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搬家四次的动荡里，一个法学生尝试成为记者｜三明治|三明治|写字楼|房间|法学生|租房

文｜兰彻

编辑｜李梓新

小腹又一次传来牵坠般的剧痛，我靠在床边，维持着半蹲的姿势，将热水袋紧紧贴在疼痛的位置，仿佛再用力一点就要揉进身体。空调的制热功能是坏的，温度已经调到三十，仍感受不到有一丝热风吹来。窗户上贴了一层保暖的塑料膜，但冷空气仍从窗缝侵入，游荡在狭小的室内，像不肯散去的游魂，抓住我的脚踝蔓延上小腿。我爬上床，将头以下的部位全都淹没在厚棉被里，用被子与电热毯筑成一道坚固的营垒，房间里全部的暖意被囤积于此，而营垒之外的空间冷得像冰窟。

来上海读研的第二年，在不到十五平方米的公寓里，由于阴冷和潮湿，折磨我二十余年的炎症再次复发。而在此之前我曾天真地以为，随着年龄增长，这位幽灵已经离开我的身体。近两三年的时间，我不再受其困扰，可以不用在刚入秋的时候就把笨重的棉裤和发热帖塞进牛仔裤里——直到这个冰冷的出租屋击碎了我的幻想。我对它生出了恨意。

去年九月，我打算回上海开启研究生的第二学年。学校提供给专硕生的宿舍只能住一年，我的第一次租房就这样懵懂又莽撞地开始。搬离宿舍时，为了方便打包，用不完的洗发水和化妆品、规格只适用于上下铺的床垫都被抛弃，所有行李塞进六个大编织袋里，除去学生身份，这就是我和上海这座城市全部的联结了。由于实习的城市发生变动，我错过了六七月的租房旺季，决定回到上海时，学校周边能选择的房源已经寥寥无几。几经波折后，中介给我发来了一个公寓的房源，“XX青年社区”，“稀缺房型，就剩两间了。”屏幕对面的男人喋喋不休地打出短句，字里行间都在强调这是我“最好的选择”。

“面积不大，但是采光好！”

“离地铁口就过个马路的距离。”

“有电梯、冰箱、空调，外卖快递直接送到房门口。”

“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楼下就是交警支队，谁敢犯事儿？”

千里之外，我坐在东北小城的家里，北纬四十四度的阳光正穿过落地窗，毫不吝啬，毫无保留。我说不清自己究竟不喜欢手机里这间公寓的哪里，或许是雾霾蓝的窗帘，或许是卫生间门口那个突兀的台阶，像一颗外凸的、丑陋的牙齿。手指在屏幕上反复拉动着进度条，我试图从中介发来的视频中看出一些破绽，比如这房间是否有说得那么大，白天的阳光真的那么充足吗？这样机械的动作重复了数次，许是因为开了广角，或精心选择了拍摄的角度，我意识到自己所做的都是徒劳。

“房租能不能再便宜点？”

“3500，短租就是这个价啊，这公寓一般都不短租的。”

尽管对上海的房租已有了心理预期，3500元的负重仍具象化地降落在我的生活。当时我在律所的实习薪资是每天150元，这意味着一个月下来，我的薪水将一分不落地被交到房东手上。有时，学会接受人生的“没得选”，就从租下一间自己不喜欢的公寓开始。我在微信上交了定金，和他约好第三天到上海签合同。我的第一次租房就像一场包办婚姻，我和素未谋面的房子就这样别无选择地被撮合到一起。

公寓的招牌不足旁边海鲜饭店的十分之一大，入口是一道窄门，经过外卖柜和蜂巢快递柜，红地毯被来往的各种脚印踩得发白。电梯是和海鲜饭店共用的，一二楼是饭店，三四楼是公寓。四楼的电梯口有扇明亮的窗，转个弯拐进狭长的走廊，就难再看到阳光了。我放慢脚步在空荡的走廊里穿行，寻找着自己的门牌号，觉得自己像管道里蜗居的某种动物。房间比视频里的看起来小一些，厚重的窗帘有些脏，我将它拉到一侧，打开窗释放九月的闷热。上一位租客遗留的薯片残渣和促销广告单还在床板下，隔壁男生打游戏发出的尖锐叫喊不断撞击着耳膜，我俯身在小书桌上签了合同。“反正只住三个月，忍一忍吧。”

