为“盖梅月奖学金”，曹克慧申请并得到此奖学金。

罗克烈看上去却很严肃，几乎没有听她说过话。但是我曾听陈少瑛同学在教室里说过，罗克烈常邀请“青年团契”的学生在她家中聚会，有一次她迟到了，罗克烈很不高兴地对她说：“小姐，你的表慢了”，她们对罗克烈也有点惧怕。

校长姚菁粹也是位老处女。因为她教我们的课较多，差不多天天见面，所以感受最真切。上课时她常像老祖母一样唠唠叨叨说些课本以外的话，多次听到她对同学们的头发发表议论，什么“家秀，你的头发长了，为什么不梳成小辫儿？”、“这就对了，今天你梳上辫子了，多好看的小瓜子脸儿呀！”、“安娜，你的头发该剪了！”……

那时崇实女生绝大多数都是梳两条不很长的辫子，校方不许留披肩发。

而我对辫子却有一种逆反心理，我想，“孙中山革命成功民众才能剪去满清强令蓄留的发辫，如今怎么反过来又时兴留辫子了？”所以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留过辫子，总是标准的短发，我的头发姚老太是挑不出毛病的。

1947年姚校长曾到台湾访问过，回来后在地理课上向我们介绍过台湾美丽的风光。1948年她就调走了，同时调来洪达瑛先生接任校长位置。关于姚菁粹为什么没有结婚，我似乎耳边曾听到过几个家庭跟教会有关系的同学私下议论过，说是姚菁粹年轻时曾想跟姚子清先生好，但后来姚子清跟姚师母结婚了。

慕淑琴也跟姚菁粹一样是个“老处女”，年岁比姚菁粹大些，据说她从小是个孤儿，是由教会抚养大的，她学成以后就一辈子献身于教会学校了，崇实女中就是她的家，这大概就是崇实历史上早期提倡的“施教报恩”吧。大概是因为从小缺少家庭的温暖，她脾气很古怪，喜怒无常，像个老小孩一样，单纯、天真、不通人情事故，但心地很善良。她教比我们高一年级（也就是陆际清所在的班）的英文，也教全校的音乐课。她钢琴弹得很好，每次一上课就先教大家练美声唱法，让大家跟着琴声“啊－啊－啊－”地吊嗓子，然后再教些“茶花女主题歌”之类的西洋名曲，当然都是用洋嗓子唱。此外就是教唱赞美诗，所以那时我们学会了不少首赞美诗歌曲。她经常弹起琴让我们唱那首欢快的赞美诗：

“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雄壮像勇士，美好像新郎，天空飞鸟过，地阔野花香，教我勤劳动，天父有恩光。”

她的神情也好像陶醉在美好的童话里一样了。

陆际清似乎对慕淑琴师生情谊很深，她比我早一年高中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并公派留苏，回后来就在清华任教，但我在北大时我们俩都互不知晓，直到1987年她才得到我的讯息，辗转把信寄到石家庄跟我联系上。

后来她曾来信说，她得到了慕先生的地址，她出差到上海时还特地去看望了慕先生，当时慕已是90高龄，随信还寄来她俩的合影，照片上的慕先生笑咪咪的显得乐观开朗。

据陆际清信上说，慕自己讲，她解放后因与同事不和，被排挤出崇实，后来就住在上海，靠教会的姐妹们帮助生活，她说，崇实后来给她寄过一次钱，她气得退回去了。她说现在唯一的就是祈祷上帝不要让自己的眼睛瞎了，她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想，她说的与同事不和受排挤的事大概是崇实1952年改成二中以后的事吧，因为此前崇实并无人事变动。不过可以想像得到，像她那种脾气，怎能受得了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若要她能把自己融入新社会，或是使党派来的干部谅解宽容她，又谈何容易。

洪达瑛校长也是个老处女，1948年从南京调到崇实时，看起来大约30多岁，她沉稳、干练、说话不多。她教我们的生物课，十分敬业。她当校长时间不长镇江就解放了。

随着洪达瑛调来后不久，又调来一位年岁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女教师方令完先生，方先生教国文，也是单身女性，她们俩似乎原来就是好朋友，但方令完不是教徒。她没有教过我们的课，所以跟她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但看上去她性格豁达、豪放，很是热情。我弟弟协远是1952年改为二中后第一届初中生，他们的国文老师一直是方令完先生，协远对她十分崇敬。

