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5日，在渡江战役两个月后，北平召开了全国政协筹备会议。
事实上，因为当时全国尚未解放，全国人大召开尚不具备条件，因此后续筹备召开的全国政协还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也因为新中国成立在即，国旗、国歌以及国徽的制定就成为此次政协筹备会议的当务之急。
此项任务就交给了筹备会第六小组。
同年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向全社会征集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
当然，相较于国徽设计以及国歌词谱，国旗的设计就要简单不少，既可以是团队合作，也可以是个人设计，当时报纸上刊登出征集国旗的公告以后，除了各个团队争相参与外，还吸引了不少人在工作劳动之余动手设计。
到后来征集上来的国旗草案就有3012幅（一说2992幅），远远要超过国徽、国歌草案（其中国徽稿件一百一十二件，图案九百幅，因设计不尽如人意因此未通过，国歌稿件先后两次征集，第一次350多件，应征集不足数，第二次征集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当时，远在上海的一名普通职员自然也没想到，他能从3000多幅国旗草案中脱颖而出。
一
1949年夏，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的秘书曾联松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征集国旗方案的通知，心中顿时涌动，决心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当然，作为一名爱国青年，曾联松并不简单只是一个职员那么简单。
曾联松从1935年起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曾经黄大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大支部委员（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参与地下党组织活动，可惜在1940年因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曾联松与组织失去联系。
至1985年11月，曾联松才又被批准同意入党。
个中艰辛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
曾联松之所以要参与国旗设计，与他这段革命经历不无关系。
“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当然，曾联松上学期间接触过绘画，有美术功底，这也奠定了他在设计国旗时能充分运用艺术思维来解决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不过，光有美术功底，并不能帮助曾联松。
首先，曾联松不是专业的设计人士，想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拿出设计图样很困难，更难的是，他身边也并没有专业团队的辅助。
多年后，曾联松透露自己设计国旗时的心路历程时坦言：
“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国旗设计的要求，即便是很多年过去，曾联松依然倒背如流。
“第一，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第二，要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红色为主。”
对于曾联松而言，最难突破的在前两条，到底应该如何展现中国特征，如何体现政权特征呢？
曾联松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以至于茶饭不思。
据曾联松的家人回忆：那段时间，曾联松下班以后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两次地催促才肯下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年幼儿子都对妈妈说，要不要带爸爸去看看病。
突破是在一刹那间突然出现的。
二
一日，曾联松苦思冥想，突然窗外传来沪剧“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曾联松眉头紧皱，口中喃喃自语“星星、星星”，顿时就容光焕发，他自己是参加过革命的，虽然他并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波澜壮阔的那段时期，但也清楚，红军不就是把红五角星当成革命的象征吗？
用五角星作为国旗的主体就这样敲定下来。
不仅如此，曾联松还从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启发。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曾联松决定，以一颗大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当然，对于这五颗星究竟应该在国旗上如何排列，曾联松一开始有不同的考虑。
一开始，曾联松计划把大星置于红旗中央，四颗星环绕周围，但又感觉视野不够开阔，于是将大星置于左上角，但对于四颗星如何分布，曾联松则是较尽了脑汁。
据曾联松挚友张公度回忆：
“有一天，他叫我上阁楼看一样东西，是用油光纸剪制的国旗图案。那五颗星在旗面上从左上角到右下角排列，五颗星是大星领头，依次四星排下来。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不成了领带了吗？一点不像国旗。他见我反对，自己也摇头了。”
许久之后，曾联松才确定了四颗星环绕大星的方案，并把小星设计成每一个角都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大约是在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才把自己设计的国旗样式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并起草了图案说明词：
“旗面为红色，象征祖国蒸蒸日上；五星为金黄色，象征中华民族的肤色（黄种人）；五星中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星中的锤头、镰刀代表工农联盟）；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象征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五星构成椭圆形，象征中国疆土之形状。”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在一众设计草案中并不显眼。
当时，递交给政协筹备会的稿件很多，不少还是出自专家学者之手，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中郭沫若、陈嘉庚等成员也提交了自己的设计草稿。
曾联松的设计草案在初选中即遭到了淘汰，后来还是政协代表、著名剧作家田汉在评选中特别提出意见，五星红旗才作为复字第32号进入候选，与另外37幅国旗设计草案一起被列入《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
不过，在小组讨论时，有人提出应该去掉类似苏联国旗的“镰刀斧头”的图案，因此正式提交政协会议讨论的五星红旗从这时开始已经有了变化。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9月23日，分小组讨论了国旗方案。
一开始，各方面分歧都很大，尽管以田汉为首的代表赞同复字第32号，但包括毛主席在内的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4号团，即以一颗星加一条横杠。
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在国旗设计上体现版图特征，即加横杠表示长江、黄河，后来是张治中明确向毛主席表示，加横杠有分裂祖国的嫌疑，而且容易让人联想起孙猴子的金箍棒，促使毛主席的态度发生转变。
随着众人达成这一认识后，陆续有代表提出另外一种意见，即国旗上体现政权特征比版图特征更重要。
1949年9月25日，毛主席先是在座谈会上说明了赞同五星红旗的理由，赢得了各方赞同，当天晚上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毛主席再一次申明了理由：
“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至此，五星红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再无异议。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中，第四点规定：
“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三
不过，也许是因为时代所限，身为五星红旗的创作者，曾联松一开始并没有收到通知，他是在报纸上看到自己设计的五星红旗当选为国旗的消息。
尽管如此，也足以让曾联松振奋。
1950年11月，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寄来的一封信，这才被告知他是国旗的设计者，并获得了奖励旧币500万元（折合新币500元）。
曾联松还遵照来信指示予以复函，并谦虚的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内容是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及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之下创造出来的，国旗的形式是政协会议所决定，因此我对国旗的设计是谈不上什么贡献，但承中央人民政府这样重视地予以奖励，觉得非常荣幸，特致谢意。”
可在后来岁月里，曾联松并没有因为他是国旗的设计者就享受殊荣，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他被打入另册，备受艰难。
曾联松过去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阴差阳错之下与组织失去联系，建国后曾联松始终致力于重新入党，并先后五次递交申请书，但都被驳回。
至拨乱反正后，曾联松处境有所好转。
1979年10月1日，曾联松受邀出席了建国30周年庆祝，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1985年，曾联松被批准重新入党，时年68岁，而且组织上根据曾联松的特殊情况，特别公示，他入党不需要预备期，从入党那天开始就是正式党员。
直至晚年，曾联松身体虽然不好，但他始终也没有闲下心来，常去学校、部队走动，宣传爱国主义教育。
故事讲到这里也就算是结束，但五星红旗的故事还没完。
1995年10月，中日两国联合组成的科考队在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墓地上进行例行考古挖掘，在挖开一座东汉中后期的8号墓时，该墓是一座合葬墓，其中一具遗体上绑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织锦。
科考队员几乎没费什么功夫就辨认出了上面的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尽管如今的社会已经高度发展，但更多的人们还是更愿意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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