签完合同走出公寓，我才开始有意识地辨别四周的环境。这里很空旷，笔直的马路向南北延伸，几家店铺零星散落在地铁口。“四下不着天”，这句东北俗话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我盯着海鲜饭店的招牌看了半晌，才发觉原来我正站在校车去主校区的必经之路上。研一整年，我无数次坐在校车靠窗的位置，以观赏的心态途经此处，而此刻我住进了曾被旁观的景色里。

或许出租屋床底的垃圾残渣是一种生活的侧写，九月我过着看似规律而整齐的生活，内心的秩序却在逐渐崩塌。

临近外滩的写字楼里，黑西装白手套的保安会为每一位走入这里的人拉开门，鞠躬说“早上好”，目送他们刷金色的门禁卡，在电梯上按下不同的楼层。和所有法学生一样，我按部就班地在其中某一家律所实习，工作内容是破产清算、发邮件、寄快递。

写字楼连通着商场，每天中午我绕过人均上千的高档餐厅，在罗森便利店买两个饭团或一盒便当。合伙人的独立办公室大门紧闭，律师们总是从桌面半人高的案卷里抬头，说话时眉头紧皱、语气急促、争分夺秒。整栋楼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空气里弥漫着香薰味道的洗手间，因为上厕所是唯一不会被苛责的离开工位的方式。我会在镜子前多停留几十秒，后来延长到五分钟，十分钟，再鼓足勇气回到格子间里去，像回到密不透风的、忙碌的蜂巢。

坦白讲，我并不惧怕“工作”这件事本身，但整个九月我都被一种巨大的无意义感所包围。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耻于想象工作的意义，工作只是为了生存、买房买车，在赶往罗马的路上，一个人说他想要停下来看一看风景，闻一闻花香，寻找一点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似乎显得矫情又奢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在这种逻辑下就能够舒适、自洽。我难以在“幻想自己成为一个律师或法官”这件事上产生任何激情，也深知自己专业选择的背后是怎样功利的立场——在“成为精英”的号令声下，我应当沿着一条世俗认可的路径向前。“学这个专业，又念这么好的学校，将来肯定有出息！你要当个律师，法官，还是检察官？”回家过年时被亲戚问及，我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搪塞，比如“哈哈，还没想好，以后再说吧。”在一次次推脱中，我与这个我不喜欢的专业就这样微妙地共存六年，像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每天按部就班、漫无目的地撕着日历，直到有一天日历忽然见底——我终于被社会时钟推到了一个不能再逃避的时候。秋招已经开始了，身边的同学们紧锣密鼓地投出一份份简历，我也应该去争取一份留用，或者在秋招中谋一个法律职务，然后为它投入自己的余生，向世界宣告“这将是我一生的爱人”。

走出写字楼的大门，天已经黑了。离地铁站大约有两三条街的距离，我照例先拐进楼下的便利店，买一罐冰镇碳酸饮料，吞咽那些沸腾的气泡来换取一些发泄般的刺激，然后打开手机导航，加快脚步向地铁站走去。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仍记不清这里的街景，也辨认不出每一条道路，只机械地跟着导航行进，穿过潮水般的人群，路过商场明亮的橱窗，听到地铁口传来卖唱的歌声，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回到那个小出租屋里去，我要躺在床上。计算着到家的时间在地铁上点好外卖，我感受不到饥饿，但是生活逻辑告诉我此刻应该进食。

我记得一个金色头发的姑娘，在晚高峰的人潮中像一朵绽开的花。我盯着那抹金色，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好几天没有换过衣服了。我失去了对生活的期待。

一年后我已经做了实习记者，采访一个主动离开编制的女孩。采访最后，她对我说，你知道吗，从前我出门是一定要画眉毛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好像已经很久没在意过自己的眉毛了。一种共振奇妙地产生，我很想脱口而出：“我明白。”