为什么崇实女中有这么多教师是老处女？我想这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男权社会里，妇女是男人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人格，一些有志要独立自主作一番事业的女性，或是看破世间不幸的婚姻，或是自己命运多舛，便决心选择独身的道路，而教会女中便是最好的避风港。

但是教会女中并不是为培养老处女而设立的。相反，早期的女中是希望培养出高雅的有教养的贵夫人，所以那时设有一门外界社会很看重的课程，那就是“家政”课。

但1946年复校以后，毕竟时代又前进了一步，学生成份比过去更广泛了，学生们来崇实读书，是希望能在这里受到优良的普通中等教育，所以校方一直没有再开设家政课。

但是我还是听到姚校长及个别对崇实过去情况有所了解同学闲时对家政课津津乐道，很感兴趣。当时，社会上不少人认为崇实是贵族化学校，大概也是有这种历史原因的。其实，即使我们那时学生成份已经比较平民化了，但由于民不聊生、教育不普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观念还残存在小市民脑中，所以能够让女孩子上中学的家庭一般都还是小康以上的比较开明的家庭。

当然，崇实女中比起其它中学来可能出身于富商官宦家庭的比重更大些。那时，在崇实女中，看一个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只要看她的穿着打扮就可以分辨出来，尤其是初中，有的还保持着小女孩的丑小鸭形象，有的却已是端庄娴淑的大家闺秀打扮。

崇实女中没有校服，但一些家中有钱的学生却在服饰上“引领时代新潮流”，逐渐形成“准校服”。那时的女学生通常是穿阴丹士林布的旗袍，但她们也能穿出特别的风格。

冬季，在裁剪合体、长及腿肚的蓝旗袍罩衫里面，穿的是驼绒或丝棉袍（而不是臃肿的棉袍），并在底边处微微露出几分里面旗袍的彩色织锦缎面料。腿上也不是穿棉裤，而是穿时兴的浅灰色毛呢西装裤，笔直的裤筒从旗袍下面露出，长及脚面，脚上穿一双黑色低筒皮靴，脖子上围一条鲜红色纯羊毛围巾，衬托着两条乌黑的发辫。

这全套行头，除了蓝布罩衫外，都是一般人家穿不起的。而从审美的角度看，应该说，这种服饰还是很好看的。

一时间，几乎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也跟着这样穿戴，当然也有不少人因经济条件所限不能卷入此潮流，像欧阳美珠、武安娜这几个清贫的教徒以及我和曹克慧等这些坐在前排的小丫头们。

在夏季，姑娘们除了穿花式素雅的旗袍外，也流行一种朴素的洋装：白衬衫配天蓝色棉布的“中裤”（长及腿肚，比现在的七分裤略长一些），既凉快，看上去也很得体。总之，崇实女生的服饰是女校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我班同学中，最俱崇实女生特色形象的，要数陈少瑛同学和袁曾怡同学了。虽然那时我们并不是常在一起玩的好朋友，但至今仍对她们印象很深，不知她们现在何处？她们俩都是住城东，而且家境富裕，所以都是住校生，她们的仪表都是温文而雅，显得有点矜持、高傲。

陈少瑛的家长是基督徒，她本人也参加了“团契”，又是唱诗班成员。她嗓音很好，慕老师很欣赏她。每逢有什么文娱活动，我们班也少不了推她上台，表演美声女高音独唱。她读了不少西方文艺作品，并且很会讲故事。那时我们每天下午都有自习课，在自习课上同学们很自由，有的一边做作业一边和同桌聊天，也有的就干脆看小说。

我常听到陈少瑛跟周围同学讲小说里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譬如，《简爱》中罗彻斯特先生最后眼睛瞎了，简爱心灵感应，听到了他的呼声，来到了他身边；譬如，《飘》中郝斯嘉如何跟白瑞德结婚、又如何始终痴心地深爱着希礼；还有《亚森罗宾探案》中大盗罗宾如何一次次乔妆打扮愚弄警察的故事等等。虽然我的坐位跟她还隔着两行课桌，但她讲的故事还是吸引了我，使我想法子借来小说，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

