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将星熠熠，共有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包括我们熟知的萧克、邓华、杨得志、许世友、杨成武、韩先楚等等。
开国上将本来有57位，其中有两人是后面补授的，一位是李聚奎，另一位是王建安。
李聚奎的情况比较简单，他授衔的时候正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石油工业部不属于军队系统，因此在1955年没有参与授衔。到了1958年，他与余秋里中将对调，出任总后勤部政委。上级考虑到他革命年代的贡献，最终为他补授上将军衔。
而王建安是1956年被补授上将军衔，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直以来有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王建安受到黎玉的影响。抗日战争的时候，王建安曾长期担任山东纵队副指挥，而总指挥张经武仅在山东呆了一年，因此山东纵队的工作实际是由王建安和政委黎玉主持的，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
第二种说法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因战略问题，王建安与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发生了争执，甚至拍了桌子，这件事情后来传到了毛主席那里。因此，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毛主席特别批示: 此人骄傲自满，宜授中将。但是负责军衔评定的总政部主任罗荣桓认为，以王建安的资历和战功，给他评个中将太不公平，因此一直拖到了1956年才给他补授上将军衔。
第三种说法比较靠谱，王建安受到了“高饶事件”的影响。解放战争的时候，饶曾任山东军区政委、华东军区政委，他对军事能力出众的王建安特别欣赏，曾提议王建安出任华野东线兵团副司令员，两人私交甚笃。1954年“高饶事件”后，华东军区展开了批饶与自我批评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王建安拒绝批评饶，同时也拒绝展开自我批评。这种行为受到华东军区党委的点名批评，王建安因而受到党内记大过处分，军队级别也从正兵团级降到了副兵团级。
1955年，总政治部递呈上将名单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想到了这件事，于是把王建安名字给圈了起来，并特别批示: 此人骄傲自满，宜授中将。
毛主席的意见不能不考虑，但是王建安的资历和战功也摆在那。负责评定军衔工作的总政治部主任是王建安的老领导，深知他的为人，如果真给王建安一个中将，那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于是暂缓了对他的授衔，直到1956年王建安做出深刻检讨和自我批评之后才给他补授上将军衔。相对来说，王建安比贺晋年幸运很多了。
王建安性格耿直，敢说敢做，坚守原则，在战争年代没什么，但是到了和平年代却让他错失了很多机会，因此一直担任大军区副职，包括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和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这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分别是邓华、杨得志、韩先楚，资历均不及王建安。在57位开国上将中，像王建安这种情况的并不多见。
素与王建安有嫌隙的许世友曾这样评价他:“老王这个人，会上拍桌骂娘，但是会下从不拆台。”意思是，王建安脾气暴躁，容易冲动，但是光明磊落，私下里从不搞阴谋诡计。
1975年，王建安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叶帅在接见他时，不禁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后，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之后，王建安担任了中纪委常委一职，他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当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工作初期，信访件特别多，但是王建安基本上做到了来信必复。
此外，王建安对待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有错必批，而且常常不留情面，不徇私情，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以至于叶帅都不忘提醒他说：“有人告你的状呢！”
对此，王建安毫不在意地说：“肯定是我批评过的那些人吧。”
在生活中，王建安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部在外地工作。
有一次，夫人牛玉清想让王建安调一个子女回北京工作。那个时候牛夫人年纪大了，对孩子愈发思念。
没想到，这个要求一提出，直接被王建安拒绝，他说:“只要我还没有死，一个也别想调回来！”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 一切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向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因此，好多老战友直到一个月后才知道王建安去世的消息。
李政委还亲自到王建安的家中转了一圈。王建安住的是单元式老房，卧室里没有地毯，也没有沙发，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床。床由条木拼接而成，以两长条凳支撑。看到这，李政委心里不是滋味，感慨地说道：“想不到建安同志生活这么俭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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