“你上次到底有没有和隔壁那个男生讲清楚？不要喊那么大声很难吗？”

“我已经和他说啦，他是在打游戏。”

“打游戏就可以大喊大叫了吗？！”

住在出租屋一个月，我愤怒地质问公寓管理员两次，对方例行公事般地对噪声制造者给予“提醒”后，我仍能在每个下班后的夜晚、每个想要睡到自然醒的周末，听到打游戏时放肆的大笑和高亢的尖叫从隔壁的房间传来。

十月后上海的天气开始转凉，我腹痛的次数也转向频繁，抱着热水袋坐在床上，冰箱发出“嗡嗡”的运转声，和隔壁的喊叫交织在一起，像电流一样刺激着神经，卸去我思考的能力。晚上八九点以后，楼下总是出现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他们是海鲜饭店的客人，在电梯里肆意地散发酒气。我下班回来，按耐心中的恐惧，佯装镇定地不与他们眼神对视，擦身而过后飞速关上电梯的门。

租房使你和社会那道无形的界限消失了，走出家庭的庇护、学校的庇护，开始一个人面对真实的生活。而生活教会我的第一课，就是即使朝南的房间、3500元的月租，也未必能买到温暖和阳光。周末补觉时我拉上厚重的遮光窗帘，醒来后屋里一片漆黑，我无法辨别四周的环境，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只有一种茫然的恐惧在蔓延。但黑暗中总有一道明亮的缝隙，让我意识到此刻我还年轻，我的一生还很长。“我的一生还很长，我要就这样一直将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直到死亡吗？”

我前二十五年的生命里，因为成绩好，获得了“被期待”的特权，这种特权像无时无刻萦绕在耳边的咒语，鞭策你、诱惑你、塑造你，让你觉得自己有机会、也应该去努力成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精英。我也被这样的期待推动着给自己塑形，修剪掉那些横生的枝节、不安分的念想，以及窥探自己内心的勇气。高考选择法律专业，五院四系、律师证、名校法硕，我努力在每一场选拔中博取精英资格的入场券，它将有机会通向一份光鲜的职业和体面的薪水。

两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上海，看到陆家嘴的天空被高耸的建筑分割成高低起伏的区域，黄浦江的游轮携着晚风，两岸霓虹闪烁、灯火通明，人潮和繁光构筑一个如此摩登的世界。而我的家乡在东北某GDP落后的小城，凛冽的风在稀疏的楼宇间呼啸无阻，冬天的色调阴沉灰暗。在十八岁离家去南方念大学之前，我全部的世界不过是步行就可抵达的几条街、被爬山虎覆满的教学楼，以及校门口那家能买到最新漫画杂志的小书店。高考报志愿时我执意要往南方走，想象中的南方四季如春，像一个鲜活、明亮、永远雀跃着的姑娘。我想要更广阔的天地，去奔跑、去跳跃、哪怕是去跌倒。于是，二十三岁的我站在黄浦江畔，疯狂地想成为那一幢幢高楼中的身影，哪怕是一只工蚁。对于来自小城的我来说，这已符合了对精英的全部想象。

屈从于这种想象，本科和研究生六年，我在法学院上自己毫无兴趣的课，懊恼每学期绩点的起伏，参加看不见意义的竞赛，用一段段实习去填充自己的简历，直到它更趋近于面试官眼中的完美。数次冒出的转专业的念头被“赚不到钱”生生掐断，优绩主义的樊笼里，我收获了被磨灭的自信、被驯化的渴望与累积的自我质疑，直到在这个冰冷的出租屋，我终于快要被它们所击垮。在一次红圈所的面试中，HR追问我为什么本科毕业后有一段gap的空窗期，我看着她审问般的眼神，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疲倦。面试结束后，我主动提出了放弃竞争。“不干啦。”我想，我还年轻，还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这是一种幸运。我需要意义，我不应该为它而感到羞耻。