袁曾怡同学的坐位在后边几排，印象中她家也跟教会有关系，她的文学知识较丰富，很会演戏，有一次班上排演田汉的独幕话剧《苏州夜话》，她扮一个卖花姑娘，演得很出色。她出场时用吴越软语喊了两声“栀枝花――白兰花――”真是扣人心弦。不知她后来是否从事文艺工作，1990年前后，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阮玲玉》，是浙江电视台拍的，屏幕上显出几个鲜红的大字“导演袁曾怡”，使我立刻想起她当年的形象。希望这个导演就是我所熟悉的那个袁曾怡。

初中同学中最使我难忘的，还是那几个同窗六年朝夕相处的玩伴，那就是曹克慧、于锡珍和黄镇。

曹克慧一直是跟我同桌，两人相处很默契。她学习很用功，不多说话，是个大老实人，班里有调皮的学生跟她开玩笑，她也不回嘴。她的家、于锡珍的家都离我家很近，我们每天放学一同回家，有时中午吃饭后还约了一同上学。但是在放假的日子里，曹克慧却很少和我们一同出去玩，这或许是她不太爱玩，或许是她家管得较严不同意她出来玩的缘故。

于锡珍家住薛家巷，是典型的三间两厢江南民居，还有个大院子跟她家侧门毗邻，据说那是日本人来镇江时烧掉房子后留下的废墟，多年来也长出了一些杂树、野花，还有两棵桑树。每当放学后我们一同走到她家门口时，她常常会邀请我到她家大院子里去玩。我们在那里开出了一小块地，种些草花，还练习爬树。

大约在初二年级时，一到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了，于锡珍、黄镇和我三人就约好到郊外去玩。

有时我们到学校周围的宝盖山“探险”，从风车山西校门出发，越过火车隧道顶上的山头，再下山就到了京畿路，对面就是伯先公园，从伯先公园大门进去，翻过公园后山从云台山下来，就到了观音洞，再从五十三坡回到大西路迎山门，然后分头回家。

有时我们沿着河滨公园对面的河岸一直向南走，可以走到南郊鹤林寺附近。我们在田间小路上无目的地漫游，或是在田埂边挖野菜，或是在小溪里抓蝌蚪。回家后，将自己挖来的“马狼头”用开水烫一烫做成凉拌菜，吃起来格外有滋味。

我们还到过象山脚下的长江边，坐在水边的大石头上，遥看对面矗立在江心的焦山，享受被江风吹打的惬意。尽兴后才走上岸来，信步穿过一块块稻田，寻路回家。

除了郊游，我们还一同练习骑自行车，往往是黄镇先在她家附近的自行车铺子里租好了车子，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到宝盖路体育场。轮流着，一人骑车、两人在后面扶护，歪歪扭扭地在操场上转圈子。我摔了不少跤终于还是学会了骑车，到现在我右小腿上还留下一条三厘米长的伤疤。

黄镇是个独生女，家住在宝盖路一个小铺子的楼上，外表看上去房子很破旧，而内部陈设却比较阔气。我从未见过她的父亲，据说是军队里的军需官。母亲是阔太太的打扮，成天只顾自己打牌，也经常不在家。黄镇天真、任性，如果她想约我们跟她一起玩个什么，她总是死缠白赖地恳求，叫你不好意思不答应，我考虑到她一个人在家很孤单，也常常牵就她。她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非常用功。有一年冬天大考前，她拉着我和于锡珍到她家“开夜车”，要睡在她家。我向来学习很轻松，考试根本不当回事，从来不用花很多时间复习功课，但是抗不住她的软磨硬泡，便也只好同意到她家去开夜车。那一晚，屋里生了个炭火盆，我们边看书边说闲话，书看得不多，零食倒吃得不少，过了十二点钟，悃得不行了，先是轮着睡，后来就三个人挤在一张小床上，都睡着了，被子一角掉在炭火盆上，差点儿烧起来。

初三的暑假，她和于锡珍都决定直升崇实的高中，不用考试。

暑假中，黄镇经常来我家，约我到她家去玩。有一阵子，我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在她家，我们坐在她家屋顶晒台上乘凉，她拿出许多做衣服剩下的碎花布，要我教她剪成大小、形状相同的小块，然后拼成大块布做书包。