从律所辞职那天，我比往常更想准时下班。电梯停在高楼层迟迟不来，我背着书包，从旁边转运垃圾的通道逃跑了。不当精英又能怎么样呢？我从来都不是优绩主义角斗场上的优胜者，从前不是，以后也没必要是。我想起印度电影《3 idiots》，法罕跪在父母面前，流着泪说：“我当摄影师会怎样呢？住小一点的房子、开小一点的车，但是我快乐。”第一次看到这段台词，我被这种直白逗笑：编剧竟然可以只用“快乐”做理由。但快乐其实是这世界上最奢侈的东西，能够发自内心地说“我很快乐”的人，一定比想象中更加勇敢、幸福。

辞职、搬家，一切顺理成章。退房的时候，我轻轻关上那扇门，走出昏暗的走廊，没有回头。25岁，我终于获得了关门的勇气。

搬离第一间公寓后，吃一堑长一智，我像挑选相亲对象一样在各大租房群谨慎逡巡，向中介开出自己的“求偶”条件：一定要朝南，一定要采光好，一定要是正经的小区居民楼。可能就像美好的缘分往往始于不经意的邂逅，某天有位同学即将出国交换，转租一个离学校步行只有五分钟路程的房间。房间不大，差不多十二平米，但干净敞亮，窗外的小院子里有些房东留下来的盆栽，我看到一束凋落的花枝缠绕着窗栅栏，从缝隙里探出头来，如果可能，来年我会拥有一个最小平方的春天。看房的时候已经是日落时分，阳光仍在床和木地板上徘徊，投下柔和的色块。我想，这个房间不会冷的，尽管是一楼。

就这样我搬进了学校旁边的老教工小区，房租降到了3000块，昂贵的商用水电变成了民水民电。走出小区过十字路口就是商业街，晚上十点后仍灯火通明，能闻到小吃摊蒸腾的香气。独居变成了三户合租，室友是同学，我终于在出租屋里感受到了“人气”。人渴望独处，又时常害怕孤独。对门住着一对老夫妻，我搬来的第一天，他们循声打开门，对我说，我们都是学校的老职工，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找我们就好。

从原定的人生轨迹出走后，两个新的问题产生。一个是“为什么想来做记者”，另一个是“钱怎么办”。

实际上，后一个问题其实比前一个要好回答一些。毕竟在绝大多数时候，“怎么办”都有一个现实的答案，而“为什么”的答案需要寻找。

读了六年法律后决定转行，我感受到长期以来负加在身上的包袱卸掉了，我不再看手机里关于律所实习、简历镀金、竞赛、奖学金的消息，优绩主义的阴霾被短暂地驱散出了生活，我拥有了片刻的澄净。就像新的出租屋带来了一些阳光与微小的善意，那段时间我是一株植物，毫无顾忌地敞开枝叶感受它们的拥抱和沐浴。但同时，娜拉出走的困境也是悬在我头上的剑，成为精英的梦醒了，我不能无路可走。我想起从童年时就反复梦想过的生活：一张安静写作的书桌，一扇连接世界的窗。我的想象力、探索力、对世界的好奇心都没有死去，它们在更加热烈地燃烧。

“你学了这么多年法律，为什么要来做实习记者？”

“你律师证都考了，转行太可惜了。新闻行业的前景远不如你们法律。”

坐在我对面的面试官通常是报社部门的主编，当一个法学生要来做新闻，这些疑问就会反复出现。“做记者”不曾出现在我前二十五年的人生清单之内，甚至很少成为一个设想。这是一个贴满了标签的职业、一个曾经辉煌又落寞的行业，辛苦，吃力不讨好，又赚不到钱。此刻，按照求职的标准模版，我应该立刻说出几篇业内有名的特稿，表示自己受到前辈的感召和理想的召唤，但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怀揣着信念走进这个行业，被磨灭了光之后又离开。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待下去、能待多久，我只是迫切地需要“认真写点东西，又能和世界产生一点连接”。

媒体的实习工资很低，不足以负担我的生活，但我迫切地想要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独立。我婉拒父母打来的每一笔钱，空闲时做过家教、剧场的新媒体运营，心甘情愿地为自由的选择付出它应有的代价。开始生出努力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勇气像是我的第二次成年，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独自打造面对世界的盾牌，直到一次回家，我才知道在老家司法系统工作的舅舅觉得我应该考法院，成为小地方的人上人，母亲与他吵了一架。我想起母亲一直有当老师的梦，但因为姥爷的“专制”学了医，没能站上讲台成为她一生的遗憾。三代人的选择像两条草蛇灰线的伏笔，在我身上交汇、爆发，母亲成为了挡在我身前的那张盾：“我女儿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记者不是小说家，不能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沉思，需要永远开着那扇通向世界的窗，跳出去，和真实的人产生连接。而我安静、内向，对“与人打交道”这件事有天然的笨拙，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打电话找线索”是我最恐惧的事。做社会类选题又不能拖，一个号码拿到手上，留给我做心理准备的时间并不多，我必须马上打出去。即使在脑海中反复演练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电话接通后的话术，但实际上我往往只能得到一句“我不是XX，你找错人了”，和电话被挂断后“滴”的一声，飘散在空气里，像一串尴尬的省略号。

被拒绝是记者（当然也包括实习记者）的常态，但你不能责怪这种拒绝——毕竟对被访者来说，你是一个他们生活的闯入者、一个看起来“不怀好意”的窥探者。寻找采访对象往往依赖运气和对方给予的善意，即使现在许多报道都采取化名，走到公众面前向一个素不相识的记者吐露自我也需要莫大的勇气。我听过许多优秀的前辈传授经验，一个记者应该怎样锻炼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处变不惊的执行力，从采访对象、公职人员口中旁敲侧击地“撬”出线索，但我仍觉得沟通是一种天赋。很遗憾，我不是拥有这种天赋的人。

那段时间上海的春天已经来了，但我发现房间里的阳光其实比想象中要少一些，正对面的居民楼和小院顶的栏杆遮挡了大部分的日照，下午我通常只能追逐它在窗台上游移的残影。春天里也有被阳光遗忘的角落。我把出租屋里的灯全都打开，手机里是一条条没有回音的采访邀约，选题的完成遥遥无期。教工小区的窗外有春日万物的聒噪，我在清晨清脆的鸟鸣中醒来，反复想着：我适合做记者吗？我可以做记者吗？

四月的天气已经开始转暖，但我仍裹着长至脚踝的黑色羽绒服，狼狈地站在凌晨的急诊室，肌肤暴露在外的部分浸润在一种独属于夜间的、比冬天更清冽的寒意里。城市已经进入休眠，只有急诊室的灯还亮着，吐纳痛苦的病人和焦灼不堪的家属。一个小时前我的腹痛毫无征兆地再次发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剧烈，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绞进身体。我拿着厚厚一沓检查单，一项一项地感受着冰冷的器械在身上游走，最后在医生诊室桌前得到的结论是：“没什么大事，检查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它发作得很频繁，尤其是天冷的时候。”

“这个没有什么办法，你得学会自己去适应它。”

二十五年来，我身体里的恶魔甚至没有名字，只能被笼统又含糊其辞地称作一种“炎症”。所有药物都只能缓解、不能根治，它在我成年后短暂地冬眠，但并没有向我缴械投降，直到我第一次租房后在冰冷的公寓里再次亮出它的獠牙。我本以为春天搬到教工小区的新房间，让身体持续地感受到一些暖意，就可以让它沉睡，但现实是它已经在那里，就像一块抹不去的疮疤，我必须与它共存。

我明白再去责怪某一间出租屋、某一个选择是无意义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有些阴影就在那里，我必须学会与它共存。

上海的春天结束时，我决定去北京。

“美女，你就听我的，要在（北京）高碑店这片儿租房，就这个公寓，准没错！”

“谢谢，不过我还是想多看看，再给我推点别的吧。”

“哎呀你就信我的，这个公寓是最好的！”

我走在回教工小区的路上，点开手机里几条六十秒的长语音，屏幕对面的中介是典型的北方口音，声音不粗犷，但客气里夹带着强势。我没有相中他推荐的那间公寓，不仅月租快要到四千，还处在一眼能看出偏僻的地段。但他不肯给我哪怕一个额外的选项，为什么世界上总有些人喜欢替别人判断什么是“最好的”呢？