1947初至1948年底，我们就是那样浑浑噩噩地在风车山顶上“静享天赐安宁”。

而这期间，解放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我却根本不知道战争是何物。

1949年初，我在崇实女中读高中一年级的下学期。

4月23日清晨，我跟平时一样正准备上学，忽然听到邻人说，夜里解放军已从江阴渡江，镇江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和机关也连夜撤退了。我和妹妹没有去上学，看到街上很平静，我们便走到江边，想看看有没有解放军，江边也没有任何跟平常不同的景象。

那天，有的同学去上学了，听她们说，到校的师生很少，大家互相交流传闻的讯息，惶惶然不知所措，校长洪达瑛为了安慰大家，把同学们召集到礼堂，领着大家祈祷，求上帝保佑平安，让大家先回家，听候通知。

到了下午，解放军进城了。年轻的军人们穿着土布军装，踏着整齐的步伐，走在大西路上，使市民们耳目一新，尽管当时人们对共产党还不太了解，但深受国民党通货膨胀之苦的老百姓，还是衷心祈盼着从此生活能有新的转机。

按照军管会的安民告示，第二天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秩序，工商界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崇实女中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解放前，风车山顶的崇实女中几乎是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学校里既没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也看不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课程中没有开设“公民”课（这是国民党时期的政治教育课），却每周有一次圣经课（尽管学生中信教的或家长信教的只是少数）。圣经课由身为基督徒的老师任课，主要是讲圣经上的故事和箴言，教大家离恶行善，要诚实、有爱心，要帮助弱者。

因此崇实女中的姑娘们一般都不太关心政治，然而纯真、善良、有正义感。

解放了，崇实的大门打开了。

首先是市里青年工作队派了两个同志来联系工作，找教师、同学谈话，发现与培养积极份子，组织“读书会”，在学校图书室里辟出一角，陈列了一些解放区新华书店出版的纸质很差的小册子，如《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

接着，文工团的女同志来校教同学们打腰鼓、扭秧歌。因为是自愿参加，开始时，高中的淑女型的姑娘们还忸怩着不好意思参加，而初中的女孩们却兴致勃勃地踊跃报名，很快就组成了腰鼓队。从此学校里气氛活跃了，课外时间“冬巴冬巴”的腰鼓声不绝于耳。音乐老师慕淑琴先生过去只教美声唱法吊嗓子，现在也教起革命歌曲来。

与此同时，课程中开设了政治课，有青工队的领导干部来上大课，同学们开始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逐步地了解了共产党并拥护共产党。以我自己为例，过去总是幻想能有一个没有贫富和等级差别、人人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现在懂得了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懂得了阶级社会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并不是空想；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此时的我，既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又为找到了真理而兴奋不已，从此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我想，很多同学也一定有和我一样的觉悟过程。

1949年暑假后，崇实女中开始有了少数几个新民主民义青年团员，高二的陆际清同学负责团支部的工作，我当时还没有达到申请入团的觉悟，正处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

在教师中，团市工委还发展了两名进步教师作为“团友”，一位是物理老师尹铭，后来兼任政治辅导员，另一位是体育老师曲超云，后来兼任初中少先队的辅导员。

这时教会驻在崇实女中的两位美国小姐罗克烈和盖梅月已经回国，校长洪达瑛老师思想也不断进步，团支部和团友对学校工作的建议她都能采纳并极积支持。

第二排左三，洪达瑛

这时，团市工委要帮助崇实女中成立学生会，采用民主竞选的方式，只要有几个人自由结合提名，就可推荐自己拥护的同学当候选人，她们就可以组织竞选小组，贴大字报介绍此人的优缺点，还到各班去游说，帮此人竞选。

当时崇实学生只有200人左右，从初一到高三每年级一个班，每班约30多人，互相都有点认识。出乎我意料的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我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过去我虽在班里当了几年班长，但当时学生中的习惯只是选学习好的当班长而不论及其他，以我的不善言词和不爱出头露面的性格，也只能在班里默默地为大家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现在让我当学生会主席，要出席市里的各种会议，要组织同学参加市学联发动的各种社会活动，对我来说真是个不简单的挑战。