去北京是个大胆的决定，但我明白它不是偶然。邮箱里躺着一封实习生录取邮件，它来自一家在业内久负盛名的传统媒体，是很多人口中新闻的乌托邦。我还是个标准意义上的法学生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听闻它的名字，也看过实习生的招聘信息，直到新一轮的机会被推送到眼前，我已经有了一些算不上经验的经验，和署着自己名字的作品。打包作品集、写简历，我看着屏幕上的“邮件发送成功”，释然地躺倒在床上。窗外的鸟鸣会在夜晚隐去，出租屋里寂静无声，我感受到有些期待和渴望在逐渐战胜恐惧：如果明天我会死去，那么今天没能做成记者，将会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我要去学习，我要去向前再走一步。

被录取后，租房再一次成为横亘在面前的难题。欣喜褪去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对北京的印象只剩残余的碎片——我上一次去北京是六岁，因为那个没有名字的炎症，父母带我辗转在各大儿童医院。出租车上我昏昏欲睡，半梦半醒之间被晒得睁开眼，车窗摇下的缝隙里闪耀着金色尘埃般呛人的日光；北京动物园熊山栏杆边，我骑在父亲肩上，想要往人群里挤，手一松，捏着的天线宝宝“拉拉”掉进了熊山里。那天父母带我跑遍了周边的玩具店，却再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拉拉”。这些是我能回忆起的、关于首都的全部。高考时我的成绩足以念北京的许多学校，但我觉得北京太严肃、太压抑，执意要去心中更温暖、明媚的南方。直到现在，我又要短暂地回归北方——北京这座城市有全国最丰厚的资源，每个人都或许会不可避免地，在人生某一个节点与它产生连接。

“押金我不多收你的，就给500吧。”

新的中介有再熟悉不过的东北口音，发来的房间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床板和书桌都被开得过大的广角拉得狭长。在决定来北京之前，我还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足以用“奇怪”来形容的房子。草绿色、靛蓝色、橘黄色的墙纸像涂得劣质的半面妆，廉价的家具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厨房的灶台上油渍四处崩溅，洗手台和马桶以扭曲的角度被塞在一起。而这些房子在中介口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比如离某某大学最近，比如地铁通勤零距离。我看着手机里那个扭曲的长方形陷入犹豫，直觉告诉我它不值500块的押金。

那段时间我像是有着动物的生存本能，在未知的荒野上谨慎地寻找水源和巢穴，也谨慎地试探危险。最后我的“巢穴”被敲定在上班要转两班地铁、通勤时长一个多小时的位置。房子是开间，中介是个圆脸女生，热情地骑着电动车给我打视频，屏幕里的房间看起来已有些年头，壁纸、地板都留下了数不清的居住的痕迹，像上了年纪的老者，有了岁月的风霜，但却不失体面。最重要的是独立的阳台和落地窗。离开了上海，我终于可以在北方尽情地感受阳光了，尽管这阳光明码标价，月租4000，我还是租下了它。来到一座新城市、尝试一份新工作，往往从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租到满意的房子开始。打开空荡的新家，放下行李，环顾四周，心想：“新生活开始了”。

“北京不适合生活，只适合打工。”

手指在屏幕上飞速地打出这条微信消息，我来不及按下发送键，身体就被拥挤的队伍裹挟着向前移动，早高峰的地铁一号线正飞驰而来。凭心而论，今天算是幸运，车门打开的那一霎那，我看到车厢里并不算格外拥挤，我不必等第二趟地铁。七月的车厢像一个熔炉，我闻到汗味、腋臭、呼出的口气、衬衫上附着的烟味，以及眼前乌黑长发上散发的淡淡洗发水香。因为是最后一个挤上车的人，我站立的地方紧贴着车厢的自动门，只能尽量绷直身体，保证自己不会在下一站时被奔涌而出的人流所推倒。手掌已经在扶杆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但到站的提示音并没有响起。一号线时而平静时而颠簸，偶尔窗外闪过一抹飞驰的绿意，我真切地意识到原来北京这样大，两站间运行的时间如此长，长到我以为自己再不从扶杆上抽回手，就会被这座城市毛细血管里低吼奔驰的庞然大物同化、吞噬，成为它的养料。