解放初期的政治活动特别多，市里经常有大型集会、游行和街头宣传。由于青年人接受新事物快，所以这些活动的主力都是大、中学生，当时镇江只有一个大学，即江苏医学院，因此中学生的地位便空前提高。

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崇实女中也打破封闭的围墙走上街头参加了这些活动。记得第一次活动是上街宣传政府的“取缔银元”政策，我们组织了几十人的小分队，打着小旗上了街，感到既新鲜又陌生。当腰鼓队敲了一阵把群众吸引来以后，方少仙同学第一个勇敢地跳到板凳上，向群众大声宣讲党的政策。这在过去的崇实女中是不可想像的。

1950年早春，政府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区接受外资津贴中等学校会议”，全华东的教会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崇实女中去了三个人：校长洪达瑛、教师代表陈康祥、学生代表就是我。会址在百老汇大楼，会议开得既严肃又热烈。

这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大会，除了政府首长作报告，说明教会学校由政府接管从此脱离教会回到人民怀抱的意义，还安排了一些教会学校的代表发言，有的揭露外国天主教神父隐匿在教会学校里搞间谍活动；有的揭露帝国主义以教会学校为阵地灌输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培养自己的代言人的文化侵略本质；有的控诉奴化教育给自己的毒害，使自己不爱自己的祖国而爱美国。会议开到最后，与会者都为教会学校的新生而欢呼。

会议期间我和洪达瑛老师同住一宿舍，我能感觉到她心情很激动，我们互相表示自己深受教育，决定回去以后要很好地传达会议精神，在崇实师生中开展一个学习运动。

回校后，正好这时全社会也都在开展“认清美帝国主义本质”的教育，政治课上学习《美帝侵华史》小册子，在这个学习浪潮中，校务委员会和学生会按排了一些活动，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庆祝崇实女中的新生。

紧接着，朝鲜战争开始了，市里不止一次地举行各界群众的大型集会、游行示威，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学生们还组织了许多街头宣传的小分队，有的还演活报剧揭露美帝和李承晚集团的丑恶嘴脸。

崇实女中的同学们也踊跃参加了这些活动，在作准备工作时，同学们积极参与制作横幅、标语小旗，美术教师吕翰森花了不少时间画了一幅毛主席像的大型油画，还辅导同学们画了许多宣传漫画。

暑假前，我申请加入新民主义青年团，得到批准。

暑假中，团市委指派我到苏州参加“苏南区学生夏令营”，这次夏令营实质上是一个学生干部学习班，内容有：听政治报告，学习苏南土改的政策精神，分析“是谁养活了谁”的道理，从而树立革命人生观，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为人民服务。此外还交流团的工作经验，也观看了一些文艺体育表演。

这次学习，使我政治思想上有了新的提高。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群情激奋，到处能听到“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

这时，在市里各中学校掀起了学生报名参加军事干校的热潮。

团市工委的干部来校作动员报告，同学们怀着满腔爱国热忱，都想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是很多家长都不愿意女孩子当兵。经过思想斗争，全校首先有20多个同学报了名。

我们组成了一个“赵一曼战斗队”，大家在一起学习，交流如何做家长思想工作的经验，再进一步在班里宣传。经过体检，最后全校约有近10位同学被录取，我因体检不合格未能参军。

我们高三班被军干校录取的有于锡珍、夏晓云等几位同学，高一、高二有茅申铨、胡家勤等同学，至今我仍保留着她们临别前送给我的照片。我还记得我校同学在火车站给全市参加军干校同学送行时的情景，那是个初冬的夜晚，冷风飒飒，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像火一样炽热，大家喊着口号、唱着歌，心情非常激动，也是很复杂的。是为他们崇高的行为而感动，也是为自己未能如愿参军而遗憾，或是为自己未能战胜私心而内疚。

当看到我校同窗多年的朋友戴着大红花登上火车时，我们的队伍里有人领头唱起了苏联共青团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武装起来踏上征途，勇敢前进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唱着，唱着，大家都热泪盈框。

这时苏南农村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崇实女中学生家庭是工商业户的较多，而是地主家庭的很少见，社会上的土改对这里触动不大。团市委为了让我们了解社会，接受教育，曾组织过学生到象山乡，参加旁听对恶霸地主的公判大会，听受害农民的控诉。

另外还有一次，团市委要我们派十几个学生到桃林乡帮土改工作队写宣传标语。桃林乡就在风车山南侧山脚下，站在校园围墙边向南眺望，就可看到一片美丽的田园风光，有碧绿的稻田和小池塘，有桃树柳树遮荫下的小茅屋和弯弯曲曲的土径。过去我们上美术课时曾坐在山头上遥遥对它写生过，可是从来没有在那片土地上走过，更没有想过无地少地农民的痛苦。

我接受任务后，先去了一趟，找工作队负责同志联系，然后利用两个下午的课余时间集合队伍下山，走进村里，按工作队的要求，用条帚蘸石灰水在砖墙上刷大字标语。

那几年，除了政治活动，市里还常组织一些全市中学生参加的文体活动，如联欢会、运动会等。有一次春季运动会上，曲超云老师教学生排练了一个“龙”的团体操参加演出，受到好评。其中有一段是：演出者排成几列纵队，每队人都手叉着腰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着，第一人先开始将头部左右摆动，第二人比第一人稍滞后一些时间也跟着摆动头部，第三个、第四人……也都左右摆动头部并逐一滞后一些时间。这样一来，从远处俯瞰，就可见到一条活动着的龙。

几十年后，我教学生普通物理课时忽然悟到：这种“龙”的队形，不正是“振动与波的关系”的很好的演示吗？

每当市里开联欢会，一般都是由各校先开联欢会，然后选上的好节目送去参加演出。我还记得校内的新年联欢上各班演出节目时的热闹场面，有少数民族歌舞，有独唱、合唱，还有戏剧。我们班上有不少演戏人材，解放前就演过独幕剧《好儿子》和《苏州夜话》，那时周以钧同学女扮男妆，头发绾在帽子里，穿上西装，还真活像一个英俊少年。

解放后的联欢会要演新节目，吕翰森老师帮我们找了一个秧歌剧《一朵大红花》的剧本，还帮我们拉二胡伴奏，这次是尹协瑛同学女扮男妆演了男主角，徐家秀同学演他的妻子女劳模，周以钧扮了个老太婆，是他俩的妈。后来不久我们到象山乡农村参加“治螟”劳动（除掉秧田里的螟卵），住在乡下两天，市学联临时决定就地跟农民开联欢晚会，我们还紧急凑齐服装道具，在联欢会上演出了这个秧歌剧。

解放初这几年学生的社会活动确是比较多，但崇实女中的教学质量仍然是一流的，这应归功于老师们忠于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回想起来，我们高中的每门课程学得都很札实，这为我们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解放初还没有统编教材，我校选用的教材都是经过多年实践证明的公认的好教材，如严济慈的《高中物理》，数学和化学也是国外优秀教材的译本如《范氏大代数》、《葛氏三角学》，英文教材也是比较深的，除了课文选用《高中英文选》、还另有专门的文法书，是英文版的《英文典大全》。

自然科学方面很重视实验教学，记得洪达瑛老师教我们生物课时，让我们用显微镜看洋葱皮的结构，教我们练习用左眼看镜头、右眼看镜外，同时在纸上用铅笔画出显微镜中看到的图象。

讲到“嫁接”时，就带我们到校园北的山坡边找蒿子野草，教我们将菊花的嫩枝嫁接在蒿子草上，还要我们经常去观察它的生长情况。校内的仪器不能满足物理、化学课的需要，尹铭老师就联系市里的“理化实验室”，每隔一周带我们去做一次实验，这些实验都有专门的教学大纲和实验报告纸。

生理卫生课老师也曾领我们到江苏医学院的解剖室去参观，由医学院的助教从福尔马林液中取出人体各个部分的尸体标本，逐一给我们讲解。

1951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了。这时新中国的建设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的专业人材，高等教育面临大发展的态势，生源不足，国家希望多一些人考大学，我们班绝大部份同学都报考了，也全部被录取了，后来都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我因工作需要，被团市委动员留下来到团委机关当干部，没有去考大学，在另一条战线上为革命效力。

我到团委以后，分配在学生部工作，仍然负责联系崇实女中的学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