新的出租屋离地铁口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报社每天上午开选题会，早上我步行经过通惠河沿岸，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停下，等着川流不息的车辆终于撕开一个缝隙，然后飞速地跑过马路，走上被绿荫遮蔽的人行道。林荫路只有几百米长，在一个小岔口，树荫突然消失，北京七月灼人的阳光扑面而来。北方的季候也像人一般有着爱憎分明的秉性，不论是严寒还是酷暑，都轰轰烈烈、毫无保留地来，又干净利落、戛然而止地去。我总是紧赶慢赶，在踏上站台的时候听到一号线地铁进站的提示音。到国贸，一号线转十号线的路曲折又漫长，我背着沉重的双肩包跟着人流移动脚步，四周都是行色匆匆、神色空洞又疲倦的上班族，在北京独居的日子里，失去了学校的庇护，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贴近“北漂”的一员。

但生活总有它柔软的一面。在这个我向往已久的平台，实习生被与记者同等要求对待，同期的实习生们每天一起走进格子间尽头的会议室，围着长方形的办公桌坐下，目睹自己的选题一个接一个被毙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飞速成长。记者和编辑们专业、谦和，又对怀揣理想的年轻人抱以最大的善意。我见过他们争论报道里一句话的去留，也会一字一句地指出实习生一篇稿件的问题在哪里。遥远的理想降落在现实，在这个大厦小小的编辑部里被具像化。能够碰触的议题变得广而深，尽管没有操作空间的选题、发不出的报道是这柔软中挟藏的锋利。我来不及思索那些来北京之前不断被提出的“为什么”，它们的答案已经跳到我眼前。

一天早晨六点，我被一通电话吵醒。电话从遥远的某省农村打来，那是我前几天刚刚初采的对象，一位认为女儿遭受了伤害的父亲。电话那头有断续的风声，他像是站在田间，语气掩盖不住焦急和疲惫，不停问我“这件事能报道吗”“什么时候可以有记者过来”。尽管最后事件的真相可能并不是他想象般“阴暗”，但我知道那个时候他已想了太多办法，记者是他的一种希望。

沟通中的坚冰在逐渐融化。八月我采访了从县城编制裸辞的姑娘，她有着大大的眼睛，笑起来很动人，讲起话来语速很快，犀利的思考一字一句地蹦出来。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真好。”我说。

“谢谢你，你知道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夸我了。”她说。我感受到一句话巧妙地在治愈我们两个人。

沟通是一种天赋。但除此之外，还有身为人的真诚、对个人与他人命运的悲悯、对世界的好奇心，我想这些更重要一点。技巧是铠甲，但热忱总会让人生出血肉。

从一号线走到十号线的那段路上，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个粉色头发的女孩。她背对着我走在前面，个子很高，粉发扎成一个马尾，或绾成各种好看的形状，在灰色调的人群中大步向前，脚步轻快。我想起一年前在地铁的人潮中我也曾见到一朵盛开的花，那时我短暂地丧失了对生活的期待和对自我的掌控，但对于未来的希望和勇气在这一年间，已经重新回到我的身体里。我还是会时常为一次采访、一篇报道而焦虑，但困难就像梦想长了一颗良性肿瘤，我要逐渐学会与生命中的阴影共存。

报社、出租屋，在北京我的生活两点一线。阳台和落地窗的月租是4000元，但实际上我享受它们的时间并不多。九月离京的前一天晚上，出租车驶过长安街，夜幕中一抹壮丽的红在车窗上飞逝而过。就像在我意识到那是天安门城楼之前，我已通过满目的“红”感知了它的宏伟，对当下生命最真实的体验，总是先于某些先验性的“道理”与“对错”。我知道北京、上海，无论我与它们产生怎样的牵绊，都终究只是一个来自异乡的漂泊者，未来我还会、也不得不用近工资半数的房租去获取一张远方的通行证和入场券，直到有一天远方磨灭我的期待。但此刻我还年轻。

新房间没有纱窗，但好在秋冬蚊虫不多，视野也算开阔。小区的楼房有米白色的外墙和红色的屋顶，晾衣杆从每家的窗口伸出来，花色各异的床单随风飘荡。红白相间中院里有棵枝叶格外繁茂的树，像一滴浓郁的、饱满的墨。

回到上海，我搬回了学校附近，拥有了一个朝南、阳光终于不会被遮挡的房间。

但其实这房子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好。比如，洗衣机的排水管没法固定，每次我们都需要手动把管子拿进卫生间，再把水放掉；客厅的空间十分狭小，为了不碰倒柜子上的瓶瓶罐罐，不得不侧身行走；卧室的角落里有大块的墙皮裂开、脱落，我只好买来贴画帮它美容，在墙上打上一个个鲜艳的补丁；楼道的监控是个坏掉的摆设，我搬来的那天抬头看见这个被掏空的半球，以为是燕子筑的巢。小区里电动车肆无忌惮地横行，与行人争夺地盘。我小心翼翼地贴着墙边行走，仍有车辆贴着我的手臂呼啸而过。

四次租房后，我接受了出租屋的不尽人意。毕竟那些几十年后再回头看或许如此重大的人生节点，发生时都不声不响，只有出租屋见证了我辗转反侧与内心缠斗的那些时刻，在无人知晓的夜晚接纳我的困惑与痛苦。

“你不是党员，这不太符合我们的要求。这个岗位只收党员。”

“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本地户口。”

“今年我们报社没有多余的记者岗位开放了。”

秋招被问到“为什么想做记者”，我感觉到内心的疑惑已经散去了，我可以诚实、坚定地回答，因为想认真地去写作、去面对世界，不想失去与人的连接和对世界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我看见了一点如萤火微光般残存的意义，即使它忽明忽暗，随风飘荡。但严苛的招聘条件、暂不开放的岗位和激烈的竞争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我们都在这样的浪潮里浮沉。不是党员、不是北京或上海户口、专业不对口，我再次被放在择业的天平之上接受审视，每被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就必须接受成为记者的可能性又少一分。其实围城永远存在，只是困住不同的人。在现实面前，“意义”一词太过沉重，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职业可以成为承载它的乌托邦。

离开北京的报社之前，一位老师劝我谨慎择业，“走出这栋大楼，外面的世界并没有那样美好，不要对这个职业抱有太大的幻想”。我深知这个编辑部如何保护和包容我们的稚气与理想主义。但一位远航的水手有天无意间见到了极光，哪怕只有一瞬，我相信他的余生都会感谢自己曾途经格陵兰岛。他是幸福的吗？我想，应该是的吧。

詹姆斯·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结尾写道，“我们立于大雪弥漫、浓雾障眼的山口，我们只能偶尔瞥见未必正确的路径。我们待在那儿不动，就会被冻死；若是误入歧途，就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们无法确知是否有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该怎么做呢？'你们当刚强壮胆'，往最好处努力，不要说谎，我们要睁大双眼，昂起头颅，走好脚下的路，不管它通向何方。如果死神终结了一切，我们也拿它没办法。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以大丈夫气概坦然走进下一幕，无论它是什么样子，不要做巧舌之辩，也不要掩饰自己的真面目。”

认真地写下去、勇敢地去面对世界、诚实地去面对自己，是我向未来的虚空中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我想起《3 idiots》中拉朱终于鼓起勇气说出的话：“我这一生仍会去做些有价值的事——今天我没有乞求神给我这份工作，我只是感谢他给我这样的人生。”

写作手记

第一次尝试第一人称的非虚构写作，收获了崭新的体验，也在文字中汲取了剖析自我的勇气。开始写作前，我一直以为自己的生活平淡无奇，害怕找不到选题来写，而一旦下笔，才发现原来这一年来我的生活早已发生了这么多奇妙的变化，拥有了无数个值得我一生回味的瞬间。我感谢这些瞬间。三明治短故事班是一个美好、可爱的大家庭，那么多年龄、职业、人生经历各异的朋友因为写作相遇，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感谢梓新老师一直给我肯定和鼓励，耐心地帮我梳理文章的线索和思路。无论未来在做记者或是任何事，我都相信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想认真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